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言XIII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是胡塞尔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基本的手稿写于1935-1936年^注1。胡塞尔从1934年到1937年在《危机》一书的范围内进行写作。产生这部著作的外部原因，是维也纳文化协会邀请胡塞尔演讲。胡塞尔应邀于1935年5月7日在维也纳作了一次演讲，应普遍的要求，5月10 日又重作了一次。维也纳演讲的题目是：《欧洲人危机中的哲学》。演讲的本文在这里是第一次发表（参看“增补”第314页^注1a以下）。胡塞尔在1935年7月10日写给茵加登的信中谈到了他的维也纳演讲：“在维也纳真令人惊奇。因为应该来这里演讲的决定作得太晚了，而且是在布拉格的演讲拖延以后决定的，另外还由于其他的干扰，我来到这里其实并没有带着现成的稿子。我克服了过度的疲劳，于5月7日作了演讲，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我根据最主要的东西自由发挥。题目是《哲学与欧洲人的危机》。前半部分是从目的论的-历史的角度（从哲学上）阐明欧洲人的（或‘欧洲文化的’）哲学理念。

第二部分：阐明从19世纪末开始的危机的原因，哲学或者它的分支，近代的专门科学失败的原因，它的使命（它的目的论的功能）——即给作为理念应在欧洲历史地生成的更高的人的类型以规范指导——失败的原因。第一部分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演讲，它用了整整一个课时。因此我想就此结束，并为主题压缩得过紧而表示歉意。但是听众一定要我讲下去，因此在休息之后我继续讲，我发现听众对于第二部分也有非常强烈的兴趣。两天以后^注2，我不得不再一次重复这个演讲（而且又是座无虚席）——虽然是再一次重复，却用了两个半小时”。XIV

当年11月，胡塞尔应“布拉格人类知性研究哲学小组”的邀请，在布拉格的德语大学和捷克语大学分别举行了两次演讲^注3，后来他将这些演讲扩展为原来的《危机》这一著作。

胡塞尔在由A．利贝尔特于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哲学》（philosophia）杂志第一卷（1936）上发表了《危机》这部著作的开始的部分（即第一、第二两部分）^注4。1937年1月7日，胡塞尔收到校完最后一校的清样。第三部分，而且实际上是这部书的中心部分（即III A和B），本来也应发表，然而由于胡塞尔打算重新修改，将稿子压下了。直到疾病发作（1937年8月）——这场病夺去了他的生命——他一直不倦地从事《危机》的写作。按照保留下来的手稿，这项工作可以逐月地追寻。正文仍然是未完成的。在这几年里，胡塞尔与他当时的助手E．芬克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与芬克详细讨论过这部著作，芬克还将正文的速记手稿誊清。本书继续写作的提纲是由芬克写成的，这个提纲作为附录XXIX载于本卷中。正文的速记手稿未能保存下来，也许是在芬克誊清以后，胡塞尔将它销毁了。甚至正文第一、二部分的打字稿也是残缺不全的，因为这两部分在《哲学》杂志上发表以后，胡塞尔就将打字稿当草稿纸用了。XV

这些写于晚年的，全都这样那样地与《危机》的问题联系着的手稿，在胡塞尔逝世后，由H．L．万·布雷达归入到KIII类中。这种编排并没有思想上的连贯性，而只是为了在档案中清楚标明所发现的从1934年到1937年的速记手稿，这些手稿在芬克与兰德格雷贝1935年进行整理时并没有包括进来。

在这里首先涉及到所谓的研究手稿。在以前的版本中^注4a已经指出，胡塞尔的手稿可以分成三组：胡塞尔本人已经指明要发表的手稿；胡塞尔当时并没有想直接发表，而归入第三类的手稿，如演讲手稿；最后是工作手稿和研究手稿，那是胡塞尔为了澄清某个问题为自己而写的，因为我们知道，胡塞尔经常总是将自己的思考用文字记载下来。

出于一些很容易想到的理由，卢汶胡塞尔档案馆的领导人决定着手发表第一组手稿。原来曾计划，接下来发表演讲的手稿，最后发表研究手稿。发表研究手稿面临着一些特别的任务。胡塞尔的思想进程有时是跳跃式的。胡塞尔提出一个问题，然而在准备阐述这个问题时，他却被一个潜在的，而现在成了注意中心的问题吸引住了；以后他又给出一个很长的概述，其目的只是要在现在将以前思考过的东西保留下来。如果他在一个问题上停留下来，那么经常的情况就是，他总是对这个问题一再地重新思考，重复，对写好的东西修改，批判，或干脆将它搁置起来。XVI

没有人会否认这种手稿对胡塞尔的研究者有用，然而问题是，它们是否直接就适用于提供一种对现象学的了解；常常是极其错综复杂的道路，各种各样问题的相互交错，离开预告过的主要道路，在常常是荆棘丛生的歧路上反反复复地思考，这一切是否会使人眼花缭乱，以致使胡塞尔的研究者失去了本来的方向呢?现在当然有一种可能，即通过编排和选择从研究手稿形成一种新的手稿。但是这种解决办法被胡塞尔档案馆的领导人拒绝了。经常与胡塞尔接触的胡塞尔生前的合作者能允许自己做的事情，甚至是应胡塞尔的要求而能做的事情，我们今天却是不可以做的。如果研究手稿被发表，就只能按照它们原来的形式发表。不过有一种可能性，即从研究手稿中进行选择，围绕确定的主题对它们分组。在当前情况下，就是这么做的。研究手稿是联系胡塞尔确定发表的正文一起发表的。正文勾画出在相应时期胡塞尔的问题得以保持的那些方面，而研究手稿则补充和丰富了这种论述，另一方面，也使他必须克服的那些困难清楚地显露出来。不过在这里应该明确地说，研究手稿的编排是由编辑者进行的，胡塞尔本人并不曾想直接发表这些研究手稿。

因为当前题目中涉及的研究手稿总数非常可观，这里所发表的必须限于一组确定的手稿，即KIII组手稿。即使是这一组手稿，也必须进行选择（这一组包括32份手稿，其中一些篇幅超过200多页）。但愿在以后的版本中这一组手稿的其余部分有可能发表。XVII

毋庸讳言，这种选择仍然是一种冒险的事情，绝不是不容批判的。为了避免在这种选择中过多地表现出编辑者的兴趣，明确规定必须根据正文本身加以选择的原则，并且对于以附录形式发表的研究手稿的每一本文，都指出可参照与之有关的正文的某个或某些章节。但是不能将这种参照仅仅理解为，仿佛这个附录只能说明这一确定的章节，而应该说这种参照只起一种提示作用。越深入研究胡塞尔的问题，就越能清楚看出问题的繁杂，对于有关章节的这种参照也就越失去效用。还应该提到，这里选出的手稿中，有一些不仅与《危机》一书的本文有联系，而且还一般地与胡塞尔哲学研究的发展有联系。

这一卷分成两个部分：正文和增补。在增补部分又将独立的文章和附录分开。文章应对危机问题的形成提供说明，不过在这里发表这些文章时也必须有所节制，以免打乱正文与增补之间的平衡。第一篇文章产生于1926-1928年这段时间。它所探讨的是在《危机》中甚至被赋予了特殊重要性的理念化问题。第二篇文章大约产生于1930年，也许写于1928年至1930年之间，是用来区分自然科学的态度和精神科学的态度的，而精神科学的态度恰好是《危机》第二部分的重点。第三篇文章是维也纳演讲（1935年）。

一些补充说明应该允许纳入到本书的内容中。这是首次发表的胡塞尔借以明确表明对历史的态度的，特别是将哲学的历史性当作主题来讨论的著作。即使是维也纳演讲就已经以对历史的某种见解为基础了。在这里，历史被理解为超越于自然的态度（作为自然的-实践的态度），自然的态度是借助直接给予的东西进行的说明，哲学的理论（θεωρια）——按照胡塞尔的看法，哲学理论是一种对于原初感兴趣的生活的悬搁——的发展，实际上变成了对于存在者整体的把握。另外，与这种整体性要求一起，还首次产生了无限东西的理念，这种理念对于西方人是十分重要的。这种转变——在胡塞尔看来，它同时又是对于神话东西的克服——首先使欧洲科学的形成成为可能，这种科学后来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对它与哲学的关系产生了错误认识。XVIII

在这里不应企图去批判胡塞尔有关历史或希腊文化的本质的观点，也许更重要的是理解，为什么胡塞尔必须以这种明确的方式去看待希腊文化，为什么历史的本质会对他如同在《危机》一书中或者在当时的研究手稿中明确表达出来的东西那样显露出来。对于胡塞尔来说，处于问题中心的是：为什么在近代科学取得辉煌进步的同时却产生了科学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同时又是欧洲人的危机呢?因此他特地深入探究了近代科学在伽利略那里的形成。在本书第二部分的初稿中，论述伽利略只用了一节篇幅，而在对原稿进行修改时，论述伽利略的部分扩充了，占了第二部分的一半（参看§9）。在伽利略之后，胡塞尔详细讨论了笛卡儿，因为他发现在笛卡儿那里有两种方向——即物理学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超越论的主观主义——结合在一起，这两种方向在它们后来的争论中对哲学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一著作的第二部分甚至加了这样一个标题，即：“澄清近代物理学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超越论的主观主义之间对立的起源。”（在附录中胡塞尔的重复阐明，对于解释笛卡儿也是重要的）。在这里不想详细研究胡塞尔关于欧洲近代哲学的全部叙述（胡塞尔特别注意英国哲学）——我们始终考虑到胡塞尔关于近代科学受挫折的原因的提示——，因为这里所要做的，只是概述胡塞尔的问题范围。在这种考察中，经常指导着胡塞尔的隐蔽的先见的就是，随同希腊哲学一起向欧洲人显现的目标，即“想要成为由哲学理性造就的人，并且只能成为这样的人”的目标，丧失了，因此哲学作为“人类本身生而固有的普遍理性显露的历史运动”的意义也丧失了。通过他指出要取代哲学的科学，如何因为看不到并且肯定看不到哲学的真正的意义的基础，因为哲学关于说明存在者的整体要求失效了，而必然会失败，通过指出这些，而使上述的目标再度成为可以看见的，这就是胡塞尔真正根本关心的事情。XIX

在胡塞尔思想的这个时期，一再使他思考的，是生活世界的存在论问题，所谓生活世界，即在一切科学之前总是已经能够达到的世界，以至科学本身只有从生活世界的变化（在理念化的意义上）才能理解。在“生活世界”与“自在的真的世界”（科学的世界）之间的对立中，重心必然会从对作为所谓真的世界的诸存在者的科学把握向生活世界转移。但这并不是为了简单地停留在指出“生活世界”的结构上，而是因为只有在生活世界的实现中，超越论的自我的发挥功能的成就才能被认识。这种成就本来应该由心理学揭示出来，并变成可以理解的。但是心理学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它过于被按照自然科学模式理解了，因此它完全不能真正领悟主观的本质。

胡塞尔确信，这种正是在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分裂中才获得其表现的本质上的缺点，只有借助超越论的现象学揭示出原初的目标才能克服，而这个目标则是通过揭示出超越论的自我而变成可以看得见的。根据他的看法，近代形而上学的发展，只有作为向现象学的发展才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危机》这部著作——它因此应指出欧洲的真正生活危机的原因——同时应被认为是超越论现象学的导论。从对这整个问题的讨论中，现象学应该真正证明是基础的哲学，即是实现普遍认识的要求的学问——是普遍的科学。XX

这部著作的导引的功能在第三部分A和B的标题中明确地表达出来了：“从生活世界出发通向超越论现象学的道路”和“从心理学出发通向超越论现象学的道路”。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能直截了当地从生活世界或心理学出发描述出来，而是说，现象学首先使生活世界所表明的东西，心理学本来应该是的东西，成为可以理解的。然后才有一条从这样理解的生活世界和心理学出发通向现象学的自然的道路。因此，为了按原来的样子把握生活世界和心理学，然后由它们出发能看到这个基础（即现象学）本身，我们必须站在现象学的基础上。随着对生活世界的真正理解，同时也就揭示出科学始终已经站立于其上却没有看到的基础。因此，现象学使科学对自身理解成为可能；随着对于心理学的真正理解——这种理解就在于揭示出超越论的主观性——，现象学提供了重新理解主观与存在者的关系，和消除带来严重后果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间的断裂的可能性。按照胡塞尔的意图，所有这些最后一定会导致对人的理性的信仰——这种信仰在希腊人那里第一次显示出来，在文艺复兴时期支配了人类——重新确立起来，由此，对作为理性自身实现场所的哲学的信仰，也会重新确立起来。因为按照这种看法，哲学在历史上就是人的理性向自身的复归，在哲学中，人类实现了对自身的辨明。由此也产生出一种哲学的伦理学功能：指导人类成为它必须成为的东西。XXI

《危机》这部著作并没有完成。在芬克的提纲中提到的第四部分，即“将全部科学都收回到超越论哲学的统一之中的思想”并没有论述过。但是找到了一些笔记，在其中胡塞尔正是与历史相关联概述了哲学的本质。这些笔记之一——它同时提供一种全面的概观——被置于本书的结尾（§73），另外一些稿件则作为附录提供出来。即使《危机》一书是以一些使胡塞尔作为伟大的理性主义者的继承人出现的论述结束的，这也不应诱使人们以一种片面的观点去理解他。这里需要做的，宁可说正是领会和理解他的思想的潜藏的多样性——他的思想常常甚至与他自己的表达相反——，以使他所关心的事情能取得成果。或许正是发表他的研究手稿——如在这里首次尝试的——能对此有所帮助。

由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文化部和科隆大学的慷慨支持，科隆大学胡塞尔档案馆于1951年秋得以建立。这个档案馆是在与卢汶胡塞尔档案馆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建立的。这样，德国的研究者就可以使用胡塞尔的遗著了。在科隆胡塞尔档案馆，存有迄今全部胡塞尔速记手稿改写本的副本，未改写的速记稿目录，以及研究胡塞尔所必需的卡片索引资料。正在与卢汶胡塞尔档案馆合作出版胡塞尔著作全集。此外，在胡塞尔档案馆的范围内，定期举行演讲，以及与德国和外国哲学家的讨论。胡塞尔档案馆的馆长是K．H．福尔克曼-施鲁克教授。XXII

在这里应该向所有为科隆胡塞尔档案馆的建立和维持而尽过力并仍在尽力的人士表达衷心的感谢。特别应该感谢文化部长托伊奇夫人，以及当时的科隆大学校长J．克罗尔教授，当时哲学系主任J．科赫教授，以及行政主管P．施奈德。

正如在第四卷导言中已经提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巴黎召开的第四次会议（1949年）的全体大会决定，授权总干事促进哲学和精神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在1951年11月的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应国际哲学-人文科学联合会的请求，批准再一次给予胡塞尔档案馆（卢汶）财政资助，供准备出版胡塞尔手稿之用。

感谢欧根·芬克教授惠允在《危机》一书中发表他的两个附录。对于玛利·毕麦尔-魏策尔和鲁道夫·鲍姆在出版工作中的有力帮助在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瓦尔特·毕迈尔

1953年12月于科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