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922年11月26日深夜，在埃及充满传奇色彩的帝王谷，发现了国王图坦哈蒙的陵墓。清理工作花费了十年有余。墓中出土了近五千件珍贵文物，轰动了整个世界。这是迄今为止世界考古史上最为丰富的发现。

图坦哈蒙，这位生活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鲜为人知的古埃及国王，大约在公元前1350年前后，以十八九岁的年龄驾崩。但是，在1920年代，他却顿时成为了重量级名人。该坟墓的发掘者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以及富有的资助人乔治·爱德华·斯坦霍普·默利那·赫伯特，即卡纳冯勋爵，也同时不得已成为了世界名人。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岁月，帝王谷中唯一幸存的法老陵墓，幸免于古代盗墓贼的破坏，未被洗劫一空，实在令人兴奋。所有专家已经明确告诉过两位发掘者，帝王谷这个“死人城”已经全部被挖掘过了，然而两位发掘者却固执地坚持寻找。几年来，一无所获。但是，将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在帝王谷挖掘的线索汇集一起，他们得出了一个确凿无疑的结论，那就是帝王谷中还有一座被考古学者所忽略的陵墓。于是，资助人同意再支付最后一个季度的费用。就在近乎绝望的最后时刻，在他们猜测认为没有被破坏过的一块岩床处，取得了惊人的发现。成千上万的美妙绝伦的艺术品突然出现在面前，即当这些陵墓的来访者看到这一切时，他们都惊呆了。

帝王谷获得重大发现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世界。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如发掘现场架设的电报、电话，以及考古史上首次采用的快照技术、动态短片等技术，都开始派上了用场。这些技术大大推动了消息的传播。第二年，图坦哈蒙墓的资助人卡纳冯勋爵，在所谓的“木乃伊的诅咒”中死于非命，更是牢牢吸引了公众们的好奇和热情。

自从半个世纪前图坦哈蒙墓被发现之日以来，国王的珍宝一直在不断地激发着公众的想象力。在世界史上没有任何文物展的欢迎程度能超过“图坦哈蒙文物展”。该展览离开埃及本土，1967年来到巴黎，1972年大英博物馆，1973年去了苏联的四个城市。同年，还在美国的七个城市进行了巡回展出。正是因为这次展览，才使人们对图坦哈蒙法老的狂热不减。当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艺术馆展出55件文物时，16周内共吸引了近百万的参观者。在芝加哥田野博物馆（Field Museum in Chicago）展览时，短短十周内，就破了百万人纪录。这次展览是埃及政府组织的作为纪念美国建国200周年的献礼，而在历时三年的美国巡回展中，大概有逾七百万的参观者对这位年轻的法老表达了敬意。

图坦哈蒙墓的发掘至今已经过去了56年，相继出版过几十种书籍和展览手册，新闻报道也成百上千。人们或许认为图坦哈蒙和围绕这次激动人心的发现的大事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可说了。并非如此。事实上，迄今为止出版的所有书籍，包括霍华德·卡特和他的同事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A. C. 梅斯合撰的三卷本的《图坦哈蒙之墓》，都没有涉及该坟墓发现的前前后后的最重要的一些情节，有些是作者有意为之，有些是无意的。这些被人们忽视的或者被隐瞒的事实，大大改变了官方或目前为止无争议的故事。这些事实增添了人们远不止于对该发现的考古学重大意义的兴趣。

图坦哈蒙墓发掘背后的真实故事又是怎样的呢？凭直觉和探奇的性格，加上点儿探索的努力，我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我作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方面组织图坦哈蒙珍宝美国巡回展的负责人，自1975年以来，一直沉浸于与这位神秘的年轻国王相关的各种事情之中。我认真地研读了各种文献，包括学术的和通俗的。我查考了保存在开罗埃及博物馆里的卡特亲笔手写的《条目汇编》中的180张散页，一件一件地研究了近五千件墓中出土的文物展品。我深深地被卡特和他的资助人卡纳冯勋爵所吸引——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工作方法，他们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埃及部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埃及古物部的种种交涉。我甚至为一般的展览的哲学的梦想所累。我搜捡四个墓室里的文物，尽可能地按照被发掘时的顺序摆放，目的是可以尽可能地再造卡特和他的助手们在几年发掘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场景。

我本人参与了将这些文物运装到大洋彼岸的各种琐碎而细致的管理工作，花费了数百小时与埃及方面进行紧张而烦琐的谈判。该项工作是在开罗的一间办公室里进行的。埃及方面与各国——英国、法国、东德、波兰、西德，更不用说，还有美国——代表挤在这间办公室内轮流谈判，代表们也相互偷听着彼此的谈判结果。他们与今日的埃及古物机构组织¹负责人交涉，他们的要求五花八门，有人请求进行一次新的大规模发掘，有的则请求允许他们在大金字塔墓室里面过夜，甚至还有人请求在保护罩外面拥抱法老哈夫拉的雕像，来验证一下它赋予生命之光的能力。据说古代的神人可以治愈人类的大部分疾患（若不是全部的话），如过度忧郁，或者身体过度虚弱。

我参与过开罗博物馆黑暗角落的一个不太正式的通电方案，我当时负责监督修建一个影像工作室和一个生产模具的小型工厂。就在我到达开罗博物馆的前几个星期，别人告诉我说，可能已经通上电了。当我和另外八位专家抵达之后，我确信真的已经能正常使用了，很可能在一两个月前就开始用了。很快，从大金字塔灯光秀那里借来200米电缆。电缆接在博物馆旁边街道的路灯上，沿着博物馆建筑，横过房顶，向下穿过一扇碎玻璃窗，最终抵达工作室。巴赫、莫扎特、维瓦尔第的音乐，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开罗博物馆播放，就在这里开始了我的工作。

当经过几个月的反复研讨，涉及展览协议的每一个细节都落实以后，一个新的棘手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展品的运装问题。该问题几乎使展览计划濒于流产。通过协商之后算是达成了协议，决定用商业航班运输。但是，埃及方面突然提出，要求货运包机，这等于要举办方额外支付50万美金的费用。我立即赶到美国使馆同赫尔曼·艾尔茨大使商讨这个难题。我对大使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不久，美国海军从欧洲往美国运送过展品。大使回答说：“我想，我可以给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还有我的老校友吉姆·哈罗威发个电报，商谈运输中的技术问题。”哈罗威？他是当时的海军首长。正是美国海军成全了这次展览，他们用美舰萨克拉门托号免费运输了这些珍宝到美国。

虽然这些插曲很有趣，但是他们与图坦哈蒙、他的稀世珍宝、他的发掘者霍华德·卡特以及资助人卡纳冯勋爵无关。卡特著的三卷本《图坦哈蒙之墓》，我共读了六遍。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间，我开始变得困惑起来。然后，我怀疑，甚至对卡特的这次重大发现的记载感到怀疑。我开始疑惑当年卡特发现图坦哈蒙之墓的第一个夜晚所发生的一切，难道他仅仅是向坟墓里面瞥了一眼，然后重新封闭，遂即告退？这一切都不合乎人的本性。不管怎样，这截然不同于当年我在希腊城市西西里发掘时所经历的那种冲动。当我看到壕沟里泥土中裸露出来的一个陶俑的头部的鼻尖时，那是一个无比诱人的历史性时刻。这时，耐心和方法都统统阻挡不住我的手指。这可能就是当我读卡特的《图坦哈蒙之墓》第一卷，发现书中根本没有提及站在荷叶上的年轻国王木制的头部雕像这么一个美妙的文物时，我开始对自己说：“接下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这可能就是当我尝试着将卡特从墓中迁移出来的所有文物进行排序，发现他在书中所述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摄影师哈利·伯尔顿拍摄的一千八百余张照片的顺序存在着巨大差异时，我开始彻底怀疑卡特的发掘记载。

我按照通常惯例，仔仔细细查考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与图坦哈蒙以及博物馆与卡特之间“合作”相关的所有档案，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有意义的材料。当然，一些关于美国国务卿查尔斯·伊凡·休斯与埃及政府之间的各种联络资料，多少还是让人感到好奇。休斯曾代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卡纳冯勋爵向埃及政府方面施加压力，促成展览的成功。代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卡纳冯勋爵？一个令人疑惑的小小的注释提到，1922-1924年间，美国国务卿的首席助手在博物馆埃及事件中干得“绝妙”。这名助手是一个名叫阿伦·杜勒斯的年轻人。阿伦·杜勒斯又是谁呢？

更多的信息没有了。1920年代的这些档案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资料了。

我又按照通常惯例，咨询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埃及部，看他们是否还有其他档案材料。除了一些档案的复印件，没有其他的了。接下来，我有幸询问到了埃及部的一位职员，他的办公室紧挨着存放27册装订的图坦哈蒙出土文物的原始照片的地方，我问他是否能提供一些关于该事件的新的材料或者档案。他说倒是有一些，但是从来没有什么标注“秘密”的档案，也从来没有将这些档案转移到其他地方之说。这些材料包括与“木乃伊的诅咒”相关的描述，并带有处理埃及学中特别令人烦恼的问题的标准表格（当然可以视为没用的东西）。我看了几百份原始文件、信件、笔记、图表、评论，卡特和卡纳冯勋爵的部分手写日记，以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埃及部的一些职员的为发掘辛苦多年的记载，所有这些材料都准确按照时间顺序整理，还附有大量的剪报。

正是通过这些材料，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关于此次考古发现的完整而真实的故事，活脱脱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整个故事并不全是为我们所熟知的，是一个崇高、光鲜、名副其实、凯旋的故事。故事的真相同样充满了阴谋、秘密交易、私下协议隐秘的政治活动，以及舞弊、自私、傲慢、谎言、无助、悲伤、痛苦等等一系列的事件。这些皆出于人性的脆弱，从而也导致了埃及考古的根本而持久的变革。

 

托马斯·霍温

1978年4月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