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

近百年来《史记》写本研究述略1

《史记》为我国传统正史之首，相关研究历代赓续不绝，乃至形成一种专门之学—“史记学”。版本研究是《史记》研究的基础。囿于材料，我国学者对《史记》版本研究主要集中在刻本方面。《史记》从成书到初次刊刻已有千年，从其初刻至今亦有千余年。 2其间，《史记》的传播形态凡经数变：由简牍至纸本，从抄写到刊印。在宋淳化五年（994）以前，《史记》皆以写本形态传布。如果对写本研究不加关注，宋代以来的刻本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近百年来，由于敦煌文献和海外（主要是日本）写本相继进入学者视野，《史记》古写本的相关研究颇为可观，研究路径也递有拓进。以下本文将对《史记》古写本的搜集介绍及写本时期文本校勘、传播等方面的研究略作回顾。

一、现存《史记》古写本

《太史公书》（《史记》）杀青之际即以写本传世。宋淳化五年以后，由于宋刻本的出现，古写本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除了西北地区发现的几件残卷，我国基本没有《史记》古写本传世。相较而言，日本国内有着较为延续的《史记》抄写研读传统。他们不仅一直保有《史记》古写本，其研读方式也一直延续到明治以前。据现有文献记载，至晚在8世纪中叶，《史记》已传入日本 3。9世纪藤原佐世《本朝见在书目录》“正史家”中，不仅载有集解本《史记》，更有诸多音释之作 4。此后，《史记》一直在日本传写不辍，并诞生了一批节抄本。

综括海内外的相关文献，存世的《史记》古写本及旧抄本数量可观。判定该本属于刻本之前的古写本及古写本系统的传本，还是源于刻本的旧抄本是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经过比勘，我们发现除了内容上的异文之外，写本中字体和数字表示法、行格等与刻本及源于刻本的抄本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日本所存旧本有两类文献本文并未摭用：一为《史记》摘抄本。日本今存另有一些摘抄本如《英房史记抄》 5（1347）、《桃源史记抄》 6（1469—1487）、《幻云史记抄》 7（1511）等，其中间杂日语并有转译成分，已非严格意义上的《史记》版本。一为所抄底本为刻本的，如宫内厅及日本其他大学图书馆存藏较多的抄元刻彭寅翁本《史记》等 8。

此外，俄藏敦煌文献中另有一篇与《史记》之《王翦列传》、《秦始皇本纪》相关材料 9；德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有Ch.734号写本，原有整理者用铅笔题“史记”“商君传”，皆为《春秋后语》之《秦语》 10。还有一些《史记》的衍生文本，如俄藏Дх.11638、Дх. 02663、Дх. 02724、Дх. 05341、Дх. 05784；英藏S713、S3616、S1439（释文本）；法藏P2569（略出本）、P2589、P5523、P2702、P2872、P5010、P5034，P.T.1291（藏文译本）；德藏CH.734（卢注本），北图藏新865等 11，这些皆非《史记》本文，故未列入。

韩国所存《史记》写本主要是《项羽本纪》，且为19世纪后的注音写本。如韩国国立图书馆有《项羽本纪》一件，50页，四周双边，半页21.4厘米×14.7厘米，10行10字，注双行，上黑鱼尾，31.2厘米×19.5厘米。虽然在馆藏著录中称写本抄写时间和抄写者不详，但观其所用注音方法是19世纪以后韩国才开始使用，也不属于古写本之列。

综上，笔者目前查检到宇内所存《史记》古写本及古写本系统的写本有20件，简要胪列如次 12：

二、相关研究

近百年来，国门大开，中国学者得见海外汉籍，加之敦煌文献重见天日，学界对《史记》古写本的认识大有进展。

（一）写本搜集与介绍

最早对《史记》古写本关注的中国学者首推罗振玉。早在伯希和与国内学者交流所获敦煌文书时，罗振玉便注意到这批典籍文献，并在1914年将之影印出版，并附简单考释。其中《淳于髡传》31字残简 14，是现存最早的也是唯一的简本《史记》残片 15。同时，罗氏与王国维前往日本得见大量的日藏《史记》古写本。罗氏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将这些古写本影印出版，使国内学者得见宋本之前的《史记》文本，1917年影印《殷本纪》，1918年又收录《郦生陆贾列传》、《张丞相列传》、《河渠书》 16。二是撰写跋语，推定写本年代，对写本内容进行初步考订，并充分肯定这些古写本的学术价值，如1922年的《古写本史记残卷跋》等 17。当然，这些初步的研究对写本与刻本形制的异同并没有来得及仔细甄别。此后，杨守敬在1926年亦撰有《古写本河渠书残卷跋》 18。

1931年赵澄撰《史记版本考》 19，但是其中基本未涉及古写本。1936王重民《史记版本和参考书》 20一文，略述《史记》古传抄情况，言罗振玉得《史记》残卷及《殷本纪》残卷，参考书中有罗振玉刊《古写本史记残卷》、《吉石盦丛书》四集本《史记殷本纪残卷》。但这些材料并未引起他的重视，甚至称“或系隋唐写本，而断简残编，亦无济于校勘” 21。至1936年的《史记校》 22，193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的《校史随笔》 23，大多以传统宋刻本为校勘之资，没有涉及古写本。1940年，朱东润《史记考索》成，对写本时期《史记》异文多有搜求，对《史记》内容多所考订，但也没有专门谈到《史记》古写本 24。1945年李鬯有《〈史记〉版本考》 25，亦用力较勤，而对写本较少措意。

1958年，贺次君在《史记书录》中依据罗振玉影印本、敦煌本及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所藏日本古写本胶卷，为11件《史记》古写本撰写提要，考订字句 26。所撰叙录虽然是从传统文本校勘的角度涉笔且有疏漏，但在内容考辨的细密程度上超过罗振玉。

近世日本学者中，以武内义雄、那波利贞等人的《史记》解说贡献较多 27。尤其是那波利贞，其解说科学严谨，详细备至，论述深密，每篇解说都可以说是一篇很规范的论文。但目前为止对《史记》古写本介绍最具系统的，无疑要数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及水泽利忠氏所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尤其是后者。水泽利忠在《校补》所附“《史记》之文献学的研究”第一章“史记古钞本”中，不仅对古抄本的情况有大致介绍，而且对写本与今本不同之处也有总结，对提行、异字、通假，抄写符号等并有记述，分论部分另有提要性质的介绍 28。此后，日本方面犹有零星的《史记》写本的解说、校勘问世，但都不足以比肩上述两部专著 29。

近30年来，我国学术文化日渐勃兴，1987安平秋先生发表了《〈史记〉版本述要》一文，其中介绍的写本有17件之多（中有6种注明未见）。作者不仅目验比对了大量的原本，还依据行格、内容等进一步勾勒出各传本之间的谱系。此后，在他的倡导下，张玉春的《〈史记〉版本研究》、张兴吉《元刻〈史记〉彭寅翁本研究》等一系列著作将《史记》文本研究继续向前推进 30，《史记》版本系统基本清晰。而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一书，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讨论刻本之前《史记》写本的文本特征。虽然该书所论写本件数并没有比此前的研究有新的增加，但论述精度越过前贤。

近年来，严绍璗先生搜罗日藏汉籍善本，先有《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著录9件，并简要介绍了《史记》在日本的早期传播 31。后有《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收录《史记》古写本8件，并撰写有较详细的提要。虽然在个别文献记载的精确性上似乎略有欠缺，但毕竟多为作者目验 32。

（二）写本校勘

自西汉以降，随着《史记》研读范围的逐步扩大，传写异文渐增，读者开始校定《史记》文本。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分别记载了一些六朝和隋唐时期《史记》写本的异文，其中尤以《集解》引徐广《史记音义》所载最为丰富 33。《音义》虽然偶有语及异文原因，但基本以罗列为主。有宋时期雕版肇兴，《史记》古写本逐渐淡出历史，当时偶然出现的古写本也就弥足珍贵。宋高似孙《史略》载有江南本，号称唐时旧本，但存列传 34。而娄机《班马字类》以为《汉书》沿袭《史记》，所用古字古言当始自《史记》，并按韵列举二书类字，亦可略窥娄氏当时所见相关文本面貌。有宋之前的《史记》皆为写本，但由于置身其中，当时学者不大可能对文献的写本特征特别关注。

宋人早期刊刻典籍，意存刊正文本，故多胜写本。但其中校勘难免以宋人观念去取。以宋代为分水岭，我国古代学者对《史记》文本校勘的意义大有不同。有宋之前多以写本校写本，宋之后多以刻本校刻本。而宋刻本及源于宋本的本子，今保存尚多，版本体系也不难梳理。故此，对于刻本校勘的正误我们尚可核证。今天如以写本刻本互校，则必须意识到二者不同的文献特征，不可完全以刻本方法校正写本。

此后有关《史记》的研究甚多 35，正如王重民所言：“明人尚评点，其书不关重要。清代朴学大师出，其著述始可观。梁玉绳之于考订，王念孙之于训诂，张文虎之于校勘，崔适之于辨伪，莫不蔚为大观，有功《迁史》。” 36钱大昕更称《史记志疑》“凡文字之传讹，注解之附会，一一析而辩之”，“洵足为龙门之功臣，袭《集解》、《索隐》、《正义》而四之者矣！” 37清代学者的《史记》研究确称精审，但似乎多局限于以刻本为基准的传统文献考订。即便到了1872年，张文虎《校勘史记索隐正义札记》也仅限于当时所见刻本异文，对刻本与写本流传并没有给予相应的观照。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或多或少言及文本的“传写之误”。但因为既无新材料，又缺乏新方法，在相关问题的考订上少有突破。可以说，有宋以降，清季之前，中国古代学者的相关研究很少直接涉及《史记》古写本。

日本学者的早期研究多体现在抄本乃至刻本中的眉批校记中。如南宋黄善夫本校记，三条西实隆自抄元刻彭寅翁本《史记》校记，及诸多以元刻彭寅翁本为底本的“古本校记”。另有日本庆长古活字传嵯峨八行有界本校记，庆长八行有界本校记等 38。专门的校记约产生于日本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加贺藩儒者大岛贽川、大岛桃年（1794—1853）父子撰有《日本博士家本史记异字》（又题曰《天朝传本史记异文》、《天朝传本史记说》）、《史记考异》等 39。正如井上进所言，大岛氏虽然钦慕时间相近的乾嘉诸老，并着意师法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考订异字，但在规模与准确性上与后者仍有差距 40。

1928年，卫聚贤发表了《〈史记〉残卷校》一文 41，这是较早专门利用古写本对《史记》原文一一比勘的中国论著 42。此后，虽有我国学者对《史记》写本进行了零星的校对工作 43，但做得最出色的依然是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及此后对之校补的水泽利忠。1934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出版《史记会注考证》，著录写本14件 44。1957年水泽利忠对之订补，作《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一书，所用校雠古抄本有14件，正文后又补入敦煌本3件，共17件 45。每校一字，几乎将当时所能见到的写本、刻本搜罗殆尽，一一排列，考辨细密，资料极为丰富。对此，我国学者鲁实先以为校勘但求正讹，不应多列同源版本以作校语，试图眩人耳目示己博闻。又云阮氏校经、张氏校史皆有此失。顾颉刚也批评泷川氏“去取不精，剪裁失当” 46。水泽氏则以为推定同源版本似易而实不然，即虽同源而又有刻者以意改定 47。

在两书之后，中国学者奋起直追。集中对《史记》进行校勘考订的有王叔岷、施之勉以及李人鉴三人，其中又以王叔岷用功最深 48。李人鉴从1961年开始在《扬州师院学报》陆续发表《史记》相关考订文章，后出版专书《太史公书校读记》 49。虽有创见，但囿于当时的条件，所用数据有限，仍属传统考证范围，基本很少涉及古写本。

王叔岷先生1967年始即在《文史哲学报》和《史语所集刊》等处连续发表其校勘《史记》的成果 50，后结集为《史记斠证》一书 51。王氏系校雠名家，旧学根底扎实，考证翔实。《斠正》以《史记会注考证》为底本，参景佑本、黄善夫本，局本；所用写本有《敦煌秘籍留真新编》本《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伯夷列传》；日本影印本《文帝本纪》、《河渠书》、《郦食其陆贾列传》、《张丞相列传》、《殷本纪》等。王氏谓《考证》古抄本列30篇以上，但未详校。自己历时17年，并一字一句校过 52，可谓精审。但其所用材料多为罗氏影印，有些写本未能亲见，不免错过了一些有价值的论题。

大概与之同时，施之勉先生也在《大陆杂志》、《成功大学学报》上集中发表了《读〈史记会注考证〉札记》和《史记》诸篇的校记 53。正如王叔岷先生所称，二人交替发表，互有参照，因此各有短长，相较而言，王叔岷先生的考据更为扎实，影响力也更为广泛。而张森楷《史记新校注》、韩兆琦《史记笺证》亦属用力甚勤之作 54，顾颉刚先生尤其称赞张作“荟萃众本，复详加校勘，订正讹误，折衷异同，皆极精审 ”55。上述学者无论是具备详备数据的水泽利忠，还是校勘精审的王叔岷，他们对《史记》古写本的利用仍不全面，在使用方法上也基本是将古写本与宋元善本等量视之，只是关注异文的比对和考订而已。对写本时代《史记》本身的流传特征、研读方式基本无暇顾及。

当代致力于《史记》写本研究且方法较为新颖的另有易平先生。其《〈史记·匈奴列传〉末段错简考辨》、《日藏唐写本裴注〈史记·河渠书〉残卷末〈集解〉来历新证》、《日本高山寺藏裴注〈史记·殷本纪〉文本源流考》等文对写本性质及其价值甚具卓见，认为写本的价值不只在于为我们对《史记》文本校勘提供材料，更在于“以此为参照，发现宋人校《史》的特点和问题” 56。

（三）写本之传播

自班固、张晏及三家注，吕祖谦等论次之后，明清学者多以刻本状况反推写本流传 57，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较早系统研究《史记》阅读及其学术史意义的著作当属日本学者吉本道雄的《〈史记〉探考：它的形成与中国史学之确立》 58，但其中内容多属论述《史记》本身的史学史意义。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前编”部分第二章“帝国の秩序と书籍”内“《史记》と汉朝”一节，介绍写本时代的书籍与社会文化。虽然所用文字不多，但作者却敏锐地注意到《史记》命运与汉朝的微妙关系，指出其至少在汉成帝以前享有较高的声望并具有“汉代正史意味的文献” 59。

在《史记》传播过程中，《史记》名称的变化是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不少学者将相关文献几乎爬梳殆尽 60，但多限于考订《史记》名称演变过程，而未能注意到名称转变的意义。陈直首先从文献传播的新角度考察史记在汉晋时代的流传情况。其《史记新证》 61一书，不仅在序言部分言及写本时代《史记》传播的特征，而且以大量的考古实物每每证实《史记》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讹误。《史记》的亡阙与补作问题，曾引发诸多学者的争议 62。易平结合写本时代特点从新的角度论述问题，因而常有新的发现 63。袁传璋《从书体演变的角度论“索隐”、“正义”的十年之差—兼为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说补证》 64，也属角度较新的文章。陈纪然《汉唐间〈史记〉的传布与研读》，注意到《史记》汉唐文本传播的不同动因 65。就这一时期的学术史研究而言，杨海峥《汉唐〈史记〉研究论稿》 66无疑是目前最为全面的研究。

（四）其他相关研究

《史记》古写本训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学者中，如前揭築岛裕、武内义雄等，又以小林芳规《汉籍训读の国语史的研究》 67较为突出。该书对平安、镰仓时代《史记》写本间有摭用，并揭示了日本博士家的文本训读特色。

近年来一些美国学者对写本时期《史记》文本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 68。如吴德明（Yves Hervouet）通过比较《史记》、《汉书》，认为可能有抄写者根据《汉书》而重构《史记》遗失的篇章。何四维（A. F. P. Hulsewe）也在比对了《史记》、《汉书》词句后认为，《史记》卷一二三是尝试通过《汉书》卷六一及其他篇章数据重构《大宛传》 69。鲁惟一（Michael Loewe）在为何四维的《中国人在中亚》一书所作导言 70中也讨论了这一问题，认为《史记》文本是衍生物。但榎一雄（Enoki Kazuo）《〈史记大宛传〉与〈汉书张骞传〉的关系》和吕宗力（Lv Zongli）《重新思考〈史记〉卷一二三的真实性问题》 71分别指出上述两篇文章的论据有问题。

此后，戴维·哈尼（David B. Honey）的《〈汉书〉、原稿证据及〈史记〉校勘：以匈奴列传为例》 72通过文本对比认为，《汉书》的相关论述更为原始。马丁·克恩（Martin Kern）在《关于〈史记〉卷二四〈乐书〉的真实性及意识形态的注释》和《司马迁〈史记〉中的司马相如传与赋的问题》中 73认为，上述《史记》两篇所出较晚。对此，倪豪士在其领译的《史记·汉本纪》中则依据自己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三　相关研究的不足及问题展望

通过以上文献清理，我们发现《史记》写本的著录、校勘以及传播的相关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写本发现到20世纪30年代为第一阶段，主要是介绍新材料，未遑细考。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末为第二阶段，后起学者对写本材料进行详细的文字比勘，介绍文本特征，并试图构建传本谱系。自21世纪初以降为第三阶段，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写本本身的文献特征，尝试新的研究思路。相较而言，我国学者的研究虽然较为扎实，但在研究思路上仍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国内版本研究较为精纯，很少涉及版本以外的内容，在研究深度上也有进一步开掘的必要。虽然《史记》刻本系统基本清晰，写本研究也有较多的积累，但写本与刻本承变研究尚需加强。同时，《史记》阅读与接受的研究较为缺乏，在各个时期的影响力论述偏于浮泛，有深入论析的必要。文字校订的研究多限于写本异文的辨析考订，对写卷的阅读痕迹乃至写卷本身认识不足，将《史记》传写与阅读相结合的研究更属凤毛麟角。而写本的痕迹与阅读者及其所处的时代、际遇密切相关，我们不得不放宽传统文献学的研究视野，赋予版本、校勘以鲜活的生命。

由于文献类型不同，《史记》的写本与刻本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写本时代文本的变动在于抄读的过程，而刻本时代文本的变动在于刊刻之际。相较而言，刻本是一种“固定性文本”，重在文本的校勘，以求最大程度地符合原本。由于刻本存世较多，印数大，传布广，相关研究也较为充分，我们大致可以梳理出其版本系统。写本则是一种“流动性文本” 74，它们面目各异，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几乎每个写本都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抄写者的语言习惯、所用字体、文化素养、兴趣心情、生活背景都会使写本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异。读者的语言、家法、思想、师承、治学态度等也会使其对写本的解读有自己的特征，而这种解读作用于写本上，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有个性的文本 75。在某种意义上“抄写不仅被看作一种文献复制的方式，更是一种优于阅读的习文方式” 76。我们不仅要关注写本本身，还应努力“重建这些曾经是文献的来源，而今天却远远地消失在文献背后的过去” 77。因此，对于写本的研究，除了文献上的校勘之外，我们还要尽量揭示何人在何种情境下，出于何种考虑而抄写或者研习《史记》，其中的增衍或删略又有着何种历史背景。

《史记》写本历时长久，分布地域广阔，如何处理写本与刻本、敦煌文献与日本古写本之间的关系也就非常重要。两千年前《太史公书》写成之际，仅有正副两本；两千年后《史记》已然化身千亿，遍布宇内。两千年来，《史记》文本在不同学术视角的观照下，不断折射出历史的不同棱面。检视《史记》古写本的相关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反思传统文本研究中的不足，对于如何结合历史学的方法推进写本研究也不无裨益。

（本文作者张宗品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文学博士。转引自《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年第3期。凌朝栋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