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借助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理念的新构想，欧洲人的自律性得以奠立。

科学并不总是在上述那种客观性的意义上理解它对严格论证的真理的要求，那种客观性在方法上支配我们的实证科学，其影响远远超出实证科学，为哲学的和世界观的实证主义提供支持，并得到广泛传播。特殊的人性问题在过去并不总是被排除于科学领域之外，并不总是不考虑人性问题对所有科学，甚至那些不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如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只要情况还不是那样，科学就能要求对于从文艺复兴以来完全是新形成的欧洲人有一种意义，而且如我们所知道的，对这种新的形成具有主导的意义。为什么科学会失去这种主导的作用?为什么会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使科学的理念受到实证主义的限制?从其更深层动机上理解它，对于这个系列演讲的目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众所周知，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人性在自身中完成了一种革命性的转变。它反对它的迄今为止的存在方式，即中世纪的存在方式，否定其价值，它要自由地重新塑造自己。它将古希腊罗马人当成最值得羡慕的典范。它要在自己身上模仿这种存在方式。

它把什么东西当成是古代人的本质的东西呢?在经过一段犹豫之后，它认为这不外就是“依据于哲学的”存在方式：自由地赋予自己本身，自己的全部生活以它的来自纯粹理性，来自哲学的准则。理论哲学是首位的东西。应该开始进行一种冷静的，摆脱神话和一般传统束缚的对世界的考察，这是一种绝对没有先入之见的有关世界和人的普遍的认识，——它最终从世界本身中认识它所固有的理性与目的论，和它的最高原则：上帝。哲学作为理论不仅解放研究者，而且解放任何受过哲学教育的人。实践上的自律性遵循着理论上的自律性。在指导文艺复兴的理想中，古代人是按照自由理性理智地形成的人。对于复活了的“柏拉图主义”来说，这就意味着，不仅需要从伦理方面重新塑造自己，而且还需要从自由的理性，从普遍哲学的洞察出发，重新塑造人的整个环境，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存在。6

按照这种最初只是被个别人和一些小圈子所承认的古代典范，又应该发展一种理论哲学，这种哲学不应该盲目地接受传统，而应该从自己的独立研究和批判中重新产生出来。

在这里应该强调这样一点，即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哲学理念，并不是我们现今所熟悉的那些教科书上的概念，这样的概念只涉及一部分学科；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哲学理念虽然从接受以后立即就发生了一些并非不重要的变化，但是在近代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仍在形式上保留了包罗万象的学问，关于存在者全体的学问这样一种意义。复数意义上的学问，每一种能够建立和已经建立的学问，都只是唯一哲学的非独立分支。通过从笛卡儿已开始的对普遍性意义的大胆地甚至是过度地提高，这种新的哲学所追求的，正是要将一切一般有意义的问题，以严格科学的方式包含到理论体系的统一之中，包含到必然明白的方法论中，和无穷的但是合理安排的研究进程之中。因此，世世代代无限增长的、由理论联结着的、唯一的终极真理体系，应该回答一切可能想到的问题——事实问题和理性问题，暂时问题和永恒问题。

因此，历史地来看，当代的实证主义科学概念是一种残留的概念。它将所有那些人们归之于或严或宽的形而上学概念的问题，其中包括所有那些被含糊地称作是“最高的和终极的问题”统统丢弃了。严格说来，这些问题以及所有那些完全被排除的问题，在下面这一点上有其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即它们或是明确地或是在它们的意义中暗含地包含着理性——处于其全部特殊形态中的理性——的问题。显然，理性是有关认识（真实的、真正的认识，理智的认识）的诸学科的主题，是有关真实的和真正的价值（作为理性的价值的真正价值）评价的诸学科的主题，是有关伦理行为（真正善的行为，即从实践理性出发的行为）的诸学科的主题；在这里，理性是“绝对地”、“永恒地”、“超时间地”、“无条件地”有效的理念和理想的名称。如果人成了“形而上学的”问题，特别是成了哲学的问题，那么它就是作为理性的存在被考察的；如果考察人的历史，那么所涉及的就是历史中的“意义”，历史中的理性。上帝的问题显然包含“绝对的”理性的问题，它是世间一切理性的，即世界的“意义”的目的论源泉。当然，不朽的问题如同自由的问题一样，也是理性的问题。所有这些“形而上学的”问题，广义地理解，通常称作特殊的哲学问题，都超出了作为由纯粹事实构成的大全的世界。它们正是作为含有理性这种理念的意图的问题而超出事实的世界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占有比事实问题更高的地位，后者即使在问题的次序上也处于它们之下。实证主义可以说是将哲学的头颅砍去了。早在古代的哲学理念——这种理念在一切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中有其统一性——中，就同时包含一种存在的有意义的层次，因此包含存在问题的有意义的层次。因此，形而上学，有关最高和终极问题的学问，就获得了诸种学问的王后的尊严。只有形而上学的精神才赋予一切认识，一切其他学问提供的认识以终极的意义。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复活了的哲学也接受了这一点，它甚至相信，它发现了真正普遍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一定能够建立起这样一种系统的、在形而上学中达到鼎盛的哲学，而这种哲学是一种永恒的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7

据此我们就理解了那种赋予一切科学研究，甚至赋予低层次上的纯粹事实的科学研究以生命的转向，这种转向在18世纪（这个世纪自称是哲学的世纪）使越来越广泛的人们的心里充满了对哲学的热忱，以及对作为它的分支的部门科学的热忱。因此，那种对学识的热烈渴望，那种对教育事业以及人的整个社会的和政治的存在方式进行哲学改造的奋发精神，使这个屡遭诽谤的启蒙时代变得十分令人们敬慕。我们在席勒作诗和贝多芬作曲的宏伟赞歌“欢乐颂”中可以找到这种精神的不朽证据。今天我们只能以一种痛苦的感情来回味这支赞歌。18世纪的状况与我们今天的状况形成强烈的对比，再也没有比这种对比更强烈的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