第一节 电视艺术与文学

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历史悠久，成就辉煌。文学与影视都是人类表达、讲述自我的不同形式，是人类创造的艺术形式，它们的思维形式也有共同之处，只是具体展开的过程、策略、方式、技巧有所不同。实际上，二者一直在彼此参照对方，影响对方，并接受对方的濡染，从而推动自身的发展。因此，文学与电视一直存在着互动关系。众多影视作品的创作实践证明：文学是影视的根基，影视可以强化文学的效果，但凡优秀的电视艺术作品，都具有浓厚的文学性。

一、文学是电视艺术的母体

电视荧屏上的各类节目，无论是新闻、广告，还是电视剧、电视文学作品，都必须经过二度创作，才能产生荧屏形象，否则便缺乏基本的艺术美感和文学素养。在这个创作过程中，一度创作的核心是文学剧本，即剧作者编写的剧本。只有在文学剧本的基础上，导演、演员和其他相关工作者才能进行二度创作。二度创作是影像创作，即电视导演根据文学脚本进行整体的艺术构思，并将其付之于演员、摄像、音乐、美术等部门去实现。这是对电视导演各方面的艺术水准，特别是文学素养的全面考察和检验。可以这样说，电视导演的文学修养体现在电视艺术创作的全过程之中。事实上，电视屏幕上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都有一个文学性的问题，可以这样讲：文学是一切电视作品的基础。

之所以说文学是电视艺术的母体，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文学性是电视艺术的基本特性。电视艺术是兼容性很强的艺术，它不仅兼容科学与艺术、时间与空间，而且兼容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绘画、摄影等艺术元素。这些艺术元素往往被有机地组织在一起，融入电视艺术的整体构思中。正是这诸多元素的有机交织、渗透、融合，构成了独立的、新兴的电视艺术样式，从而使得电视艺术本身拥有了较浓厚的文学性、戏剧性、音乐性、绘画性。但是在这诸多的构成元素中，文学性应被看作是最基本的元素。一种电视节目可以没有戏剧性、绘画性或音乐性，但不能没有文学性。

其次，文学思维方式是电视艺术的重要思维方式。当我们创作一个专题片、纪录片、电视剧或者音乐电视的时候，首先会考虑确定一个主题，然后再构思如何组织结构、安排情节等等，这即是从文学的角度进行构思。主题、人物、情节等概念，正是来自于文学。也就是说，文学思维是电视艺术不可缺少的思维基础。当然，电视节目的创作还涉及从文学思维到电视思维的转换问题。比如电视散文是电视与文学合一、声像结合的艺术形式。要将文学散文的美感、情愫和志趣传达给电视观众，就一定要经过文学思维到荧屏思维的转换，运用画面、声音、造型甚至光效、色彩、影调语言，营造意境。

再次，电视艺术作品的创作手法具有文学性。电视与文学的联姻是电视艺术发展的必然。电视的诸多创作手法直接来源于文学，例如电视新闻节目中的深度报道，如新闻述评、新闻专题、系列报道、连续报道、新闻特写、背景分析等，在严格依据客观事实的前提下，把文学中形象的美学思维和丰富的创造力融入电视记者的采访拍摄和解说技巧当中，可以极大地增强电视新闻节目的可看性。而一些专题类栏目也往往借助中国评书、戏剧、章回小说的叙述模式，使节目内容一波三折，悬念迭出。比如曾经收视率很高的《社会纪录》栏目，突破纪录片的局限，利用戏剧的编排技巧，以故事化的方式一一呈现，通过合理的结构安排，尽可能挖掘事件本身的蕴涵，巧妙地将之处理成一集集生动精彩的生活情景剧，其故事极为符合中国传统戏剧理论的形式规范。

复次，电视艺术作品的文学性还体现在电视画面的象征性、隐喻性、夸张性、对比性等来自于文学的修辞格上，这些修辞格为电视艺术叙述故事和表现情感所用。中国电视纪录片史上的又一巅峰之作《故宫》，无论在开拓思想文化内涵，探索精神领域方面，还是在拍摄规模、范围、手段等诸多艺术表现方面都取得了新成就。该纪录片由内向外探赜索隐、钩深致远，通过对故宫建筑、人物、书画、瓷器、历史变迁的挖掘和呈现，力图深入统治者的精神世界，探寻历史发展的脉络。该纪录片较多地采用了文学中常用的直抒胸臆、借景抒情、托物抒情、叙事抒情等手法，创造诗的意境，特别是在讲述宫闱内不为人知、真实鲜活的人物命运、历史事件和宫廷生活之时，“在严肃性和趣味性之间，通过合适的切入点和表达方式，来做到两者的平衡。将深刻的意义和宏大的主题寓于具体的事务和生动的细节当中，抓‘独家发现’的细节、讲‘不为人知’的故事、说‘生动典型’的人物”。也正因为文学手法的运用，使得《故宫》较以往同题材的纪录片在解说词的感染力度、文化内涵的深度上高出一筹。

最后，广泛运用于电视艺术中的隐喻蒙太奇、表现蒙太奇、平行蒙太奇等手法与文学有极大关联，实为文学创作中的象征、夸张、比拟、衬托等表现手法。不过，文学是文学语言的艺术，电视则是音画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需要人们经过阅读再加上想象，才能对其进行欣赏，而电视艺术则不然，可以直接看到影像。这种表达、传播的方式与途径的不同决定了电视艺术同文学的根本区别。

总之，电视节目质量的高低，与创作者的巧思妙想、文学思考和美学追求密不可分。电视节目的最高宗旨，是要向观众传递真善美的理念。

二、电视艺术对文学的重塑、保存和普及

文化消费时代的到来，使光影、图像充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也改变着文学与艺术的疆域，两者的关系更为密切，共生互补。这一方面表现为电视对于文学的借鉴，从文学中吸取营养；另一方面，文学也随着视像文化的迅速发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通过电视媒体焕发出勃勃生机。

电视对文学的多重作用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方面电视保存和普及文学艺术作品，成为文学的一种重要传播手段。电视的广泛普及使得高高在上的文学作品插上电子的翅膀飞入寻常百姓之家。电视文学是大力普及文学作品，进一步发挥其社会功效的最好方式和途径。文学艺术通过影视传播，不但能使传统文学艺术被广泛接受，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而且还能弘扬民族文化，开拓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重建现代人文传统。当然，电视对文学的积极作用虽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它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可忽略的。首先，电视在普及文学名著的同时，也存在任意篡改、歪曲、媚俗化的倾向，一些编导为了迎合尽可能多的观众的需求，不惜把一些名著改得面目全非，看似人物还是那些人物，可灵魂和精髓早已荡然无存。其次，电视制作商为追求巨额的经济利润，制作粗制滥造、狗尾续貂、肤浅化的电视作品，无情地抽空了观众的热情。再次，电视传媒的疯狂魔力，还使当下的文坛创作自动接受了影视化的写作模式，尤其是小说创作日益呈现一种炫耀、自恋和媚俗的倾向。

另一方面，电视通过电视剧、电视专题片、电视纪录片对文学进行了重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文学内容的扩展和丰富。电视剧往往集数较长，擅长展现复杂的故事情节和丰富的人物类型，把文学作品改编成电视剧，往往需要对原著进行一定程度的扩充，尤其是当原著内容凝练、短小之时就更是如此了。热播电视剧《潜伏》即是例证，龙一创作的《潜伏》本来是短篇小说，只有1万多字，所有人物加在一起也不过六七个。改编成30集的电视剧后，时间跨度大大加长，人物更为丰富和丰满。《潜伏》可以说最忠实地继承了小说的精髓，又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小说的外延，其中导演兼编剧姜伟功不可没。但也有不少改编电视剧注水现象严重，张爱玲的作品尤其受到诟病——《金锁记》由3万字改编成22集，《半生缘》由10多万字改编成30集，《倾城之恋》由2万多字改编成34集，《倾城之恋》编剧更是捕捉原著中的蛛丝马迹，大胆地挖掘扩充，增添不少枝节来充实剧情，比如白流苏和范柳原相识前的生活占去电视剧内容的一半，增加新的角色以丰富人物经历，男女主角的性格也变味了。其实，文学作品改编成电视剧，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对于一般观众或没有读过原著的人来说，适度交代背景和人物是必要的，电视剧的叙事容量也允许创作者进行一定的铺陈加工，但如何把握好度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否则最后的成品极有可能丧失原著风骨而变成狗尾续貂。

其次，对多种文学样式的探索。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演进，我们的生活已然跨入电子时代，电影、电视、网络、手机视频充斥我们的世界，让人目不暇接。电子科学技术的发展，除了使人类生活更便利，信息更流畅外，还创造了文学艺术的新的存在方式，无形中使电视与文学牵手而演变成“电视文学”。《中外影视大辞典》对其是这么定义的：“运用特殊的屏幕造型手段，借助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塑造人物形象，表达思想感情，具有文学和艺术审美情趣的电视艺术作品。电视文学概念的外延十分宽泛，它不仅包括电视屏幕上的一切文学样式，如电视小说、电视散文、电视报告文学等，还包括电视剧文学剧本、电视专题片、电视纪录片、电视艺术片内部构成中的文学成分。我们可以这样说，文学是一切电视剧目创作的基础，电视离不开文学性。”从1958年电视诞生以来，荧屏上就涌现了电视小说、电视散文、电视诗歌、电视报告文学等崭新的电视文学新样式，它们在电视屏幕上构筑了一个完整的电视文学系统，形成了一个电视文学家族，创造了一个电子时代的电视文学世界。

最后，对文学内涵的当代演绎。借助大众传媒强大的号召力，“三国”文化在今天取得了往日不可比的传播效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电视荧屏上就时不时地掀起一股三国潮流，这些电视作品以三国历史和《三国演义》为基础，刻画和再现了三国时期跌宕起伏的战争和政治风云变幻，从不同角度阐释出三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和战争谋略。许多创作者不再拘泥于三国历史或者三国演义的故事本身，大胆地进行自己的再创作，用时代的眼光来解读传统，如此一来，“我们得到的已全然不是书本上那些原有的东西，我们看到的是结合了历史文本精髓与现代理念的新的文化模式和新的文化产品”。对文学作品内涵的当代阐释，其中也有观众的功劳。比如香港TVB清宫大戏《金枝欲孽》展现的清官众嫔妃之间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情节，活脱脱就是一本“深谙‘OL’心理的办公室处世教科书”，其跌宕起伏的剧情，处处暗合着当代职场人生的百转千回，受到众多城市白领女性的青睐。就连该剧的监制戚其义也承认：“《金枝欲孽》中可以看到许多在家庭、公司中发生的问题，这套剧能反映当下的社会心态，所以受到人们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