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敬畏

四期学员 柏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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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罕见地对教辅图书质量进行曝光。在此之前,新闻出版总署也多次就图书质量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分类抽检。今年以来,新闻出版改革方案中将社会效益的考核占比提高到50%。种种迹象表明,不管是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还是媒体,对图书质量的关注超乎寻常。

图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传播知识和保留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是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好的图书,引导社会积极向上。

新闻出版从业人员都知道,在文化企业化面前,编辑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总不能拿饭碗开玩笑。而文化工作者的职责,又让从业者不甘放弃梦想,只能在两难中寻找出路。怀有梦想的人,需要来自主管部门的鼓励。因此,我时常想念六年前的那场培训,那是我职场经历中最特殊的一次培训:全国辞书编辑资格培训。

我一直对文字怀有敬畏之心,对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怀有敬仰之情。

求学期间,我认为做学问是一件高深莫测的事,非有童子之功做不好。我也认定自己不是做学问的人,唯有学好技能面对社会。我的硕士导师,一个年已六旬,一个也近五旬,他们的道德文章,他们对学生学业的严厉,对学生生活的关怀,我毕业近20年后仍然历历在目。有时在特殊的节点,仍然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临毕业时,他们“有多大胸怀做多大事”的谆谆教导,一直是我职场的座右铭。我很庆幸自己搭上了崇学的末班车,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之前,学会了些许技能,可以面对社会的洗礼。我以为这样的学习机会以后不会再有。

2009年9月12日上午,我走出考场轻嘘了一口气,这是继我高考结束后所经历的最严格的一场考试,三个小时闭卷,没有哪场职业培训会采取这样的结业方式。

因为机票原因,下午有时间与李志江老师闲聊。我们聊到上课的收获,聊到对学问的执着,聊到老师职业的优雅,也聊到教学的严厉要求,还聊到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培训,使得参加培训者不敢掉以轻心。李老师说话的大意是:辞书是工具书,是用来释疑解惑的,人们从中查找答案。如果传播的知识有误,将贻害无穷。李老师说话的潜台词是:作为编辑,我们唯有认真对待每份稿件,尽可能揪出其中的错误,才对得起广大读者。辞书编辑如此,其他类图书编辑也是如此。我记住了李老师的话,记住了编辑的基本职能是不出错,尤其是知识性错误。而要做到不出错,就要有职业操守,要坚持正确的导向,要让好的图书引领阅读社会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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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民出版社辞书班成员(男生从左到右:五期张贤明、八期陈其伟、九期李展鹏、十期周惊涛)

去辞书班培训之前,我们已编辑出版了广东方言工具书中的《新潮汕字典》,因为作者治学严谨,我们的编辑工作没有受到太多挑战。无知者无畏,也没觉得辞书编辑需要特殊培训。从辞书班归来,有了辞书编辑的基础知识,我反而不敢轻易编辑字典、词典了,总是不踏实,生怕出错,误导读者。

培训结束后,我在日常编辑工作中特别小心,恪守“做专业以内的图书,跨领域的稿件尽量不涉及”。因为学识有限,不懂就容易出错,更要命的是还不知道错在哪儿。一本连编辑自己都无法把握的图书,如何能上市让读者去鉴别?正因为如此,从业18年来,我一直在我熟悉的领域里发展,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出书特色。

相信从辞书班学成归来的“黄村”学子都有一个感觉——编辑是一个让人有成就感的职业。我自从业始,就觉得编辑肩上担子沉重,不是压力,而是承担的责任。

社会发展对新闻出版行业的影响大,新兴媒体对传统出版的冲击也大,但我认为更大的冲击来自出版的上游—稿件质量。如今浮躁冲刷了学术界,从前的经典是“十年磨一剑”,现在许多却是“一年磨十剑”。学风不正导致稿件质量下降,而稿件质量下降,反倒对编辑的要求提高了,因为出版被赋予文化担当的责任,我们的图书要对得起子孙后代。日常工作中,编辑口中流传着一句话:“要把稿件改到能够出版。”我们时常感叹,现在的编辑已经变成了文字匠,作为文化工作者的荣耀已荡然无存。虽然还是在为他人作嫁衣,但作嫁衣的对象变了,不再是为传承文化而殚精竭虑。

我时常告诫自己,浮夸是暂时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只要坚持职业操守,我们的出版终归是会回归原点的。22天的时间并不长,但辞书班授课老师坚守的理念一直激励着我,不管工作中遇到什么难题,只要冷静一下,都会释怀。

唯有敬畏,敬畏文字,敬畏编辑职业,我才会在如履薄冰中小心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