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生活

1969年11月15日，俞平伯偕同夫人一起下放到了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

本来这次下放干校倒是并没有要求夫人一同去，而是夫人主动要跟着俞平伯一同下放的。

俞平伯夫妇伉俪之笃，也是堪称典范的。他俩不但从小青梅竹马，结婚后六十多年的共同生活中，据说是从没红过一回脸，更没吵过一回架。早年俞平伯留学英国，之所以匆匆返回，据挚友们的猜测，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因为伉俪之情奉为拱璧之故。俞夫人也是高级知识分子，为文、作诗、填词的高雅，拍曲、作曲等之精微细致，且写得一手好字，并颇似俞平伯还不说，更比俞平伯还多一门技艺——能作画。像这样的女史，别说当今少有，就是在古代，又能得几回闻呢?而她为了照顾俞平伯，保证让他有充足的弄翰时光，家务事都是她一手操持。所以俞平伯文辞虽美，而且幽默多趣，但要讲到一般基本的生活能力，可谓极差极差，所以如若要让他单独下放干校，去住集体宿舍，他肯定会出不少“洋相”。因此俞夫人坚决要随同俞平伯一同下放，甚至还是主动向所领导申请，一定要同走“五七道路”。

俞夫人要是不同去，留在女儿外孙身边，或者去天津儿子家住，在生活上都是不成问题的，而她毅然决然要跟随同去。要知道，许宝驯夫人比俞平伯还大四岁，那年俞平伯整七十，她则已七十四高龄了啊!她便拿出老大姊一定要照顾好小弟弟、一定要相依为命一辈子的精神来，以保证俞平伯下放远离了大城市过劳动生活时的基本条件。

一开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干校是设在罗山，但由于无地可耕，刚刚草草安顿下来才一个来月，又从罗山县搬到了息县之东岳，所以连刚下火车的住招待所等待安排都算上，一共不知搬了多少回“家”。这“家”，其实也只不过几只箱子，几个提包，一卷铺盖的事，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到一处都必须全部打开使用；一声令下要搬家，又必须归还复位到几箱几包一铺盖，虽有干校热心同志的帮忙照顾，但“里里外外一把手”的任务，又势必落在许宝驯夫人的身上。这位七十四岁高龄的干瘦老太太，在当时是怎么支撑过来的，今天的年轻人，大概太难想象了。

到了息县干校，总算“定居”了，他俩住的是一间长仅两米宽不足一米半的茅草房，四壁透风。而此时他俩临时住招待所不算，已住过罗山县的丁洼、息县的包信集，两个月竟搬了四次“家”啊!这间小屋有门无窗，只是在后来，将后墙凿一个一尺见方的小洞，聊备通风，走走烟气。门也是柴草芦席所制，还关不上。他们老两口，就在这间斗室里度过了一年多的岁月。

“定居”后，俞平伯先被安排在菜园班劳动，后来又安排他去捻麻线，这些都是干校领导对老夫妇的特别照顾。

在干校，除了上劳动课之外，更主要的任务，自然是政治学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习与再教育中为首的，自然又是阶级斗争。像俞平伯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满脑子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人，当然是首当其冲的批斗对象。其中偶有点滴在日记中作了简要记录。其实有的也不是一天记一篇的日记，而是摘要记一些备忘录，有的就好几天，甚或中间又隔了些天，记下一些事情来。例如：

十二月廿四日，因买柴事，会上有批判。

一九七○年一月十日，因看《水经注》会上有批判，十二日交检查，次日退回。十六日六时半至东岳开会（九时半至十一时），返寓一点三刻，廿日又交检查。

时已届冬至数九寒天，住在这四面透风的茅草屋中，又没有窗。只有冷气直灌，却无阳光射入，取暖配给的一点点煤柴等又怎敷应用!俞平伯在集市上看到有卖秸秆的，便买了些回家，以便烧得开水暖暖屋子。老乡看他年迈，步履维艰，其实秸秆也没多少，只是或背或拿也均不易，好心帮他送了回来，却被“五七战士”们看见，这下可惹来麻烦不小。身为“五七干校”的学生，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但不接受教育，还让贫下中农送柴上门!这岂不是倒行逆施?岂不是反动!……便带来了“因买柴事，会上有批判”。

在干校，不读红宝书，竟仍念念不忘“四旧”，还读什么《水经注》，又发生在“买柴事件”之后，岂不成了屡教不改、死抱住封建毒素不放的残渣余孽?所以这样的“反动人物”不受批判，“革命群众”焉能答应？批判还不够，必须写检讨；检讨不深刻，退回重写。在那个年代，写检讨一次便通过的，可谓鲜矣!俞平伯的遭际不足为奇也。

当年作下放干校的动员，各单位想必大致相仿。既“要下定一辈子走毛主席‘五七道路’的伟大决心，要做好永远扎根农村的充分准备，永不回头”，俞平伯只能在一连串的批判中朝前走，其充满内心深处的疑惑、委屈、愤懑乃至不屑，能与谁说呢？

这日记中所记的九时半至十一时的会，他却必须六时半即出发，也就是说单程要走三小时，或许稍少一点，大概是怕迟到了也要挨批吧!？回程则走了两小时零三刻，这是否是归心似箭?按说一早吃了早饭出发，到下午近两时还在饿着肚子走，该走不动了吧!此时的俞平伯，其毅力之强，克服重重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其决心之大，亦真是世所罕见。这或许该归功于夫妇间之交勉，该归功于他俩性情之豁达，并已磨炼出了一副铮铮铁骨。

俞平伯在干校生活，看来劳动是属于最轻松自在的项目了。到校部去开会只是走的路多，只要不刮风下雨，倒也没什么，但一遇雨雪，那他的艰辛与狼狈，可真是不堪设想。至今重读他当时寥寥数笔的简单记述，仍令人心情难安：

廿五日步往东岳听报告，九时行，六时返。归途遇雨，幸有人招呼，狼狈抵达，已昏黑矣。廿八日交检查一。卅日分得煤三百斤（价六元六角），室内始笼火炉。

（七○年元月）三日东岳开肃清“516”分子大会，薛作报告。晨六时三刻行，九时五分到，时间恰好。后又有班会。十二时一刻行。二时三十抵寓，天阴寒未雨。四日风雪甚寒，是晚室内温度F-28°，盆水结碎冰。廿八日小雨，路泞而滑，晚间赴读报会，连跌二次，上了大路稍好，遇李荒芜，知会停开，仍由李伴归。

看来读报会是小组的会，大概路还不算太远，竟已连跌两次，幸而没有扭筋折骨之类，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那泞而滑的干校之路，笔者也是走过的，而那时我才三十出头，穿了专门防滑的雨靴，尚且会滑得东倒西扭，摔得一身烂泥是常有的事，而当时已年逾古稀的俞平伯，每次开会路又那么远，今日追思，真是不堪回首。而他却挺过来了。亦堪称“文化大革命”中一大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