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深度怀疑

1922年4月，发掘的第五个季度的末期，发掘者的心情变得忧郁起来。尽管温劳克有重大发现，卡特他们在帝王谷的发掘却“极其缺乏结果”。因此，是继续在帝王谷进行发掘，还是另寻找一个更具有发掘意义的遗址，成为一个具有高度争议的问题。值得为继续发掘进行辩护吗？卡特自己的感觉是，在这个三角区域的任何区域，即使再小的地方，只要没有被发掘过，那么继续进行发掘的冒险就值得尝试。卡特向卡纳冯勋爵坦言说，与在埃及其他地方发掘相比，发掘者可能会花费更多时间、更多经费而收益更少。但是，他指出，如果交了好运，“多年来枯燥而无收获的工作”就会获得回报。

卡特坚持在靠近拉美西斯六世坟墓区域的燧石与工棚相交接处的下方，必须进行彻底的勘察。他头脑中有一个迷信的想法，即图坦哈蒙的坟墓就在那里。在帝王谷的这个特殊的角落里，他可能会找到失踪的国王。他说：“我们终于决定在帝王谷进行最后一个季度的发掘。为了早点儿开工，首先要切断通往拉美西斯六世坟墓的通道，如果能够证明确实有必要的话，一定力求对游客产生的不便降到最小。”

在卡特对第五个季度末与第六个季度开始之间的这个关键时期的简明扼要的描述中，一个意义非凡、吸引人心的情节被省略了。我们可以根据他的笔记、信件，以及与赫伯特·温劳克之间的对话，还有1950年代末莱奥纳德·克特雷尔对考古学家阿兰·伽丁纳尔——一个与卡纳冯勋爵和霍华德·卡特都很亲密的人——所进行的采访中的相关内容，重新复原出来。

在没有取得成果的第五个季度的末期，卡纳冯勋爵下定决心不再支付以后的发掘费用。他对发掘的无效以及支付的高昂发掘费用，产生了彻底绝望。他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很多次，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发现他变得越来越沉默。他只有47岁，但是他的身体开始变得虚弱起来，身体和精神似乎都很疲惫。卡纳冯伯爵资助的埃及考古事业似乎很快就要终止。

古物服务部的氛围也使卡纳冯勋爵的性情愈加阴郁——古物部很可能要更改古物法。

戏剧进行到此处，需要介绍第四个重要的人物，他对于理解图坦哈蒙墓的发掘背景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个人物就是皮埃尔·拉考。1917年，他接替加斯顿·马斯佩罗爵士出任埃及古物服务部的总管。

拉考是一位法国耶稣会士，是位非常有能力的考古学家。他仪表非凡，眼睛炯炯有神。他对自己的管理才能十分自豪。他才华横溢，能力超人，每天可以对成打的事件应付自如，他尤其关注细节，据说“他有条不紊，精细之致”。

加斯顿·马斯佩罗亲自选定拉考作为他的继任者，因为他认为，拉考会支持他对外国考古学者极其开明的态度。但是，马斯佩罗，一个性格随和的埃及学家，对这个年轻的同事做了错误的判断。

马斯佩罗曾经非常坚定地鼓励外国发掘者在埃及进行发掘，确保他们可以保留至少二分之一的发掘品。发掘者一旦取得在埃及的发掘权，埃及官方必须严格保护他们的安全。拉考十分不赞成这个规定。他认为必须对外国发掘者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他曾经私下声称发掘者“毫无权利”。拉考在公开场合也表示，他想将原有的发掘标准中的较随意的语言修改得更为准确。他想使埃及古物服务部对任何发掘都享有绝对控制权，并且要求古物服务部的成员必须任何时候都要在场。

但是，对外国投资者和卡纳冯勋爵来说，更为不妙的是，1921年，拉考计划改变古物法中关于发掘分配问题的有关条款，即改变现有的发掘者五五分成的规定。拉考坚持，埃及古物服务部负责人可以拥有对埃及境内任何发掘的最终决定权，对发掘来的任何文物享有绝对支配权，即想留下哪件，就可以留下哪件，然后将剩下的文物送给发掘者。

拉考私下告诉他的熟人说，他十分憎恨富有的外国人来埃及，可以在他们喜欢的时间，喜欢的地方进行挖掘，然后将发掘得到的大量文物据为己有。他说现有的这种分配规则在实践中与规定相违背，因为发掘者经常把他们发掘来的想据为己有的文物匿藏起来，只是将其他一些文物上缴到埃及古物服务部来进行分配。拉考发誓要加强古物法标准中的这种宽松的语言，严格界定“一个从未被发掘过的”王室坟墓。

霍华德·卡特是一个以前自由发掘政策的支持者。作为一个私人资金赞助下的发掘者，他非常看不上拉考的行为。卡特将拉考视为法国官僚代表的化身，认为拉考是一个水平不高的考古学家和学者，一个无力胜任、心胸又狭隘的人。卡特对皮埃尔·拉考的认识，实际证明是他平生以来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

赫伯特·温劳克本人也不喜欢拉考，但是他非常欣赏拉考身上那种敏锐的耶稣会士式的律师般的头脑，敬重他那种不屈不挠的理想化的性格。温劳克建议卡特对拉考要小心对待，但是卡特从来不加理会。温劳克是一个喜欢进行侧面攻击的人，他力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上司埃及部馆员艾伯特·利思戈向拉考施加政治压力，以制止“拉考的纠缠不休的主张”。艾伯特·利思戈是一个严肃的、学究型的学者，他看起来是一个少有的、乐于在任何事情上都喜欢幕后操纵的人，但丝毫没有倾向和意愿来操纵权力。作为一个后台人物，他的一个老朋友愿意将他说成是一个“单纯”的人。

艾伯特·利思戈很快接受了温劳克的建议，为默顿·豪厄尔博士准备了一篇简短的文章。默顿·豪厄尔是一位代表着美国的年长且有点儿沉闷但十分和蔼的律师（在当时还不使用大使这个头衔，因为埃及还不是独立的国家，只是英国保护下的属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拉考先生担任埃及古物服务部总管这一职务后，他立即建议要改变现存古物法中，发掘者可以占有所得文物一半的规定，认为有权占有我们发掘的任何一件有价值的好文物。这严重违反古物法的精神，以及多年来我们一直执行的惯例。因此，我们被迫呼吁坚持我们权利的公正性。他多次声明，将尽所有可能，对古物法做出改变，这种倾向在最近的几次努力中，达到高峰。

拉考的主要争辩如下：

    作为总管这个职位的担任者，他有权按其希望的样子采取行动而无需讨论。

我们一向最早认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考古价值的文物，应该交予开罗博物馆。但是，在一些情况中，我们先前总是拿出其他令人满意的文物来进行抵消。拉考先生不情愿赞同这个程序。这个职位在加斯顿·马斯佩罗担任时，从来不是这样，作为古物部前任总管，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发掘。他视野开阔，多次让我们确信，不能剥夺埃及的文物进入开罗博物馆。他希望尽可能地鼓励发掘取得具有科学意义的和历史意义成果，同时可以帮助欧洲和美洲的最大的博物馆，组建起埃及文物的藏品，从而给人们带来精神的启迪和享受。

不幸的是，拉考并不是同样具备这一品质的人物，至少看起来他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拉考曾经对我们说，我们应该只为科学的目的而发掘，而不是为了发掘某些文物来丰富我们的藏品，以达到教育的目的。

当我们向他指出，如果得不到相当的回报，我们不可能有大量资金保证工作顺利进行，拉考却说，我们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不管回报如何，我们也能获得资金支持，“就像在雅典和罗马的美国考古所已经获得资助一样”。我碰巧对这些考古机构获得的资助情况十分了解，这些国家的情况如拉考先生这里所希望的那样资金充足。我的岳父理查德森教授，曾担任美国驻雅典考古所所长多年。他说如果每年能够筹集到2500美元，那将是他期望的最高数额。我们博物馆每年为我们在这儿发掘所支付的费用大约是60 000美元，此外每年还有约40 000美元用于出版和其他方面。因为在雅典，法律规定，没有任何文物可以归发掘者所有，因此在那里从未有过充分的发掘，法国人在德尔菲、德国人在奥林匹亚的发掘除外。这些都是在法国和德国政府资助下进行的。英国和美国在埃及的发掘不可能得到政府的支持。

1909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皮尔庞特·摩尔根，第一次来到我们在埃及的发掘地。他告诉我完全同意并支持我提交的关于扩大我们在埃及的发掘机构从而提高效率的建议。在扩大我们的机构之前，我前去谒见马斯佩罗，要求他保证支持以备将来。他当时立即告诉我说，他太高兴了，但不能马上给我答复。他的立场如下：他退休时有权向法国驻开罗部长提名古物服务部总管下一任人选；这个人选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他已经确立下来的有关政策，“对于将来没有任何的担忧”地发展和贯彻我们的既有工作。后来拉考被任命为马斯佩罗的继任者。但是两年前，当拉考主张改变古物法的相关规定时，我提醒他注意马斯佩罗曾给我的保证，他拒绝做任何考虑。

我坚持说，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道义问题，因为我们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并诚心建立起了我们的机构，我们已经实施了广泛的工作计划，其中一些已经完成了一半；我们现在面临这样一个局面：这个局面不但会毁掉我们的计划，而且我相信会有损于开罗博物馆本身，以及对整个考古科学带来灾难性后果。

我深信，如果这些改变一旦付诸实施，那么后果一定令人堪忧。在埃及工作的这些科学机构就会撤离，埃及官方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错误是因为执行了拉考的盲目政策而导致的。过去几年来的各种考古发掘已经给开罗博物馆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物藏品，并雇佣了大量的埃及本土劳工，他们也将失去现有的赚钱的工作。我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考古队，雇佣了大约700-800名埃及劳工。为了满足各种需要，如包装材料、交通运输费用等，我们每年在埃及花费的各种开支也数量可观。就在战争前夕，财政顾问爱德华·塞西尔勋爵，对我们在埃及的发掘声明留下深刻印象。他主动向我们提议，我们的发掘特别应该分得一部分文物。这是一个友好的提议，我对此十分感激，但是感觉必须谢绝。

不仅每一位英国和美国的埃及学家（不管他是正在进行发掘，还是完全没有利害关系的人）都联合起来反对拉考的行为，均认为这将毁掉过去25年来我们所付出的要完成的科学研究成果的所有努力，还引发了埃及古物服务部工作的英国考古学家私下表达反对拉考的行为。由于各种原因，他们不能公开地表达他们的意见，但是我敢说他们也乐意让艾伦比勋爵（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知道他们的想法。

 

1922年夏天，就在帝王谷发掘的第五个季度末期，卡纳冯勋爵对拉考的新政策感到彻底失望，开始变得更为憔悴。他心爱的20岁的女儿伊芙琳小姐这样描述说：“他陷入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无精打采地躺在摇椅上，他的身体看起来如此虚弱，甚至连拿住手中正在阅读的书的力气都没有。”卡纳冯勋爵不厌其烦地去美丽的海克利尔庄园散步，不过在他去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惊叹，在过去他从来不这样，他常常对庄园的漂亮远景唏嘘不已。

正常情况下，霍华德·卡特常常心情愉悦地陪同卡纳冯勋爵在海克利尔度周末。两人充满智慧和幽默的谈话常常长达几个小时，论及埃及、考古、卡特的经历、卡纳冯的收藏，以及他们两人希望发现一座王室坟墓的梦想，在这座坟墓里面从下到上都装满了珍宝。当卡纳冯勋爵有一个自己特别感兴趣的故事时，无论是关于他本人生活中的故事，还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一个传奇，他会一遍又一遍地讲。但是，他重复故事却从来不枯燥，卡纳冯勋爵拥有语言天赋，使得他能够不断地让故事充满魔力。他最喜欢的故事是，在他20多岁时，周游世界时所经历的种种传奇。他的姐姐在卡特的畅销书《图坦哈蒙之墓》第一卷中的导言中，做了这样的描绘：

 

有一次……卡纳冯勋爵租了艘小船，泊船到海岸远处的轮船那里去。他独自一人，看着两个强壮的渔夫划着桨。当船离开海岸很远，同时到目的地又有很远一段距离时，这两名渔夫突然提出给他两个选择：一个是加倍支付费用，另一个将他扔入水中。他很安静地听着，示意他们将他的手提袋递过来。他们遵照执行了，头脑中开始想象着英国“勋爵”的大笔赎金。然而，这种情况突然间就发生了变化，卡纳冯勋爵手里拿出一把左轮手枪，瞄准这两个人，命令他们继续开船，否则他就开枪。每次他回忆起这段传奇经历，他就咯咯地笑出声来。这个故事至今还有听众。

 

在关于卡特本人的传奇故事中，有一件令卡纳冯勋爵特别感兴趣。卡特表现出来的非凡勇气和所遇到的危险令卡纳冯勋爵永远难忘。这个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有一次，当卡特在卢克索短期度假时，他发现自己突然卷入到了一项意想不到的非常危险的工作中去了。

战争复苏了大量的本地盗墓者的盗墓活动。以前的总督达瓦帕夏（已经死去很多年了），他做事非常有效率，从四面八方对盗墓团伙展开攻势。一天下午，有消息从库尔纳村传出，一个家族在库尔纳山的西部从未被勘探过的地区发现了坟墓。盗匪们立即带上枪只赶往此处，他们想使用武力分享成果。经过一阵叫嚷、尖叫，以及几次枪声相互还击后，第一支盗匪团伙落败而逃。

村里的一些显贵人物与霍华德·卡特取得了联系，请求卡特采取行动以避免以后的冲突。虽然卡特没有埃及古物服务部的固定职位，但他依然决定采取行动。那天，已经是下午很晚的时候了，他急忙召集了附近几个工人，赶赴案发现场。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极端冒险的行动。首先，卡特他们不得不借着月光，爬到距离库尔纳山脚1800英尺（约548米）高的地方。到午夜时分，他们到达一个非常陡峭的悬崖上，这个悬崖位于距离帝王谷基部350英尺（约106米）高，看到一条沿着峭壁直垂下去的绳索。可以听到盗匪们在底下盗墓发出的空旷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具体在什么位置卡特并不清楚，他们正在试图打开通往密室的通道。

卡特毫不犹豫地切断盗匪的绳索，然后将自己带去的一条绳索系好，直接顺着绳索来到了“常年不闲的盗墓贼的老巢”。他说：“这是种消遣，至少一点儿也不缺乏兴奋之情。”卡特发现有8个盗墓贼在盗墓。卡特的降临使得他们很难堪。他提出来两条路供他们选择，要么沿着卡特的绳索赶快离开，要么留在原地再也休想出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绳索了。盗匪们最终醒悟过来，走掉了。

卡特沿着绳索爬到山崖上，并在这里过了夜。早晨天亮后，他再次下到崖底，仔细察看。他发现这是一个别具心裁的坟墓，它的通道是一个自然的水蚀的竖井，非常隐蔽，即使是能够明察秋毫的观察者，无论是从上面看，还是从下面看，都很难发现该坟墓的存在。卡特发现了一条直接开凿在悬崖的通道，约有50英尺（约15米）长，然后突然改变方向，通向一个18英尺（约5.5米）见方的房间。

盗墓贼已经清理了堆满碎石的通道，开凿了一条仅仅容纳一个人穿过的入口。卡特决定对这个设计完美的墓室进行彻底清理。他相信这一定是一个封闭完好的坟墓，因为坟墓中隐蔽技术如此之高。但是，令卡特失望的是，坟墓的通道以及墓室都尚未完工，显然这是一座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坟墓。墓室里面只有一个硕大的空石棺，并且也未完工。根据上面的铭文看，石棺属于女王哈特舍普苏特。卡特相信，这个荣耀的女人，一定在她还是图特摩斯二世的王后时，就已经下令开凿这个设计精巧的坟墓了，但是后来，她本人取得埃及王位做了法老之后，显然觉得有必要在帝王谷建造一个合适的坟墓，与第18王朝的其他法老们并列。因此，位于悬崖上的这个坟墓被遗弃了。卡特考察了这个坟墓，认为一定有人建议女王保留原初的计划。在这个隐秘的地方，一定有女王木乃伊合适的藏身之地。在帝王谷，没有比这里更合适了。她当上女王后，一定关注来世的永恒。哈特舍普苏特法老，像其他所有国王一样享有特权。

但是，我们可以确信，1922年夏天，灰了心的卡纳冯勋爵，肯定不想再听到这种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了。因为作为寻找图坦哈蒙坟墓计划的资助者，面临这样一个不得不说的事实，即告诉他的密友和合作者，他将不再支付发掘资金。没有了卡纳冯勋爵经济方面的支持，发掘工作将无法继续进行。卡特很坚定，但是，在这个时候，根据阿兰·伽丁纳尔的回忆说，卡特做了一个令人困惑和难以置信的声明。他表示说，如果卡纳冯勋爵同意，卡特将使用自己的资金继续发掘。卡纳冯勋爵被卡特的执着而无私的行为所感动，他很快改变了主意，答应卡特说愿意再继续支付一个季度，但仅仅是一个季度的发掘。借用伽丁纳尔的话说，这是卡特的“最后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机会究竟会是怎样呢？阿兰·伽丁纳尔爵士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情况会是怎样。霍华德·卡特有资金可以继续进行发掘了，当然，他至少可以进一步获得其他资助者的支持。

虽然卡特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1903年他突然从埃及古物服务部辞职，证明他对自己的将来，或者他将来如何获得资助，并没有过多的考虑，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卡特变得更加谨慎。卡纳冯勋爵鼓励过他要为自己的将来做计划。凭借与这位富有的伯爵的关系，让卡特认识一些以前没有机会认识的、与考古发掘没有任何联系的其他人物。没多少年，卡特很顺利地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经营古埃及文物的“绅士商人”。他不仅个人拥有虽然数量不甚多，但是非常有价值的埃及古物收藏，而且他已经成为了收藏者如卡纳冯勋爵以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主席爱德华·哈克尼斯的顾问。他还做过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次最大的文物藏品的秘密代理商。霍华德·卡特还曾为酬金向中东石油巨商卡鲁斯特·古尔班基提供过收藏咨询。

如果他把自己的收藏品卖掉，加上所有的储蓄，卡特的确可以支付在帝王谷继续发掘的费用，至少一个季度没有问题。但是他不需要自己投资，因为他还有其他途径获取其他赞助商的支持。当然不是古尔班基。现有足够的证明显示，卡特曾经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赫伯特·温劳克讨论过资助的可能性。毫无疑问，博物馆非常感兴趣，代替卡纳冯勋爵来为卡特提供继续在帝王谷发掘的资助。尤其是当温劳克在帝王谷发现了图坦哈蒙坟墓存在的“绝对线索”，即便这是一座空墓。在他的通信中，温劳克两次提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将扩大在帝王谷某些区域进行发掘的可能。温劳克是一个绝对没有个人私心的学者和科学合作的典范，他并没有向他的朋友兼同事霍华德·卡特隐瞒他的这一发现的重要性。显然，他更喜欢让事情发展顺其自然。如果卡纳冯勋爵决定放弃他的资助计划，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肯定会取而代之。但是，如果卡纳冯勋爵想继续发掘，博物馆将会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当然也有可能，温劳克提到的这些，并不只是针对图坦哈蒙墓，而是针对整个帝王谷。不仅如此，自从我开始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的那些年里，也同样支持这个设想。当时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詹姆斯·罗米默尔曾告诉我，温劳克曾经告诉过罗米默尔说，卡特有一次与他谈论到关于博物馆全力与他合作的问题，资助将不仅仅限于图坦哈蒙坟墓的探寻，假若卡纳冯勋爵决定放弃继续资助的话。温劳克还说，这看起来好像是游戏中的关键时刻。当然，这只是一个失实的传闻，但是符合逻辑，十分可信，符合温劳克的写作风格。卡特究竟是否告诉过卡纳冯勋爵这个安排，我们并不清楚，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这样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