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著

古俄罗斯文学

南部俄罗斯编年史的文体风格

 

在这些古籍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两个类型：笔记和故事。所谓笔记，指的是不带情感、没有作者个人参与的叙述性的文字。有的笔记篇幅很短，甚至只有一句话，因为其出处就只有一句话。其他笔记则要长一些，详细一些。这些笔记虽然只是按照时间顺序列举了各种事件，但肯定是见证者的亲眼所见。笔记中的句子极短，事件按照传统的俗套语言进行表述，不会给人留下任何意象……所谓故事，指的是形象生动的一段叙述，不掩作者的同情之心或愤懑之情，叙述人以一种生动形象的方式讲述故事。编年史作者往往以第一人称进行讲述，或者进行非常详细的只有目击者或参与者才会有的详细叙述。叙述过程中常常穿插一些哲学、说教或抒情方面的东西，作者通过这些东西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让读者了解自己对待相关事务的态度。从内容和风格来看，这些故事往往可以追溯到数个出处。编年史作家只是将这些故事收集起来编进自己的书里。虽然这些故事的出处各有不同，但它们在风格上却存在着共同之处，这可能是由于编年史作家的编写所然。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风格，其目标都是便于形成一种生动、独特的描述风格。为了达到这个效果，作者使用了多种手法，如角色的直接表述。表述过程中一般不会对整个故事进行描写，只是着重于某个细节；虽然这个细节对于内容来说并不重要，但由于在故事叙述过程中得到强调而显得尤为重要，否则整个故事将变得平淡无奇。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是编年史作家知道如何制造悬念：最为重要的情节讲述得飞快，活泼逼真且不进行过多的细节描写。但故事的高潮迟迟不来，前面往往是长篇抒情或者是一些根本不相关的描写……

笔记与故事之间的转换，是编年史写作风格的本质所在。笔记形成了一个单调枯燥的背景，而生动多彩的故事由于对比明显而进展得尤其顺利。如果人们将编年史看作一个美学整体，那么编年史作为一种文学成就，则可比作一个团花 (Medallion)。团花绘画是在均匀、苍白的背景上绘出明亮多彩图案的绘画艺术。从编年史的角度来说，采用这种形式是因为素材的性质。每一个故事都必须有一个开头和结尾。但是在编年史中历史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之所以要将整个编年史呈现给人们，不过是为了将具体的俄罗斯历史与连续的过去连接起来，通过提及挪亚之子，让这个过去无结尾的观点变得可触可摸；实际上它连一个引子都算不上，它只是象征着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某种东西。有些编年史作家将引子部分进行了大力删节，只讲述了挪亚及其部族的诞生。这种引子可以用省略号来代替。结尾也没有：每一位编年史作家在写作编年史时，脑子里都有这样一种想法：他死后，他的著作将延续下去，因此这部著作永远也不会有结尾。

编年史这种与生俱来的无头无尾的性质，让编年史作家面临一个非常奇特的形式问题：故事的结构必须从材料本身寻找，而这个结构又必须能够无限延续下去。解决的方法就是团花手法 (medallion technique)：不用结构，而是通过一个柔和、单调的笔记背景，让生动、动态的故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形式还具有某种符号意义，当读者将编年史作为一个文学作品来阅读时，便会对其中的符号意义了然于心。将时间精髓作为一种自然力量进行演绎，恐怕没有比这更好的形式了。编年史读者面对的是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时间，超脱个人感情，心平气静，从容不迫，不停向前，将所有事物留在身后；在一些特殊时期，一些事件会浮出历史长河的表面，成型，获得色彩和生气，但并不停留，又消失在平静漠然的深渊，分解为永恒。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印象，就是因为编年史的风格所然，可以说编年史是非常有效的文学形式。它要求编年史作家不仅具有天赋，还要掌握写作的手法。他不仅要决定什么事情采取笔记的形式，什么事情采取故事的形式，还要将其精心规划使之形成团花的形式；最后，他还要极其小心地为自己的风格调色板选择各种各样的色彩，将笔记与故事之间的对比标志出来又不致夸张。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辨别出不同类型的编年史并分离出不同的流派。

在蒙古统治之前的南部俄罗斯编年史中，团花手法尤其常见，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西尔维斯特编年史》 (Sylvéster Chronicle)。十二世纪南部俄罗斯的其他编年史，存在着描写越来越生动的趋势。编年史作家主要采用多种修辞方式，并让人物语言、抒情诗和描写带上哀婉动人的色彩。他们的修辞方式与南部俄罗斯布道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在今天面向普通民众的公共演说和王室会议上，还能看到这种修辞。由于叙述的装饰借力于修辞，因此色彩过于丰富，与其背景不再适宜，于是逐渐受到遏制并最终在编年史中完全消失。留给人们的只有一些故事，而这些故事由于粉饰过度且缺乏内聚力而完全失去了文学价值。

北部俄罗斯的编年史从一开始就因为风格的枯燥无味而著称。其笔记与故事的区别不如南部俄国人的明显。在十二世纪后半叶和十三世纪，其风格更加枯燥。其修辞性装饰了无趣味，遵循的是传统教堂布道的修辞方式，没有多少动人之处，到最后就分不出笔记和故事了。这种特色一直持续到莫斯科时代。通过向编年史中穿插各种文字，团花风格得以保留下来。甚至在《西尔维斯特编年史》中，还穿插了一段弗拉基米尔·莫诺马科 (Vladimir Monomákh) 给儿子提出的忠告（这是一段不朽的教诲），其中讨论了作为基督徒的王子所肩负的重任。这种穿插在后来的编年史中越来越多，弄得编年史根本不像编年史了……后来编年史逐渐演变成了诗选，其历史成分则越来越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