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重现——媒介与社会记忆

◎ 〔德〕阿莱达·阿斯曼扬·阿斯曼 著

◎陈玲玲 译 丁佳宁 校

社会记忆的基础

绪论

记忆不仅产生于人自身，也产生于人与人之间。它不仅是一种神经或心理学现象，更重要的还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在交际和记忆媒介中得以发展，记忆媒介确保这些交际的再次识别性和连续性。决定回忆内容和方式的因素，除了记录和保存的技术手段外，还有重要的社会框架。基于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这篇文章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文化记忆理论主要从文化角度对记忆的形成进行研究，并对组织“文化和记忆之间关系”的媒介和机构进行探究。在过去，文字、印刷术等媒介，经典化的机构以及文本阐释从根本上提高了形成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可能性。与之相应的是电子媒介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可以理解为交际、记忆和媒介三者间的具有历史性变化的关联。

协调性和持续性：文化的共时维度与历时维度

文化有两项任务。一项是协调性，即通过创造同时性使交际成为可能。协调性要求建立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体系并在技术和概念的层面上备置一个共同的生活视野，文化的参与者能在这个视野里相遇并进行交流。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通过时间调整将社会的协调功能称做“第五维度”（埃利亚斯：1987）。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要使一个社会成为可能，就不允许在经历的主体间存在时间差。他们当下的经历必须是同时的，也就是说经历根据他们各自的理解必须同时结束。不仅仅是当下本身，他们的未来时间视野与过去时间视野也必须一致，并……保持相同的距离。（卢曼，1971b：第54页及55页）

文化的另一项任务是实现持续性。它从共时维度转移到了历时维度。文化的产生并不是通过使人们能够利用符号，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信任地交流并在更大的联盟中共处共事这样的方式。文化也为每个个体和每一代人提供了条件，使得他们不必从头再来。在此，我们关于文化记忆和社会记忆的问题将从文化的共时维度引至其历时维度。

记忆是实现历时性和时间延续的器官。从本质上讲，它有两个不同的功能：储存和重建。在德语中，这两个词通常与“记忆”和“回忆”相联系。这两种功能都参与到了建立历时性即延长时间这一过程中，即便它们的参与方式不同。记忆是一种以编程和繁殖原则为基础的再生产，该原则使文化模式得以延续。这种（深层结构的）形式储存保证了（明显的）行为的可重复性，并由此赋予了文化再生产的能力。这并不是指“大量复制”，而是在象征的感知世界、行为方式、赋形这三者的连续性的层面上说的。

记忆的另一个功能，即重建，以连续性的中断为前提。一种持续性在深层结构的储存中得以实现，它使今天表现为昨天的延续并使二者无法分离；而重建却是以对昨天和今天的明确区分为前提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决定我们对回忆的一般化理解的过往才参与进来。编程作为无意识的连续性使再生产成为可能，再生产超越传统的断裂，从而建立了有意识的连续性。

作为记忆的文化

文化一再被看做“记忆”。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提出这个观点会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例如，在生物学进化模式的框架下，文化被理解为复杂的存活机制，它为适应环境的变化提供了保障。从这个角度看，文化表现为记忆以及存储器，也就是说文化是行为条件的总和。这些条件是在个体生理学的基础上作为基因信息积累下来的。认知潜力与生物学基础之间的界限是流动不定的。我们想起了生物学家的种种说法，诸如“某些东西是我们不必学也无法学的，因为我们已经通过神经系统的基因构造图将这些东西继承下来了”，有些东西“为了生存，某些东西已经写进我们的神经节里了”。这些说法涉及了物种记忆：

以由基因型和表现型来确定的经历和认识为前提，我们随身携带着40亿年的经验。我们的认知机制中隐藏着从几十亿年中获取的信息。（Frankl1985：第11页和第15页）

文化记忆曾被那些从先验知识角度出发的人归为基因型。柏拉图的记忆理论将所有的认识解释为对无形的超越时间的想法的重新认识。这个理论出人意料地重现在我们这个世纪的心理学家荣格（G.J.Jünger）的论题中。荣格的出发点是以个人记忆为基础的人类集体记忆。他认为，个体记忆不是一张尚未书写的白纸，而是一张已被涂抹上某些形象的纸。荣格借助这个假设解释了某些原型及原始象征的超历史的普遍存在。托马斯·巴特勒尔（Thomas Butler）补充了这种看法。他将人类历史看做精神进化史，认为在这一进化过程中，跨代交际的一个基本功能与基因遗传的原型是相对应的（巴特勒尔，1989：第3页）。

俄国符号学家尤里·洛特曼（Jurij Lotman）抛开这些生物学或集体心理学的前提，将文化定义为群体的不可遗传的记忆。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文化可以被理解为集体的不可遗传的记忆。这种记忆表现在某种特定的由禁令和规章组成的体系中。……同时，文化，即集体记忆和集体意识的体系，也表现为一个对各个集体而言统一的价值体系。[洛特曼/乌斯宾斯基（Uspenskij）1977：第1页]

洛特曼把文化理解为一个依赖于“自我描述”的、以自我重组和再生产为目标的体系。当文化“为自身创造一种独特的模式”时，人们可以说，文化是一种记忆。

“不可遗传性”这个文化符号学论断在社会学和生物学两个领域之间掘开了一道鸿沟。在动物界，能力的遗传是一次性的、可靠的，并且每一代的遗传都会进行更新。动物的知识是本能的，这等于说，它们的记忆是储存在基因上的。“文化是不可遗传的记忆”这种说法让我们超越了生物学范畴转而注意到象征的范畴。人类的本质体现在拥有同质的内涵以及都是信息的加工者，象征正是这一本质的结果。在象征层面也同样会产生“记忆程序”，但它却不是扎根在基因上，而是在社会性里。象征能力正是社会学范畴里的一个功能。象征只在人与人之间的框架内被生产和被传递。

如果文化不能通过基因遗传得到保证或者至少得到支持，那么关于继承传统和保证传统的形式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传统通常被看做某种基础或者文化力量。在过去，传统更经常地被当做一个“主管机构”，因为它被描述成复杂的行为构造及机构构造。我们提出用记忆来代替传统的建议，是为了将草率的回答替换为开放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团体来说，那些重要的知识是通过何种方式带着何种目的代代相传的？

莫里斯·哈布瓦赫的社会记忆理论

莫里斯·哈布瓦赫在不同的书中都提到了他的中心论点：不具有社会性的记忆是不存在的。就算是隐秘的个人回忆也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产生的，始终离不开社会性这个基础。我在回忆的时候会想起他人，也要依赖他人的回忆。因此，在自己和他人的回忆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线。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们产生于日常生活互动的过程，使用的是共同的框架。另一方面还因为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他人的记忆。如果我们假设一个极端情形，假设一个完全孤立的人，那么这个人根本不会有回忆，因为：

世上不存在游离于这样的相关框架之外的记忆，这个框架是为活在社会中的人服务的，目的是确定他们的记忆并重现他们的记忆。（哈布瓦赫，1985a：第121页）

以下是哈布瓦赫记忆研究（哈布瓦赫1985a及1985b）中的重要结论：

记忆的社会形成：“记忆具有社会性”有两层含义：首先，它产生于集体又缔造了集体。其次，个人记忆属于群体记忆；人们不是单纯地活着的，人们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进行回忆的；个人记忆正是各种不同社会记忆的交叉点。

重建性：社会记忆有一个重建的过程：过去只是保存了那些“每个时代的社会在各自的相关框架下能够重建起来的东西”（哈布瓦赫1985a：第390页）。因此，回忆是以“依附”于一个意义框架的方式被保存下来的。这个框架是虚构的。回忆意味着赋予在框架内曾经历的东西以意义；遗忘则意味着意义框架的消解，在这个过程中某些回忆失去了相关性，因而被遗忘，同时，其他的回忆进入新的框架（关系模式），从而被回忆。

记忆与历史：集体记忆具有连续性和可再识别性的特征。它的功能在于设计一个独特的轮廓并保证集体的独特性以及持久性。与“被居住”的记忆相对的是“未被居住”的历史，它与群体认同没有任何关联。始终不够客观的集体记忆以复数形式存在，相反，“客观”的历史是以单数形式存在的。历史编纂学不被回忆，因为它没有载体。在记忆的框架内，变化会被大规模地淡化掉，而在历史的框架内，变化却会被找到并记录下来。

哈布瓦赫借助以上结论开辟了社会学的记忆研究的道路，我们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一小段，对术语的区分做出几点建议。

社会记忆的构造

交际性的短时记忆和文化性的长时记忆

可以说哈布瓦赫是“交际性”社会记忆的发现者。他最先系统地阐明了交际社会记忆的社会性、重建的框架及其主体相关性，并用各种不同的证据来说明。而对于媒介、时间结构、社会记忆的不同功能的问题，哈布瓦赫则关注得比较少。因此接下来将介绍从哪个角度来进一步区分与“社会记忆”紧密相关的概念。

民族学者以及口头历史的研究者发现，如果没有文字，社会记忆的存在时间就会相对短一些。民族学者简·万西纳（Jan Vansina）在研究了非洲部落的历史观之后得到了几项重要发现（万西纳：1985）：

——口头传承基本上只有两种根据，一种是存在于生者回忆中的新近的关于过去的信息；另一种是来自起源时期的信息，也就是众神与英雄时代的神话传说。

——这两种根据，即新近的过去和绝对的过去，直接发生碰撞。

——新近的过去通常只能追溯到三代以内。

这几项观察也在其他报道中得到了证实。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这样描写英格兰的近代早期：“无数的家族史直接从传说中的始祖跳进现代，正如一位古玩商说的，‘就像没有躯干的头和脚，像没有中间部分的两端’。”（托马斯：1988：第21页）这两种过去的根据，这没有中间部分的两端，对应着两种记忆框架，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我们将它们分别称为交际记忆和文化记忆。

交际记忆与新近的过去有关。它是一种与同代人共享的回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代际记忆[芒特雷（Mentré）,1920]。代际记忆历史性地充斥于群体之中。它随着时间产生，又随着时间消逝，更确切地说，随着它的载体产生和消逝。当将记忆具体化的载体死亡后，它就要让位于新的记忆。

在大多数情况下，交际记忆会不引人注意地安静地消失。一段记忆“悄无声息”地消逝在另一段记忆之后。只有将不断被确认并存在的经历与之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些不引人注意的记忆消亡才具有历史意义。纳粹时代的暴行正是这种情况。十年之后，那个时代的人将会消失。对那代人来说，希特勒对犹太民族的迫害和灭绝成了他们个人的创伤经历。部分在今天仍旧鲜活的回忆，在明天只能通过外部的存储媒介来传播。这一过渡已经在一批当事者所书写的回忆作品里以及资料的深入收集工作中有所体现。

从交际记忆到文化记忆的过渡是通过媒介来实现的。媒介可以使后代成为早已过去并已被遗忘细节的事件的见证人。它大大拓宽了同代人的视野。媒介通过将记忆物质化到数据载体上这一方式为鲜活的回忆在文化记忆里保留了一席之地。照片、报告文学、回忆录、电影被保存在客观化的过去的庞大数据库里。而进入现实回忆的道路之门并未因此而自动打开，因为还需要所谓的第二媒介，即那些可以再度激活所存储的记忆的媒介。我们将文献资料称为第一媒介，而将纪念物称为第二媒介。文献资料立足于信息的编纂与存储，而纪念物则立足于由社会决定和实践的有价值的回忆的编纂和储存。

交际记忆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循环，而文化记忆却不同。正如尼克拉斯·卢曼一语中的地说道：因为“身份认同并不决定日常应用”（卢曼1979a：第336页）。作为文化意义循环的交际空间，首先涉及的是节日、庆典以及其他仪式性的、庆典性的行为因素。在这种庆典性的交际行为中，文化记忆通过其具有象征形式的全部多媒体性得到展示：在没有文字的氏族社会里，它首先通过仪式、舞蹈、神话、图案、服饰、首饰、花纹、道路、标记、景致等形式表现出来；在文字文化里则通过象征性的代表物（例如纪念碑）、公开演说、大规模的纪念仪式等形式得以体现。这些行为的首要目的是保证和延续社会认同。

“被居住”的功能记忆和“未被居住”的存储记忆

口头交际记忆在运用文字的社会中也有它的意义。重建有限的尘世视野中的记忆构成了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的对象。这是历史学科中一个较新的分支，它阐明了将过去的日常知识开发为历史源头的方法。“口述历史”的所有研究都表明，即使是在实实在在的社会里，鲜活的记忆也只能追溯到80年以内[尼特哈默尔（Niethammer）,1980]。接下来要说的不是原始神话，而是来自教科书和纪念物的数据，也就是历史编纂学的客观化的官方传统。

然而，伴随着向文字性的过渡，文化记忆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字作为一种媒介的出现，除了提供某些实际的功能外，还为文化意义的外部存储从根本上提供了可能，这意味着社会记忆的结构发生了一次深刻的转变。随之而来的潜力蕴藏在信息编码和信息存储中，这种方式超越了鲜活的载体，并不再依赖集体演示的更新。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趋向于无限制的信息堆积。媒介的物质化打开了鲜活的具体化回忆的视野，同时也为抽象的知识和传统创造了条件。

对于文字带来的结果最普遍的描述是：储存的东西能够多于被使用或被更新的东西。记忆的范畴分为前景和背景，即被居住的更新了的领域和未被居住的潜藏领域。一条相似的界线已经在个体记忆的内部延伸开来。在心理学中，回忆也有被居住和未被居住之分。未被居住的回忆是潜在的、不稳定的回忆，且也是尚未克服的回忆。在记忆领域里，在使经验获得教化、驯服、符号化的那个地带，蔓延着一片广阔的无组织的天地。在这里，我们想把这些回忆景象里的不同区域区分为存储记忆和功能记忆。存储记忆划定的区域始终大于意识范围；相反地，功能记忆则只关系到各自的被居住的区域。

存储记忆包含许多杂乱的因素，是一个未分类的储备。在个体的内心层面，这类记忆的因素极其不同：部分是不活跃且不具有生产力的；部分是潜在的未受关注的；部分是受制约而难以被正常地重新取回的；部分是因痛苦或丑闻而深深被埋藏的。存储记忆的因素虽然属于个体，但是个体却远不能支配它们。在集体层面，存储记忆包含了变得不可使用的、废弃的、陌生的东西以及中性的、身份抽象化的属于数据或资料类的知识，当然也包含了错过的可能性以及可供选择的全部内容。

我们将记忆中真正被居住的那一面称为功能记忆。在功能记忆中，涉及一段“占为己有”的记忆，涉及它是如何产生于选择、联结、意义建构这一过程，或者用哈布瓦赫的话说，是如何产生于框架构成这一过程的。那些无组织的、无关联的因素进入到功能记忆后，就成了整齐的、被建构的、有关联的因素。从这种构建行为中衍生出意义，即存储记忆所缺少的质量。

功能记忆作为一种构建是与一个主体相联的。这个主体使自己成为功能记忆的载体或者内含主体。主体的构建有赖于功能记忆，即通过对过去进行有选择、有意识的支配。这些主体可以是集体、机构或者个体，但不管怎样，功能记忆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都是一样的。相反地，存储记忆不是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它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作用，即比起功能记忆，它包括了更多且不同的回忆。在外部存储技术的条件下，文化记忆失去了它的轮廓。对这些从根本上不受限制的、不断增加的杂乱数据、信息及回忆来说不再存在它们可以依附的主体。大多数时候，人们还可以谈到一种完全抽象的世界记忆或人类记忆。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两种新的记忆模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辨证的。

口头性→文化记忆

文字性→存储记忆+功能记忆

存储记忆与功能记忆之间的界线因此并不总是那么清晰的，因为它们的内容和存储媒介有可能多方面一致。当然它们的使用形式和功能是明显不同的。我们来概览一下它们之间重要的区别：

社会记忆的功能

功能记忆的动机：合法化、非合法化、致敬

功能记忆有各种各样的变体。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过去；而它们利用过去的动机却是不尽相同的。三个最重要的动机是：合法化、非合法化和致敬。

合法化所主导的多与官方或政治记忆有关。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政权和记忆的联盟在精心设计历史知识形式时的积极表现，尤其是关系到家族史的时候。政权需要出身，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正是家族史的记忆回应了这一缺失。

政权与记忆的联盟不仅有回顾过去的一面，也有展望未来的一面。统治者强权篡夺的不仅是过去，还有未来。他们希望自己能被记住，因而自己竖起了功德碑。他们希望自己的功德被提起，被称颂，被永远镌刻在纪念碑上或者至少以档案的形式保存下来。政权将其过去合法化，将其未来永恒化。这样说来，几乎所有我们知道的来自古老东方国家关于历史源头的说法都属于这种官方的政治记忆手段。

“纪念碑政治”有它自己的媒介。在古埃及，将历史代表性地永恒化最突出的例子是庙宇双塔式门的墙和外城墙。人们把对战争的描述当做展现法老事迹的民间传说来读，这些传说使法老的事迹永垂不朽。除了这些不可移动的纪念物以外，一些小型的物件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们的首要作用是支撑这些知识的循环。阿梅诺菲斯三世（Amenophis III）（公元前1400—前1360）为了纪念发生在他统治时代的重大事件（海域的开辟，与米坦尼王国的公主成婚，捕猎狮子等野兽等），便命人打造了所谓的圣甲虫。在凯撒时代的罗马，统帅将他们战场上的胜利烙印在硬币上。路德维希十四世（Ludwig der XIV）命人铸造了刻有他最重要事迹的纪念奖章，如果将所有奖章都收集起来，那么就产生了一部路德维希十四世的“金属编年史”。

官方记忆政治的特点是，打造一种现时的记忆来篡夺过去的记忆结构。为此阿莫斯·本-阿夫纳（Amos Ben-Avner）写道：“每个政权都构建自己的历史版本，这个版本作为国家的官方记忆不断地以各种媒介方式被宣传，例如教科书、雕塑、街道名、纪念庆典等。当人们以国家的话语权来编写官方记忆的时候，民族记忆却变得更加不可把握。民族记忆属于莫里斯·哈布瓦赫所研究的集体记忆，却比其他所有的记忆都广泛，因为它跨越了社会、种族、地理三种界限。政权的目标就在于掩盖官方记忆和民族记忆，以减少来自后者的威胁。”（本-阿夫纳，1989：第87—88页）

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也强调，记忆内部被居住的范围越小，花在外部支持和明显标志上的功夫就越大（诺拉，1990）。官方记忆的软肋在于，它要依赖官方审查以及人为绘制。它的持续也有赖于支撑它的权力的持续。在这点上，官方记忆就像是一个房间，里面的家具摆设随着新房客的更换而更换。在近代，社会记忆涉入政治领域的程度越深，其相应的有效期就越短。

非合法化，即非官方记忆活跃的、批判性的或颠覆性的反回忆，构成了功能记忆的第二个变体，即其第二个动机。

常言道，历史是由胜利者撰写的。同样也可以说：历史是被胜利者遗忘的。胜利者可以忘记历史，但战败者却不甘心失败，像被诅咒了似的，不断地回忆，眼前一再重现历史，想着它本应该是另一个样子的。（布尔克，1991：第297页）

关于非合法化回忆的一个眼前的例子是1989年举行的纪念伊姆雷·纳吉（Imre Nagy）的典礼。他在1956年匈牙利起义中当上了总理，起义失败后被苏联军队处决。共产主义统治者从历史书上删去了对他的纪念，并小心翼翼地让公众保持对他的距离。然而，对他的纪念却并未因此消失。1989年，一些持不同政见者首先在巴黎公墓里安排了一场具有象征性的葬礼，同年，还在媒体的参与下为他在布达佩斯公墓举行了一场贵宾级的、隆重的迁葬仪式。伊姆雷·纳吉是官方消灭记忆的典型，成为反回忆的象征性人物，也因此成了促进最近的匈牙利反斯大林活动的一个决定性诱因[萨博（Szabo）,1991]。

以战败者和被镇压者为载体的反记忆的动机是统治权利关系的非合法化。它具有政治性，因为同官方回忆一样，涉及行为主体的合法化以及权利的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被选择并被保存下来的记忆不是为当下提供基础，而是为未来，也就是说，为了现存的权力关系颠覆以后的当下。与家族史回忆相对的是转世论回忆。前者着眼于关系的稳定性以及持久性，而后者则强调变动和变化。镇压是转世论历史思想的导火索之一。在这个框架下，历史以超越断层、翻转及变革为目标。新世界的乌托邦属于非合法化记忆，就如对古代进行大肆颂扬属于合法化回忆的雄辩一样。

世界末日预言书是最具典范性的转世论回忆体裁。在整个新旧世界中，它更新了革命性的反抗起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同时，它也是历史上被不断迫害不断消灭的体裁之一，任何时代的统治阶级都会将它提上审查计划。审查意味着消除反记忆以及与之相关的要求，不管是焚烧书本乃至焚烧人。塔西佗（Tacitus）在他的《编年史》（Annalen）中描写了罗马帝国时代指定的遗忘形式。在现代，乔治·奥威尔（G. Orwell）首先在他的小说《1984》中揭露了这一诡计。

利用过去并将其固化在社会记忆里，这种做法的另一个动机是致敬。我们把它理解为所有为了塑造集体认同的象征性表达形式。在宗教领域，这与构建集体有关，这种集体构建通过共同的回忆得到传播，并通过仪式和节日重新获得活力。节日“巩固”了与共同历史基础的联系。例如，犹太人的节日日历纪念了以色列的历史，从出埃及（逾越节）一直到迈卡比战争之后的恢复供奉（光明节）；而基督教的节日日历则纪念了基督的一生，从他出生到复活再到圣灵的降临。阿卡提的民主和法国大革命正是通过节日和与之相连的共同解放运动来缔造其宗教与政治同一性的例子。而在世俗方面，19世纪的民族运动就是一个例子。这些运动通过重构以及“创造”共同的传统为新的政治行为主体，即“民众”，缔造了身份认同。在民族运动的大背景下，原本的历史和传说以及重新被唤醒的风俗都变得具有“回忆的义务”了。民族记忆出现在民族国家重组的19世纪，随之在欧洲产生了一种新型的记忆政治。民族记忆并不局限于“文化领域”，它同样可以随时成为政治性的东西，正如官方记忆，尤其当它作为反对官方记忆的“反记忆”出现的时候，它那以纪念物、大搜查和宣传为基础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

存储记忆的特点：距离化、双重时间性、个体化

功能记忆是与政治诉求联系在一起的，它勾勒出了特殊的同一性。存储记忆构成了多角度的文化记忆的反面。存储记忆在它被消灭的地方，最清晰地体现了它的成效，例如在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里。在斯大林统治的俄国，文化的存储记忆被破坏殆尽，只有少数严格符合官方说教的记忆才是被允许的。奥威尔在他的小说《1984》中透彻地描写了这一关系，众所周知，其中的描写没有丝毫的夸张。

存储记忆之所以成为在政治上不受欢迎的记忆形式，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存储记忆的残存造成了社会记忆的惯性和迟钝，这同时也限制了存储记忆的可操作性。

——后代的想象深受存储记忆的某些特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又会重新融入功能记忆。这并不仅是被我们称为“文艺复兴”的文化现象的条件，还是文化变迁广义上的重要来源。

——存储记忆可以成为功能记忆的修正器。只有通过更多地被回忆、被实际使用，功能记忆的边缘才能保持可见。

功能记忆与存储记忆的界限之间的高度渗透性是它们得以持续更新的前提。当它们间的界限被打破时，双方的因素就能进行交流，意义模式也会发生结构性的转变。否则将发生的，就是排除存储记忆具有局限性的语境而实现的一种固化。如果这两种记忆模式之间的边界交流被一堵墙给封锁了，而存储记忆也被当做未被利用的可能性、选择性、矛盾、相对化、批判的异议被封锁在门外，那么，变迁也变得不可能了，这只会导致回忆的僵化及绝对化。

奥威尔的出发点是，只要人们不试图去操控或者消除存储记忆，那么它的产生便是自动的和可信的。然而，事实却不然。与功能记忆一样，存储记忆的自然程度也不高。因为所有具有文化意义以及历史影响性的东西都必须被塑形、被保存、被循环。因此，存储记忆需要特殊的形式和特殊的机构（档案），这些形式和机构保存了“昨天”，而这个“昨天”在“今天”的视野里却不再被使用。存储记忆阻碍交际记忆对过去不自觉的排斥，也反对功能记忆中有意识的减退。为此，存储记忆需要两个条件：文本的稳定化和/或一个直接脱离了社会使用功能语境的稳定化。

实现文本的稳定化，一方面是通过文字形式的物质化，文字使语言成为不可变更的存在；另一方面是通过固定化或经典化，它们保证了文本成为历经岁月的无可指摘的形态。首先是神圣的、合法的文学文本享有经典化的特权，接着才是因为作者身份而彰显的文学文本。这些文本真正有机会不依赖于它们是否被需要这点，而是通过文化存储记忆里特殊的功能记忆使自己经久不衰。它们构成了“想象的图书馆”的一部分，即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匈牙利作家格·康拉德（G.Konrad）则称之为“欧洲的记忆”。

文化存储记忆的另一个条件是“许可证”，它存在于脱离社会实用功能的过程中。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提供这样的场地和自由空间，那么存储记忆就几乎无法得到积累。这张“许可证”的具体内容即语境包括艺术、科学和博物馆。在这些语境下，文化信息被有距离地稳固下来。这是一种无论在口头的社会记忆还是在文字的功能记忆里都无法想象的模式。在这些信息中，有一部分必须被干脆当做是“未被居住的”，例如那些只有在科学或历史求知欲的驱动下才能重新被唤醒的信息；另一部分能通过教学法的或者美学的洞察方式被开发，例如某些能通过博物馆、电影、小说等一系列具有重现作用的媒介而被带回到公共意识领域的主题、提纲和事物；还有一部分信息在功能记忆里复活，在这些功能记忆中，不活跃的文化信息又一次被复活并被重新“居住”。我们以犹太神秘哲学为例来说明现时化的这三种方式。如果从它文化记忆的物质储存亦即从它在分散的手稿中的可理解性这个前提出发，那么这个复杂的意义结构首先可以在它的传播中得以历史性地重建，在它的发展中得到科学的阐释；其次，它能在小说中得到美学意义上的更新，例如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的小说《傅科摆》；再次，它在流行文化充满神秘主义的场景中，会被个人理解为宇宙的神秘。

当人们从与过去相关联的角度出发，并忽略功能记忆中的“聚焦”和“侵占”这两个典型特征时，可以说，文化存储记忆又具有双重时间性这一特点。双重时间性是保持距离的另一种形式，在时间轴上，它将昨天与今天隔开。与功能记忆一样，过去没有被作为当下合法且基本的前身，而是停留在另一个时间层面上，从而避免了机械性的干涉和占有。因此，存储记忆中就出现了一种时间复杂性，我们将这种复杂性称为“双重时间性”或者“时代错乱”，与交际记忆的同时性以及限定在某个时间视野里回忆的搭配相比，它显得比较突出，正如与将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的功能记忆的历时性一样。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存储记忆不能为集体同一性提供回忆的基础。内容的相对化以及嵌入式的保持距离刚好阻止了机械性的身份同一性关系。这种记忆的具体化，无论如何都是偶尔发生并特殊的，只停留在个体层面上。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能低估存储记忆对社会的意义。它为各种不同的功能记忆建立了语境，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提供了外部视角。从这个外部视角出发，可以使过去狭隘的视角相对化、被批判，尤其是被改变。赞同这个，反对那个，这肯定是毫无意义的做法。如今，两种模式同时存在于文化记忆领域。而对于文化的未来来说，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在新的媒介环境下的相互依存。

媒体发展和社会记忆结构的变迁

对媒体技术史的研究是从20世纪中叶忽然兴起的，这跟这个领域的快速变迁有着紧密联系，这一转变引发了与之相对应的关于各种媒介潜能与问题的反省压力。这段历史在文化领域里涉及范围很广，因此在这里也没法深入地对它进行描述。所以，我们看待这段历史的视角必须限定在与社会记忆的组织形式有着直接联系的视角内。

口头性与文字性

（1）知识的结构

在只能用口头语言组织的氏族社会，只有被使用的东西才能流传下来，也只有流传下来的东西才能被使用。通过这种循环，人们的生活方式才稳定下来，风俗才被确定下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封闭的结构，这个结构可以被称为“内环境动态平衡”（平衡状态的恢复）或者“结构性的记忆缺失”（不被使用的文化因素的遗忘）。这两个概念属于一个整体，突出了口头性里回忆与遗忘不可避免的交错点。还有一个指向结构封闭性的概念是“预防性审查”。这个概念的含义是，原本可以被表达的东西是否能得到表达，要受当前的接受能力以及社会共识的决定与限制。

结构的封闭性不能和文化的停滞混淆起来。内环境动态平衡是指口头文化对变化的历史环境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我们不能把氏族社会的世界想象成一个毫无变化的天堂。自然灾害、饥荒年代，包括相邻部落的威胁、文明的代表者的侵略都是种种挑战，这些挑战都被进行了文化语义层面的加工。但是，经验的积累或者认知的分歧却没有出现。说得积极一点：封闭的结构是通过新经验与旧知识的相互协调得以保存的；即使具体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模式还是保持不变。但是，这些变化的事实却没有观察者。只有从外部才能看出这些变化，而从内部观察，只会把悄悄的变化当做是连续性和同一性。

用我们的专业术语来表达，可以说：存储记忆和功能记忆是同时消失的。在功能记忆里找不到位置的东西就不可能经久不衰。不存在虚拟的、潜在的记忆因素。

来自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冷社会”这个概念为封闭的文化结构打上了烙印。冷社会的文化再生产形式虽然没有排斥变化，但是却排斥了发展。在冷社会中，没有变革，没有行为进步的理性化，没有工具的最优化，也没有认知结构的抽象化等可能。

列维-施特劳斯认为，阻碍变革的冷社会与推动变革的热社会的重大区别在于它们对过去的意识形式不同。

对于无文字的社会来说，过去就是原始模式，任何的“今天”都要追溯到这个原始模式。这就涉及了“绝对的过去”，每个当下都与之保持同样的距离。这种类型的社会“借助一定的机构，通过一定程度上自动的方式，消除历史因素可能给它的平衡和连续性带来的影响。（它们）像是获得或保持了一种特别的才智，这种才智使它们能够（排除）任何一个可能侵入它们历史的结构变化”（列维-施特劳斯，1962：第309页；1975：第39页）。

文字的发明是文化记忆历史上具有决定性的一步。伴随着文字的出现，一种全新的展现过去的形式，即“今日里的昨天”也跟着出现了。文字不仅能记下不再被使用的东西，还给了被孤立的（反对的）声音一个机会，打开了社会共识的视野。先知耶利米（Jeremia）得到上帝的旨意：“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耶利米书》，第30章，第2节）——换句话说就是：不要跟你的同代人说，而要跟你的后代说。文字这一文化技术实现的不仅是远程交际，还有“历史意识”。列维-施特劳斯认为，热社会不是重复原始时期的模式，而是展望它们未来的道路并向之前进。“渴望改变”是热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它们将它们的历史“内化，使之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抽象化能力是文字可能带来的影响之一。在这有必要区分一下抽象化和普遍化。口头社会和文字社会都是为普遍化了的思想服务的。普遍化、经典化、系统化的能力并不依赖于文字。结构主义派的人种学者研究出了这些制度构造的复杂结构。但是，这种制度思维仍停留在通过抽象化完成的界限的这一边。前苏联的记忆研究学者亚历山大·鲁利亚（Alexander Luria）通过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以无文字部落为主导的地区进行的一项实地考察证实了这一点。他向部落的居民展示圆形、正方形、矩形等几何图形，居民们就自动地将这些图形与筛子、砖瓦、山墙等物体等同起来，而只有尚未开始受教育的小学生能马上具备几何的概念（鲁利亚，1986）。正是由于脱离了对具体的真实世界里的物体形象的依赖并转向纯粹的符号，才构造出了文字，继而出现了语音文字。

（2）媒介的物质性

在氏族社会中，存在着掌管“昨日重现”的重要记忆专家。他们的任务是真实地将图书馆中的文字信息具体化。在没有文字，或者更宽泛地说，在没有外部储存技术的情况下，人们的记忆就要担负起保存文化传统的责任。换句话说，口头流传的特点是依附于活生生的载体而不能贮存在物质载体上。诗人最初就有保存集体记忆的功能。在今天的口头社会里，民间歌手在保存记忆方面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他们中的一位，塞纳加尔人拉明·孔戴（Lamine Konte）曾这么描述民间歌手扮演的角色：

在非洲还没出现图画的时代，回忆以及讲述历史的任务只能落到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身上。人们认为，在一次成功的历史转述中，音乐伴奏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口头的继承这一任务就委托给了民间歌手或者弹唱歌手以及音乐家阶层。这样，他们就成为了非洲民族的共同记忆的保存者。民间歌手同时也是诗人、演员、舞蹈家和哑剧演员，他们在表演中运用了所有这些艺术。[卒姆托（Zumthor）,1985，第7页]

多媒体性是口头演示的一个特征。这涉及身体的表现形式，这种形式随着时间发展自己，也随着时间而消逝。在一场演出过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全体诗歌、曲调、戏剧和舞蹈就是为转述和口头记忆服务的，正如希腊人用“音乐（Mousike）”这个概念来概括一样。

在口头文化里，媒介（=记忆支撑、符号载体）和载体（=回忆主体）很少被分离开来，就像演出和文本的关系一样。面具、服装、文身、鼓和乐器、礼仪设备和行为等朗诵基础是社会记忆生动的演示道具。抽象的符号体系以及脱离于现时演出的编码是不存在的。结绳记事是某些部落用来记忆部落历史的方法，这结绳向不了解历史的人透露的信息跟手帕上打的结向一个局外人透露的一样多。

口头媒介亲近身体的体现是声音。人种学者、中世纪学家以及其他口头文化的研究者都强调元音的重要性。声音有很强的调节能力，可以根据音色、音调、音域、音高以及状态的不同进行调节，这就构成了它感官的力量，然而这力量却不能自持，会逐渐随着时间而消逝。

口语具有多媒体性，与之相对，文字却严格地将感官的多样性单一化到视觉上。目光的集中代替了整体感官的感知。这目光不是左顾右盼，而是集中在阅读上。它的目标是抽象的文字记录、符号编码，而不是别的什么。媒介和载体的重合、文本和演出的重合不再出现，居住在二者之间的是要用视觉感知的字母拼写。由此，媒介又有了一个新的意义，即媒介在中介、转移、翻译中的意义。

文字首次实现了将文化记忆转移到物质载体上。这样就将演示的口头多媒体性减少到单一的语言线条上。难怪有些社会没有利用这个可能性，因为它们预料到制定传统会是一桩蚀本生意。就像它展现语音文字一样，制定法典准确地说能产生两个结果，第一，从鲜活的载体转移到没有生命的载体；第二，抽象的、无声的符号代替了象征性符号的、参与说话的媒介（演示的道具）。物质化和抽象化这两个进程共同构成了文化记忆领域里深刻的变革。传统从鲜活的载体和现时的演出转移到了抽象符号的中间地带，在那里创立了一种新的物化存在形式，即文本。

（3）交际形式

将承载在鲜活载体上的传统具体化是口头社会的一个特征，而且这个特征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在过去的口头社会，文化记忆被赋予具体形式，它把妇女和小孩排除在外，而把联系着恐惧而痛苦的成人礼仪式传给部落年轻的男性成员。在无文字的社会里，沉淀在老一辈知识库里的经验是一个重要的力量源泉。它不仅包含了必要求生技巧的实用经验（食物来源、迁移路线、狩猎区域等）——这些经验妇女也是可以掌握的——还涉及重要的一点，即关于风俗习惯、神话、婚俗等保证身份认同的知识，这些知识只有男性可以掌握[埃德海姆（Erdheim）,1984：第289—290页]。保证身份认同的知识的交际方式是仪式性的，也就是说要以成人礼的形式进行，而“这建立在时间循环的基础之上”：

节日演示了与祖先的关系以及对死亡和重生的基本看法。成人礼这个仪式打开了通往神秘循环和结婚制度的大门，社会通过成人礼而延续存在。只有经历了成人礼，也就是说接受了它的文化价值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经历成人礼的人要亲身体验别人带给他的伤痛，让他觉得此刻就像祖先一样：他所做的和所承受的，祖先也已经做过和承受过。（埃德海姆，1984：第291页）

当文化记忆凝结为书写成文字的传统时，那么保证身份认同的知识不仅脱离了鲜活的、权威的载体，即睿智的祖先，还和庆典的、仪式的交际方式分离了开来。其他人也可以掌握它，在仪式之外的人也可以亲近它。文本这种形式代替了仪式。文化记忆以文本的形式出现在新的交际场景里。存储在文本里的信息拥有了除了仪式或者非正式演示以外能够完成更新的可能性。它们可以被积累、被改写、被批判，最重要的是可以被阐释。通过阐释，传统便具有历史性的发展能力。

传统媒介的外部化是通过文字和文本来实现的，这样传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交际场景。这是一种远程视角状态下的交际，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跨越了口头性的界限。空间上永不枯竭的视觉爆发力正符合了时间上不会减弱的持续能力。

手写和印刷

媒体引人注目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在15世纪中叶，这次改革完成了从手稿文化到书刊印刷的过渡。这并不是蕴藏在文字里的潜力的根本性变化，但却是这股潜力急剧提升的表现。首先是量的提升。在书刊印刷出现后的上半叶，书籍生产的数量达到了约八百万册，这超过了欧洲11个世纪内所有经院藏书的总和[参见克拉彭, 1957：第37页；引自：艾森施泰因（Eisenstein）,1979：第45页]。随着书籍数量的急剧增加，知识也迎来了大爆炸。过去受到教育机构（例如教堂、大学、宫殿、侯爵的赞助）限制的对文字的接近在新的生产过程中得到了民主化和经济化。生产图书成了企业家的买卖，成了市场的一个因素，这是通过视觉可以进入的行为框架。传统的整体性和集中性是由教堂的机构来具体化和集中化的，却因为公众的关系而陷入了危险之中。随着书刊印刷的出现，知识的垄断和教育的限制加速瓦解，这与宗教改革是有历史联系的。在同一个时代，也就是近代之初，产生了精密科学，媒体革命与之同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蕴藏于文字中的潜力得到量与质的提升，是在印刷中通过媒介符号抽象性的持续发展被激起的。铅字活版印刷的出现提升了符号任意性及可替换性这一层面上的抽象原则。符号的物质性在印刷中能更有效地被中性化，而作为身体艺术手段延伸的书法和具有感官质量的书法文化则在书法性和鲜明色彩性的绚丽排场之中找到了它的纪念。这为机器批量加工的生产过程的理性化这一新阶段创造了条件。

随着印刷媒介的产生，出现了新的知识形式和交际形式。新的学科以保存及印在专业书籍里的知识为基础[吉泽克（Giesecke）,1991; Cahn（卡恩）,1991]。新的交际需要两个相对的条件。一方面要实现“孤独的阅读”这一类型，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文学的公众网络。两种形式同时需要语言的标准化，也就是随着书刊印刷的发明而开始作为跨地区的交际语言的普通话，它成为了近代各个主权国家间具有决定意义的连接纽带。

标准化和批量生产，按字母排列和官僚化是文化全面民主化最重要的代名词。文化记忆在这种环境下失去了固定的轮廓而变得模糊。不是保存，而是更新；不是回忆，而是发明，这逐渐成为了文化行为的新要求。传统的可变动性便是文化民主化的结果之一。

从书籍文化到电子时代

（1）知识的结构

在媒介发展的历史上还有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完成了到电子存储技术的过渡。目前的最新阶段是以20世纪的电影、无线广播开始的，并在二战之后，随着60年代电视的普及和80年代个人电脑的出现，迎来了它的又一个兴盛期。与这种新的媒体风潮并肩而至的是批判性的论战和对各种媒介发展阶段及其对社会记忆产生的作用的历史性价值重估：包括帕里（Parry）和洛特（Lord）关于口头性的实地调查（帕里，1971；洛特，1960/65），王（Ong）和范西纳（Vansina）（王，1982；范西纳，1985），哈夫洛克（Havelock）、古迪（Goody）、瓦特（Watt）关于文字性著作的研究（哈夫洛克，1963；古迪/瓦特，1986），麦克鲁汉（McLuhan）和艾森施泰因（Eisenstein）的关于古腾堡时代的论述（麦克鲁汉，1962/68；艾森施泰因，1979）以及利奥塔（Lyotard）、波德里亚（Baudrillard）、弗鲁斯（Flusser）（弗鲁斯，1987）关于电子媒体场景的研究等。

去除受教育的优先权的等级差异，以及促进文化的普遍民主化这一趋势与书籍印刷的广泛传播和普及化的初等教育是紧密相关的。而这一发展趋势在步入电子时代的同时，既受到了推动也遇到了阻碍。电子时代通过不断提高的传输速度和不断扩大的媒介存储容量推动了这一趋势向前发展，信息可以瞬间传遍整个地球而没有物质损耗，从而建立起一个虚拟的世界交际体。而这一趋势却要受到二次失语和文盲化的阻碍。其产生是由于接收人可以直接通过听觉和视觉获得信息，而绕过了必须接收抽象的文字编码这一过程。相对应地，计算机思维因绕过了自然的语言而得到推动，并加速远离了自然语言，导致这一思维的结果不能被翻译成语言，这最终意味着它不能转化为人类可交际的经验。

进入古腾堡时代的时候，以下几个观点特别突出：知识大爆炸，传统多样化，传统的争议性。这些观点还曾在词典批判性的审查中经受了考验。古腾堡时代结束的时候，“经典的教育整体是以印刷文字为基础的”这一观点占了上风，根据文化和媒介评论家的看法，教育整体是零散且消解的。这表明，媒介的每次革新都会带来知识领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而这与它是解放因素还是威胁因素完全无关。

（2）媒介的物质性

各种形式的文字的功能，无论是刻凿的，画上的还是印上的，直到不久前还都体现在物质的持续性，即大多数的变化不会消逝。这样“所有被写成文字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总会成为一种定局：说过的就是说过的，存在的就是存在的，人们应该让它存在。想法固化在物质里”[齐默尔（Zimmer）,1988：第33页]。

荧光屏和显示器改变了这个千年来的事实。可以书写而不将其固定下来。媒介由此有了新的暂时性和流动性；跟曾经的口头时代一样，时间的维度又再次优先于空间维度。书写的决定性——至少有这样的趋势——作为“过程形式”（新的概念叫做“处理”）避开了文本的动力因素，将书写的过程紧紧地与改写和转换联系在了一起。这种状态与人类记忆的功能方式具有最准确的对应，即弗洛伊德所说的将保存和消逝这两种能力相互连接，通过它使‘无限的接收能力’在‘获得持续的踪迹’中得到保障来实现的”器官（弗洛伊德，1989：第534页）。荧光屏（比起对弗洛伊德研究的“神奇蜡板”的技巧模式来说）更适合这个说法，“它始终是新鲜的，有接纳能力的”，因为书写的形式已经变得非物质化了。非物质化的书写在电脑书写时代已经成为新的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是一种依赖字母的超人类记忆，就好像电脑是精神的延伸。就像想法虽然被写下来了，又好像完全没有遗弃大脑，以至于人们可以继续任意干预，可以随性改变一切想法和改写一切。写下来的东西已经存在，但却只是暂时停留在看不见、与思想无异的媒介上（齐默尔，1988：第33页）。

（3）交际形式

视听媒介的普遍存在将按字母排列的文字密码的文化优势完全打垮。这一发展被认为既是解放又是威胁。有人认为，媒介的胜利是“声音在被文字压制了几个世纪后……做出的一种报复”[卒姆托（Zumthor）1985：第8页]，是“对强迫线性思维的一种解放”[弗鲁斯（Flusser）,1987]，是从由感官作用的人为毁灭而导致的催眠中觉醒，是向器官感知和对具有广泛交际网络的全球化世界的回归[麦克卢汉（McLuhan）,1962/68]。而另一些人看到的却是电子媒介对公民的教育经典的侵蚀以及对二代文盲化的推波助澜。

这场新的“交际革命”（艾森施泰因，1979）无论如何都还没结束，暂时不能对它做出全面的评价。但是随着文本概念的变动和媒介的非物质化，现在已经出现了交际结构的变化。反省性的阅读和写作的个体孤独以及原作者身份不再具有塑造模式的作用了。除了以印刷文字支撑的交际形式以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独立的、无声的接受行为方式（例如随身听），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全球互动的机会，以及通过在一个开放的网络结构中相互连接形成的世界性的邻里关系。

下面这张表格再次概括了媒介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些变化：

如果说口头文化需要记忆支撑，那么书籍文化就需要交际性的语言支撑。这两种限制或者说形式在电子时代并没有被抛弃，但却丧失了它们文化上的主导地位。电子文化因此失去了它从前类人的和人本主义的轮廓。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循环的媒介和机构又获得了新的中心意义。它们组织并掌控着交际社会里的知识。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记忆文化”都受到了威胁：在斯大林式的国家里，记忆被镇压，在民主的国家里，记忆被忽视。这两种趋势都通过媒介得到了加强。在东方，媒介是为官方宣传的喉舌，不断散布令人厌烦的多余信息，告诉民众没有任何改变。在西方，媒介加快了新信息更新的步伐，通过将它减少为“每日新闻”里的耸人听闻的内容来驱赶连续性的意识。

与这两种将时间感受限制到今天的趋势相反，被“今天”篡夺的“明天”用同样的方式起了作用：通过文化存储记忆的积累来加强“昨天”。历史学家彼得·布尔克（Peter Burke）指出了这项具有文化必要性的“昨日重现”是历史科学的任务。他指出，中世纪里所谓的“提醒者”（回忆者=罪责提醒者）是不受欢迎的职位，他的职责在于让人们记住他们最容易也最喜欢忘记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罪责。如果历史学家被聘为官方记忆政治的官员，那么回忆任务就转到了文学身上。阿·索尔仁尼琴（A.Solschenizyn）首先在他的作品《古拉格群岛》（Archipel Gulag,1966）里进行了回忆工作，却直到现在才被历史学家们重新接受。这项回忆任务并没有单一的对象。它的对象既不单单是历史学家也不单单是文学家。在存储记忆的保护以及“回忆罪责的收集”方面，媒体起着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普法芬霍尔茨（Pfaffenholz）,1989]。除了法律上确定了的任务，例如教育、信息以及娱乐之外，媒体还有一个职责，即：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