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怀疑论

在恪守一定的价值准则并极讲求信仰的中国，“怀疑”在学术上是一个多少有些贬义的词语，它往往和“悲观”、“非理性”、“否定”、“不可知”等否定性哲学概念联系在一起。在学术习惯上，“怀疑”作为一种基本的学术态度、真诚的学术精神是允许的，在一些政治意识形态特点比较淡薄的人文学科领域，它还被提倡、被鼓励，但“怀疑”作为一种“主义”却是绝对地被否定、被批判的。对权威人士和权威观点表示疑问，这是“怀疑”，虽然这种“商榷”因为冒犯权威往往没有很好的命运，但这种精神总体上还是被认可的。而“怀疑主义”则不同，怀疑主义“怀疑一切”，它不是一种单纯的意见不同、学术上的有意唱反调，而是一种严肃的哲学思想，一种特殊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它的否定带有根本性，主要是对一些普遍接受的原则、普遍认可的公论、具体学科中的无须证明（其实也是无法证明）的“公理”等根本性的东西表示不信任，或者不以这些原则、公论、“公理”作为论证的前提和根据。“怀疑”是针对具体问题的。“怀疑主义”则不针对具体问题，它是对整个人类学术科学研究的某些根本问题釜底抽薪式的否定。

但是，怀疑主义真的就应该完全否定吗？它有没有合理性？或者在某些学科和领域内它有没有合理性？它有没有正面的价值和意义？它是否完全是否定性的？有没有建设性？下面，笔者主要通过对西方哲学史上的怀疑论的考察来回答这些问题。

和“经验”、“理性”、“世界观”、“方法论”一样，其实，“怀疑”也是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或者主题，而且一开始就是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或主题。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怀疑论始终是古希腊哲学一个重要内容。柏拉图的哲学具有怀疑主义的倾向，柏拉图的一部分后继者则把柏拉图哲学中这种怀疑主义发扬光大，发展成为一种怀疑论哲学，对于真理，他们只承认或然性和主观信念，后世把他们称为“柏拉图学园派怀疑论”。

而真正把怀疑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哲学流派的则是以皮浪（Pyrrhon，又译皮罗）为代表的怀疑派，哲学史上通常称之为“皮罗派”、“皮罗主义”或者“古代怀疑论”（与“近代怀疑论”相对应）。皮罗派的思想观念和哲学方法是复杂而丰富的，但最主要的特点则是否认真实性、确切性，反对独断主义哲学。黑格尔说：“怀疑论者们当然是承认感性存在的，不过他们是把感性存在当作现象来作为生活中的行动依据，而不是把它当作真理。”“怀疑的目的，就在于不把一切确定的东西和有限的东西认作真理。”“凡是被视为存在和思想的，他们因而都仅仅视为一种现象或一种表象。”“怀疑论是指一种有教养的意识，在这种意识看来，不仅不能把感性存在当作真实的东西，而且也不能把思维中的存在当作真实的东西；然后更进而有意识地辨明这个被认为真实的东西其实是虚妄无实的；最后则以普遍的方式，不仅否定了这个或那个感性事物或思维对象，而且有教养地认识到一切都不是真的。” 20这看似很荒谬，但这“荒谬”显然是由于我们的信念所致。其实，怀疑派也有它很充分的逻辑根据。怀疑派并不否认感性存在，也不否认思维、思想、理性的存在，只是对这些存在所能达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怀疑论从根本上对哲学进行消解，其论证的思维方式和具体论证都是富于启发意义的。比如所谓“陷于无限”的命题：“‘怀疑派指出，为了某项主张而提出的根据，本身又需要有根据，根据的根据又要有根据，如是直到无穷’（这样就达不到任何根据，因为总归要停止的）；由此可见，也就必须保留判断，不加同意，因为可以作为出发点的肯定是没有的。”21笔者认为这就非常有道理。

再如所谓“假设的比方”：“‘当独断论者们发现自己要追溯到无穷时，他们就提出一个东西作原则，这个原则他们不加证明，是要简单地、无证明地’（直接地）‘予以承认的，——就是一个公理。’独断论者有权利假定一个公理为不加证明的东西，怀疑论者也有同样的权利，或者——如果愿意的话——也有同样的不正当的权利把反面假定为不加证明的东西，这两个假定都同样有效。” 22这种难题至今仍然困扰着哲学界，并且是推动哲学前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在近现代哲学中，我们仍然能时时看到这种怀疑主义哲学的影响以及为解决这种怀疑主义所提出的难题从而导致在哲学思想和方法上的突破。比如康德的不可知论以及先验论就似乎是针对“陷于无限”的比方而来但仍留有“陷无无限”的痕迹。而英国当代哲学家约翰·沃特金斯（John Watkins）的“概率怀疑论”则似乎解决了“假设的比方”的困惑，但在实际上，它却似乎是认可“假设的比方”的合理性的。所以，古代怀疑论，不论是就其论题本身的根本性、深刻性，还是就其对哲学发展的作用、贡献而言，其重要性和意义都是不能低估的。黑格尔评价说：“怀疑论确乎显得是一种非常使人敬佩的东西。自古以来，直到如今，怀疑论都被认为是哲学的最可怕的敌人，并且被认为是不可克服的。……当我们避免了怀疑论的时候，怀疑论并没有被克服，它依然站在它的那一方面，并且拥有着权威。……它要侵袭积极的哲学，它有法克服积极的哲学，积极的哲学却无法克服它。”23怀疑论其实也是一种哲学，不过它是一种否定的或消极的哲学，哲学（或称积极哲学）也是在试图克服怀疑论的努力中不断前进的，在此意义上，怀疑论对哲学又具有一种肯定和建设的作用。罗素评论古代怀疑派著名代表人物蒂孟（Timon）对演绎逻辑的怀疑：“希腊人所承认的唯一逻辑是演绎的逻辑，而一切演绎都得像欧几里德那样，必须是从公认为自明的普遍原则出发。但蒂孟否认有任何找得出这种原则来的可能性。所以一切就都得靠着另外的某种东西来证明了；于是一切的论证要末便是循环的，要末便是系在空虚无物上面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锁。而这两种情形无论哪一种，都不能证明任何东西。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论证就砍中了统治着整个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根本。” 24罗素站在现代逻辑学的角度很理性地承认蒂孟的怀疑论证对演绎逻辑是致命的，但在当时，当人们的逻辑思维还只是停留在演绎思维的基础上时，蒂孟的怀疑却可能被看成是奇谈怪论。罗素这段话的言外之意是蒂孟的怀疑在当时是无法解决的，但后来的归纳逻辑就轻易地把它解决了。但问题是，对于归纳逻辑，又有新的怀疑，比如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完全归纳法不是严格的归纳逻辑，只有不完全归纳法才是严格的归纳逻辑，但不完全归纳法其结论永远只能是或然的。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归纳逻辑并没有彻底地解决蒂孟的怀疑论证。这个例子说明，怀疑主义是有根据的，它提出的问题对于哲学的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哲学不能完全被怀疑主义占领，但哲学中完全没有怀疑主义一席之地也是不行的，它导致哲学的独断主义从而阻碍哲学向前发展，欧洲中世纪的哲学及文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西方近代哲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科学精神，而怀疑精神正是科学的基本精神。所以，近代哲学既可以说始于对欧洲中世纪信仰哲学的叛逆，也可以说始于对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续接，一句话，“近代哲学由怀疑始” 25。而真正开启近代哲学怀疑之风的是笛卡尔，笛卡尔主张哲学的第一要义是必须怀疑一切，必须抛弃一切假设和规定，他说：“要想在科学上建立一些牢固的、经久的东西，就必须在我的一生中有一次严肃地把我从前接受到心中的一切意见一齐去掉，重新开始从根本做起。……我将首先打击我的一切旧意见所依据的那些原则。” 26又说：“第一条是：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到我的判断里。” 27笛卡尔最著名的思想是“我思故我在”，这是一个绝然式的命题，但这个绝然式的命题却包含着对这个命题以外的其他一切命题的怀疑态度。独断的方式，表示的却是怀疑的精神，哲学史上通常称这种方法为“笛卡尔式怀疑”。笛卡尔的怀疑以及由怀疑而建立起来的“理智形而上学”在哲学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黑格尔称“勒内·笛卡尔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他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的英雄人物，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 28怀疑是哲学的基础之一，回到开始，其实也是回到怀疑。

当然，笛卡尔的怀疑还不是怀疑主义，也就是说，笛卡尔的怀疑是不彻底的。笛卡尔提出“怀疑一切”的命题，但命题本身却并不在怀疑之内，否则，他的哲学便会沦为虚无了。只要是积极的、肯定的哲学，它就必然有所根基，笛卡尔哲学的根基就是“我思故我在”。所以罗素评论说：“按逻辑讲，显然怀疑要在某处止住，这方法才能够产生积极结果。假若逻辑知识和经验知识双方都得有，就必须有两种怀疑止点：无疑问的事实和无疑问的推理原则。笛卡尔的无疑问的事实是他自己的思维，按最广的意义使用‘思维’这个词。‘我思’是他的原始前提。” 29黑格尔说得更清楚：“这个命题（按：即“怀疑一切”）并没有怀疑论的意义；怀疑论是为怀疑而怀疑，以怀疑为目的，认为人的精神应当始终不作决定，认为精神的自由就在于此。与此相反，笛卡尔的命题却包含着这样的意思：我们必须抛弃一切成见，即一切被直接认为真实的假设，而从思维开始，才能从思维出发达到确实可靠的东西，得到一个纯洁的开端。” 30笛卡尔怀疑一切，但并不否定一切，摆脱成见的束缚和追求真理的境界都是精神的自由，并不是有所依托了便是缺乏了自由。笛卡尔哲学可以说是始于怀疑，终于决断，怀疑既是他哲学的开端，也是他哲学的前提，正是因为他“怀疑一切”，所以才“从头开始”，从而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哲学体系，并开启整个西方近代哲学。

休谟的怀疑论则可以说是一种怀疑主义。在哲学史上，休谟是著名的怀疑论者和不可知论者。他抛弃了天赋观念，对过去的理性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怀疑：“那些最为世人称道，而且自命为高高达到精确和深刻推理地步的各家体系，它们的基础也是很脆弱的。”对人的知觉、感觉之外的任何存在他都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自己的感觉，至于感觉之外，经验不能告诉我们什么。他认为经验中并不包含普遍性和必然性，否定因果必然性，认为它不过是“习惯性的推论”，他说：“我的假设就是：关于原因和结果的一切推理都只是由习惯得来的；而且恰当地说，信念是我们天性中感性部分的活动，而不是认识部分的活动。”“一切概然推理都不过是一种感觉。不但在诗歌和音乐中，就是在哲学中，我们也得遵循我们的爱好和情趣。当我相信任何原则时，那只是以较强力量刺激我的一个观念。当我舍弃一套论证而接受另外一套时，我只不过是由于我感觉到后者的优势影响而作出决定罢了。对象之间并没有可以发现的联系；我们之所以能根据一个对象的出现推断另一个对象的存在，并不是凭着其他的原则，而只是凭着作用于想像上的习惯。” 31这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结论。

休谟的怀疑主义哲学其内容是非常丰富而复杂的，但笔者更关注的是休谟怀疑主义哲学的意义及启示。笔者认为，休谟在哲学史上，其意义和作用是非常大的，他的自我否定的理性精神、怀疑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和科学的精神对他之后的哲学和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黑格尔认为：休谟的“这种怀疑论在历史上所受到的重视，有过于它本身的价值。它的历史意义就在于：真正说来，康德哲学是以它为出发点的”。32罗素认为：“近代的因果关系哲学便是自休谟开始的。”“休谟得出了一些怀疑主义的结论，这些结论既难反驳、同样也难接受。”“凭休谟的议论驳不倒的哲学家是那种不以合理性自居的哲学家，类如卢梭、叔本华和尼采。整个十九世纪内以及二十世纪到此为止的非理性的发展，是休谟破坏经验主义的当然后果。” 33近代哲学自培根以来一直具有一种强烈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色彩，休谟则以他的彻底的怀疑主义精神给科学万能论、理性万能论泼了一瓢冷水，之后，非理性主义哲学一直比较显赫，和理性主义处于相抗衡的地位，有时甚至压倒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有它合理的地方，非理性主义也有它的特殊价值和意义，比如唯意志论、弗洛伊德主义、生命哲学、生存哲学、人格主义、存在主义等显然都不能根据其理性与非理性予以肯定和否定。在这种意义上，休谟的怀疑主义又不完全是一种否定性、消极性的哲学，而有它积极的、肯定的、建设性的作用和贡献。

休谟的怀疑主义不仅在精神上对后世的哲学乃至整个学术有很大的启示，而且其体现了怀疑主义精神的一些具体结论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也有很多的借鉴意义。比如对于上帝问题，“休谟并不真正否定上帝的存在，只不过认为这个‘最高的存在’，完全超出了人的经验，人们对它不可能形成一种清楚的观念。按他的不可知论来说，上帝的本质和属性是人们所不能了解的，因而也不能作什么论证。休谟反对世俗的宗教把种种奇迹妄加在上帝身上的说法，他提出要创立一种‘真正的宗教’，这种‘真正的宗教’只要求人们在理智上承认上帝，在感情上信仰上帝就行了，而毋须作理论上的论证”。34这和15世纪著名神学家尼古拉·库萨谈论上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种论证方法以及观点对于我们研究经验以外的东西显然是有极大的启发意义的。

20世纪哲学中没有休谟式的经典的怀疑主义哲学和怀疑主义哲学家。但我认为20世纪哲学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哲学都充满了怀疑主义精神。所不同的是，现代哲学并不特别关注怀疑作为一种哲学的本身，没有怀疑主义的哲学体系，而是把怀疑精神贯彻在哲学研究之中，是实质性的而不是表面化的。怀疑主义不是在玄思的层次上，而更多地是转化为一种方法论了，怀疑主义不仅在人文哲学中被广泛地运用，而且在科学哲学中也被广泛地运用，这是意味深长的。

波普尔（Karl R. Popper）是20世纪科学哲学中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他的思想深受休谟怀疑主义的影响，他提出：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过是某种猜想或假说，其中潜藏着错误，这种错误终有一天会遭到实验的反驳或“证伪”，科学就是知识增长的动态过程，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图式：“问题——试探性理论——（尝试）排除错误——新的问题” 35，他认为科学“从问题开始” 36，知识即假说。对于真理，他认为真理隐藏得很深，我们不能达到其深处，我们也许永远不能得到它，也许即使得到了它，也不知道。“科学的目的是追求逼真性，这种说法显然优越于‘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这一简单的表述。”“因此，与探索真理相比，探索逼真性是更清楚、更现实的目标。……在经验科学中，我们决没有充分适当的论据来声明我们实际上已经达到了真理。” 37“我不怀疑我们有许多科学理论是真的；我要说的是，我们无法确定任何一个理论是不是真理，因而必须作好准备，有些最为我们喜爱的理论最后却证明并不是真的。……我们的理论，不管目前多么成功，都并不完全真实，它只不过是真理的一种近似。” 38波普尔并不怀疑科学，但他认为“夸大科学的权威性是不对的。人们尽可以把科学的历史看作发现理论、摈弃错的理论并以更好的理论取而代之的历史” 。39人类也许永远不能认识绝对真理，知识不过是猜想和假设，科学理论的特点之一就是它能够“证伪”。还有什么比这更富于怀疑主义精神呢？但正是这种怀疑主义精神使波普尔在科学哲学中极富创造性，他的学说对整个科学哲学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波普尔的学生英国哲学家约翰·沃特金斯（John W. N. Watkins）也坚持批判理性主义精神。在具体观点上，沃特金斯认为应该并且可以合乎理性地选择科学的目的，从而维护科学的合理性，被称为“新波普尔主义”。在科学精神上，沃特金斯反对笛卡尔、休谟的理性怀疑主义（即认为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来选择一个理论而不选择另一个理论），他说：“不谦虚地说，我的目的乃是成就笛卡尔失败了的工作：把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付诸怀疑论的严峻考验，然后，借助于一些经受住考验的点滴知识来说明科学的合理性为何仍有可能。同样不谦虚地说，这是对休谟作出一种回答，但这一回答承认他的主要反面论题的有效性，从而不易受其抨击……” 40但这并不意味着沃特金斯就是一个彻底的反怀疑主义者，他只是反理性怀疑主义，并不反概率怀疑主义（“我说的概率怀疑论意指这样一个论点：我们永远无法确定一个科学假说为真的概率” 41）。恰恰相反，沃特金斯的一大贡献就是对概率怀疑主义的论证，即在不使用概率的条件下维护科学的合理性，尤其是选择科学理论的合理性。

而现代科学哲学中，笔者认为最富于怀疑主义精神的是美国科学哲学家保罗·法伊尔阿本德（Paul K. Feyerabend），他是20世纪非理性主义科学哲学的极端代表，他对逻辑实证主义，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的理性主义科学哲学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判。他认为，一切现有的科学哲学，无论是唯理主义的还是经验主义的，都是理性的，然而，理性未必优于非理性。对于科学，法伊尔阿本德提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尖锐的怀疑，他说：“科学同神话的距离，比起科学哲学打算承认的，要切近的多。科学是人已经发展起来的众多思想形态的一种，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一种。科学惹人注目、哗众取宠而又冒失无礼，只有那些已经决定支持某一种意识形态的人，或者那些已接受了科学但从未审察过科学的优越性和界限的人，才会认为科学天生就是优越的。……科学是最新、最富有侵略性、最教条的宗教机构。” 42他认为科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论证，而是被假定的。在17、18世纪甚至19世纪，科学“只是许多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国家还没有宣布支持科学”，“当时，科学是一种解放力”。但是，“意识形态可以退化，成为独断的宗教。它们成功之时便是退化的开始，一旦反对派被打垮，它们就成了教条”。 43因此，科学在取得胜利，接管了大权之后，其优势威胁着民主，这种状况对非科学的传统极为不利，对科学本身也是不利的。

当然，法伊尔阿本德并不是反对科学、反对理性而主张非科学、非理性，他只是反对科学和理性的独断主义，而主张给其他意识形态和非理性留有一定的余地。所以，正面上，他提出一种“无政府主义知识论”，包括认识论无政府主义和方法论无政府主义，或者叫认识多元论和方法多元论。“科学是一种本质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事业。理论上的无政论主义比起它的反面，即比起讲究理论上的法则和秩序来，更符合人本主义，也更能鼓励进步。”“无论考察历史插曲，还是抽象地分析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关系，都表明了这一点：唯一不禁止进步的原则是怎么都行。” 44他不承认任何固定不变的方法和普遍有效的原则，他说：“任何观点，不管它多么‘荒谬’或者‘不正派’，他（按：指认识论无政府主义者）都不会拒绝考虑，也不会拒绝按之行动；他也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不可或缺的。他明确而绝对反对的一样东西，是普适标准、普遍定律、普遍观念，例如‘真理’、‘理性’、‘正义’、‘爱’，以及它们所带来的行为……”“甚至在科学内部，理性也不可能并且不应当被容许一统天下，它必须常常被废弃或排除，以支持其他因素。不存在一条在一切环境条件下都持之有效的原则，也不存在一个始终可以诉诸的因素。” 45“所以法伊尔阿本德既不把任何方法看作普遍有效、永远适用的，但也不排斥任何方法，把它说成完全无用，毫无价值。他认为我们要认识世界，便需要使用一切的方法，包括理性主义者最瞧不起的方法，也需要保留一切的观念，包括最可笑的神话。这就是他的多元主义方法论。” 46

法伊尔阿本德并不是反对或否定科学，恰恰相反，他强调的正是科学的进步与发展。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目标，他对现有的理性价值作为绝对的价值标准提出怀疑。在具体认识论和方法论层次上，法伊尔阿本德没有绝对肯定什么，也没有绝对否定什么，唯一肯定的是在一种更高的层次上即在哲学层次上提出“怎么都行”，唯一否定的是科学中的教条主义。法伊尔阿本德把他和怀疑论者区别开来：“怀疑论者或者认为一切观点都一样好，或者认为它们都一样坏，或者干脆不下这种判断；而认识论无政府主义者毫不反悔地为最陈腐或最荒诞不经的陈述辩护。……认识论无政论主义者‘不仅没有纲领，而且［他还］反对一切纲领’。” 47的确，法伊尔阿本德的怀疑论不同于古代怀疑论，不同于笛卡尔、休谟的怀疑论，也不同于波普尔的怀疑性的科学哲学，但我认为，从哲学精神上，法伊尔阿本德比过去的任何怀疑论都更富于怀疑精神，它不仅对现有的肯定的东西提出怀疑，而且对现有的否定的东西也提出怀疑。所不同的是，休谟等人的怀疑论是否定性的哲学，而法伊尔阿本德的怀疑论则是肯定性的哲学。休谟哲学的积极意义在于：他对现存哲学挑战，哲学家（如康德）对他的挑战积极地回应，从而导致哲学的进步。而法伊尔阿本德的哲学则是建设性的，它的积极意义是直接的，他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不仅对科学及科学哲学造成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对整个社会科学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比如他提出的“不可比的” 48思想，认为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原始部落的文化和语言同近代西方的文化、语言是不可比较的，把原始人的思想和语言直接翻译成现代思想和语言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这一观点是非常有道理的。

在论证方式上，法伊尔阿本德也是非常富于创造性和启发意义的。他认为：“论证的一个重要规则是，论证并不揭示论证者的‘真实信念’。论证不是表白，而是用来使对手改变主意的工具。”“基本规则：如果一个论证使用了一个前提，由此得不出作者接受了这个前提，或作者声称有理由支持这个前提，认为该前提是可能的。他也许会否认这个前提，却仍然使用它，因为他的对手承认它，而且接受这个前提可以导致想望的方向。” 49论证本身并不表明一种观点，论证中使用某个前提并不表明作者支持这个前提，这是一种很独特的论证策略，也是和怀疑论思想相一致的。不绝对肯定什么，也不绝对地否定什么，怀疑论总是和现实理性秩序唱对台戏。为了使对方接受其怀疑思想，他必须使用对方所接受的前提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把怀疑论者的论据当成怀疑论者的观点。所以，当法伊尔阿本德批判科学和理性的时候，我们不能认为法伊尔阿本德就是一个反科学主义者或者非理性主义者。

通过以上对西方哲学史上重要的怀疑派哲学和有怀疑主义倾向的哲学的基本观点、方法以及作用和意义的介绍和回顾，我们看到，怀疑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怀疑是科学的基本精神。在哲学史上，怀疑主义自有它独特的作用和贡献，哲学家对怀疑主义提出的问题的企图解答往往构成哲学上的重大进展，所以利奥塔尔说：“怀疑大概是科学进步的结果，但这种进步也以怀疑为前提。” 50怀疑是科学和哲学进步的基本动力之一。怀疑论不仅不会阻碍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恰恰相反，它会促进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从西方哲学史来看，哲学并没有因为怀疑论而停止发展，刚好相反，每一次出现有影响的怀疑论之后，哲学都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西方哲学史上哲学最为活跃的时期也往往是怀疑主义非常活跃的时期；哲学最为沉寂的时期则往往是独断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

在学术方式上，怀疑论和实在论 51往往采取两种不同的模式。实在论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解决问题，它具有稳固的理论或信念基础（虽然其“基础”未必就是“稳固”的），具有肯定性质的论据（虽然其“论据”未必就是“肯定”的），其论证遵循严密的理性原则，要求一致性、同一性。而怀疑论则不同，它往往不以某种思想观点和信念作为基础，论证具有策略性，论据之间可能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性，它的目的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提出问题，在于对现有的权威和理性秩序提出挑战，如果说一定有什么肯定结论的话，那就是论证某些问题的不可能解决。与一本正经的实在论相比，怀疑论更有些嬉皮士的味道，但嬉皮士仅仅只是一种反叛的方式，它本身是严肃的。怀疑论对知识的认同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给人一种不安定感。而实在论则给人一种稳定感。作为两种学术模式，笔者认为，实在论当然是必要的，但怀疑论也有某种必要，不能完全将其排斥。实在论往往是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而怀疑论往往是消极的、破坏性的，对于学术来说，它们各有其作用和意义，特别是对某些学科和领域，怀疑论比实在论更具有价值和意义，更具有启示性。可能让很多人非常惊奇的是，马克思最喜爱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 52。

迄今为止，哲学史上的怀疑论似乎总是和反理性主义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怀疑论并不就是反理性主义。在历史上，因为理性主义一直处于权威和优势地位，所以成为怀疑论怀疑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怀疑论并不只是怀疑理性，它怀疑一切。它并不绝对地否定理性或反对理性，它只是怀疑理性万能论，不相信理性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

怀疑论本身具有一定的理性特征，怀疑论能够克服理性，但理性却不能克服怀疑论，二者不是同一层次的。15世纪德国哲学家、神学家尼古拉·库萨（Nicolaus Cusanus）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关于认识论的层次论，他认为：“颜色并不是由自身，而是由一个更高的原因，例如视觉，来区分和认识的。或者说，视觉是颜色的原因，是颜色世界的国王。但视觉自身并没有颜色。视觉并不来自于颜色的领域，而且为了正确地、自由地认识颜色，它也不能被限定为任何一种颜色。整个颜色的世界都不认识视觉。……同样，知性是感性世界的国王，理性是知性世界的国王，就连理性本性也不能否认在它之上还有一个国王。” 53颜色本身并不能认识颜色；感性本身并不能认识感性；知性本身并不能认识知性；理性本身并不能认识理性。比理性更深刻的认识层次是什么呢？或者说理性的“国王”是什么呢？库萨认为是上帝。但这个结论很难成立。理性是人类迄今为止的最高认识层次，但它未必是人类认识的最后层次，“理性的国王”是什么？人类至今还没有认识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从“理性王国”通向“理性的国王”的道路中，怀疑论肯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怀疑论层次在理性层次之上，虽然它还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认识论层次。

所以，怀疑论是一种具有悖论性质的认识论，它具有一定的理性性质，但又对理性具有破坏性。外在，它是否定的；内在，它却是肯定的。怀疑不是目的，建设才是真正的目标。它是一种悲观主义，但不是消极悲观主义，而是积极悲观主义，或者说不盲目地乐观，而更愿意把问题看得严重些。怀疑论是一种很重要的学术模式，它只是提出问题，并不求解决问题。对一些非常肯定的东西提出怀疑，对一些被人忽视的东西提出大胆的假说。对于学术秩序，它有很大的破坏力量，但破坏不是它的最终目的。

怀疑对于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作用和意义，对于自然科学，怀疑论的市场非常有限，但对于社会科学，特别是对社会科学中那些缺乏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或者建立在信念基础上的学科，怀疑论自有它坚不可摧的力量，在这些学科中，怀疑论很难被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