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引论

“现象学的观念”（“现象学与理性批判的主要部分”导言）是胡塞尔1907年4月26日至5月2日在哥廷根所做的五次讲座的文稿。如果我们企图弄清，这五次讲座稿是在胡塞尔精神发展的哪一种情况下产生的，它们在胡塞尔的思维中意味着什么样的转折点，那么它们的意义是非常明确的。这篇序言的任务正是在于说明这一点。

在《逻辑研究》^注1发表之后的六年里，胡塞尔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在这段时间里，他也蒙受了屈辱，教育部建议任命他为哲学教授，但是这个建议被哥廷根大学拒绝了。看来，这种“同行相轻”对他的触动远比他愿意承认的更大。但较之于这种外在的失利更为严重的是他对自己的怀疑，这种怀疑折磨着他，以至于他竟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能够作为一名哲学家而生存。

从这种绝望中产生出这样一个决定：弄清楚他自己和他自己的任务。

1906年9月25日，他在他的笔记本^注2中这样写道——他常常像记日记一样在笔记本中记下一些评语——

“如果我能够称自己为哲学家，那么我首先提到的是我必须为自己解决这个一般的任务。我指的是理性批判，是逻辑理性和实践理性、普遍价值理性的批判。如果我不在大致的轮廓中弄清理性批判的意义、本质、方法、主要观点，如果我还没有设想、计划、确定和阐述它的一般纲领，我就不能真正而又真实地生活。我已经受尽了模糊性、左右摇摆的怀疑的折磨。我必须达到内在的坚定性。我知道，这是事关重要的事情。我知道，伟大的天才们曾在这里失败过，如果我想和他们去比较的话，那么从一开始我就不得不绝望……”（第17-18页）

这里所说的“理性批判”听起来与康德的主要著作的标题相一致，这并非偶然。胡塞尔这时正在深入研究康德哲学，在研究过程中他产生了作为超越论哲学、作为超越论观念主义的现象学的想法，以及关于现象学还原的想法。^注3（这里不得不放弃对康德的思想和胡塞尔的思想之间差异的追究，尤其是对“构造”的基本思想的追究。）

现象学的还原构成了导向超越论考察方式的通道，它使得向“意识”的回返成为可能。我们直观到，对象在意识中是怎样构造自己的。因为，随着超越论观念主义的提出，对象在意识中的构造问题就移到了胡塞尔思想的中心，或者，按胡塞尔的说法是，“存在在意识中的消融”（“die Auflösung des Seins in Bewußtsein”）。

在五篇讲座稿中，胡塞尔第一次公开地阐述了这些可以说决定了他以后全部思想的想法。在这些讲座中，他既清楚地阐述了现象学还原的思想，也清楚地阐述了对象在意识中构造的基本思想。

关于还原理念的最初表露，我们可以在1905年夏的名谓西费尔德文稿（“Seefelder Blattern”编号：A VII 25^注4）中找到，但它和五篇讲座稿有很大区别。实际上1905年只能说是第一次胆怯的触摸，而在五篇讲座稿中，这个思想已经在它的全部意义上被表述出来，并且已经可以看出它与构造这个根本问题的联系。

从保存下来的手稿中可以看出，胡塞尔此后一直没有离弃五篇讲座稿中的基本思想，我们只想指出这些手稿中最重要的和直接的联系。1907年9月和1908年9月的手稿B II 1、B II 2，以及1909年的讲座“现象学的观念及其方法”（F II 7），1910年至1911年关于扩展了的还原的讲座（F I 43），1912年关于现象学还原的讲座（B III 9），最后是1915年的与1909年相似的讲座“现象学的问题选讲”（F I 31）。在其中的一篇手稿（1907年9月，B II 1）里，胡塞尔联系《逻辑研究》，对他新获得的观点做了如下解说：

“《逻辑研究》赋予现象学以描述心理学的意义（尽管在《逻辑研究》中，对认识论的兴趣已经占了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尽管可以把描述心理学理解为经验的现象学，但是必须把它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分离出来……

在我的《逻辑研究》中称作描述心理学的现象学的东西，却只涉及体验^注5的实项内容的领域。体验，只要它们在经验上同自然客体性有关，那么它们就是体验者的自我的体验。可是对于一门愿意成为认识论的现象学来说，对于一门（先天的）认识的本质论来说，经验的关系却始终是被排斥的。这样，就产生了一门超越论的现象学，它已经在《逻辑研究》中被零零碎碎地阐述出来。

这门超越论现象学与先天本体论无关，与形式逻辑和形式数学无关，与作为先天空间论的几何学无关，与先天的计时学和运动学无关，与任何一种形式（关于事物、变化等）的先天实在的本体论无关。

超越论的现象学是构造着的意识的现象学，因此它不包含任何一条客观的公理（指那些本身不是意识的对象）……

认识论的兴趣、超越论的兴趣并不在于客观存在和对客观存在的真实性的指明，因而也不在于客观科学。客观的东西恰恰属于客观科学。完善那些客观科学尚未完善的方面，这是客观科学的事情并且仅仅是它的事情。而超越论的兴趣、超越论现象学的兴趣则毋宁在于作为意识的意识，它的兴趣只在于现象，双重意义的现象：（1）一方面是在客观性显现于其中的显现的意义上，（2）另一方面，在客观性的意义上仅仅就此来考察，这个客观性恰恰是在显现中显现出来的，而且是“超越论地”、在排除了所有经验前提的情况下显现出来的客观性……

阐明真实的存在和认识活动之间的这种关系，以及探讨行为、含义、对象的相互关系，这便是超越论现象学（或超越论哲学）的任务。”

（摘自原文稿：B II 1，第25页张及以后各页张）

由于这篇手稿和“五篇讲座稿”一样，都写自1907年，因此，关于胡塞尔直到1913年才随着《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一书的出版而转向观念主义的论断便可以得到纠正。

“五篇讲座稿”被看作是“事物讲座”（“Dingvorlesung”），即1907年夏季学期胡塞尔所做的每次长达四小时的讲座的引论。“事物讲座”属于“现象学的主要部分和理性批判”的系列讲座，在这个系列讲座中，胡塞尔试图完成“理性批判”的“一般任务”。他称“事物讲座”本身为一次伟大的尝试，是对“事物性的现象学，特别是对空间现象学的尝试”（X x 5，第24页）。五篇讲座稿的根本意图正是在于构造的思想，即：“对象的任何一种基本形式都具有一种必须为现象学所研究的特殊构造”，因此，可以理解，胡塞尔附加了这个关于事物构造的讲座，作为对这样一种构造研究的阐述。

然而学生们似乎并没有把握“事物讲座”的意义，关于此，胡塞尔在1908年3月6日写道：“这里是一个新的、大的开端，遗憾的是我的学生并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理解它和接受它。困难实在太大了并且不可能一举克服。”（X x 5，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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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我将这些文稿作为《胡塞尔全集》第二卷出版的是胡塞尔文库的主持人方济各会的H. L. 梵·布雷达教授。在此我谨向他的盛情和建议表示感谢。我同样有义务向弗里茨·考夫曼教授先生和L. 格尔贝博士夫人和我的妻子，以及S. 施特拉塞尔博士教授表示感谢。

瓦尔特·比梅尔

1947年9月于鲁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