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念郑振铎
1957年5月14日，《学习》杂志社编辑部召集座谈会，听取高级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意见。会上俞平伯首先发言，发言的主要内容为两点：一、理论学习一定要自觉自愿；二、联系实际才能反对教条主义。
《学习》杂志是个半月刊，是党中央宣传部的机关刊物，专门指导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俞平伯的这一发言，今天看来，也依然是切中时弊的。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3日，俞平伯出席了九三学社第二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会上他当选为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59年4月14日，俞平伯为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写了《“五四”忆往——谈〈诗〉杂志》一文，后发表在同年5月《文学知识》第五期上。
1960年2月，俞平伯出席了九三学社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
同年7月22日至8月13日，俞平伯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俞平伯作为浙江省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出席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从上述重要政治活动看，俞平伯在挨批之后，仍是积极向上的，是能跟上形势的，是能按党的要求认真去做的。
1958年10月17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俞平伯的老友、当时又是他的直接领导郑振铎，因飞机失事而逝世了。这次郑振铎的出访是以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准备前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注12、阿富汗的，结果连莫斯科都还没飞到，在苏联楚瓦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上空失事而遇难。
当时文学界又正在轰轰烈烈展开“拔白旗”运动。郑振铎上飞机之前夕，还在文学研究所的大会上向全所同志们动员，号召来拔自己这面“白旗”，不料次日一上飞机就出事。这对中国文化界，尤其对文学研究所的同志们来说，真是桩万分悲痛的事情。俞平伯与郑振铎之私交已近四十年。他们之间的友谊实非一般可比，这一毫无思想准备的诀别，其痛切真是难以言传的。俞平伯回思昔昨之联袂，遥望蓝天，悲自难抑。只能用血与泪，哭出了一副挽联：
两杯清茗，列坐并长筵，会后分襟成永别；一角小园，同车曾暂赏，风前挥涕望重云。
郑振铎与俞平伯的友谊，在此短短一联中自然不能全部包含进去，而俞平伯心中始终十分感激而不能忘怀的，还有一件十分特别的事。早在1925年6月15日，俞平伯曾写过《雪耻与御侮》一文，发表在该月22日《语丝》周刊第三十二期上。文章指出：“被侮之责在人，我之耻小；自侮之责在我，我之耻大。”俞平伯说历来国耻大于外辱，所以主张必先“克己”，“先扫灭自己身上作寒作热的微菌，然后去驱逐室内的鼬鼠，门外的豺狼”。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相当的反响与争论，郑振铎代表沈雁冰、叶圣陶等人，连续写了好几篇文章，批评了俞平伯。最后俞平伯由衷地接受了郑振铎等人的批评。为了保存这一段历史，三年后俞平伯编辑自己的散文，出版集子《杂拌儿》，还是收进了这篇《雪耻与御侮》，并说“意在‘存此以见吾拙’”。他们之间的友谊，就是这样的真率而又认真，知错不但必改，而且还要存之以示不忘，不怕袒露己拙。
俞平伯在联中自然很难明指这段历史，而他们两人间的真挚情愫，仍不难从寥寥三十几个字中表露出来。
同年11月13日，俞平伯还专门写了一篇悼念郑振铎的文章，题为《哀念郑振铎同志》，文中写道：
郑振铎同志的死，为中国和国际文化界人士所同声惋叹，原不仅仅他的朋友们；但在他熟朋友中间，更觉得这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他死得这样突然，我听到这坏消息，只觉心头受了重重的一击。说悲、恐、惊，都还不太恰当。
一般说来，总该是震惊沉痛罢。人生是这样的有缺陷。你有了惊恐悲哀，若不借语言文字表现出来，就好像心里短少点什么，又好像少做了一件对得起人的事情；但是如把它表现出来，那么，你的真情有时就会被这表情达意的工具所限制住了，不能期望读者都来了解言外之意。我虽写这一篇短文，不得不为之踌躇。
当然，人生另有比这大得多的缺陷，古语所谓“彩云易散琉璃脆”。像振铎这样兴高采烈，活泼前进，对一切人和事都严肃认真，却又胸无芥蒂的大孩子，谁想得到会有这样不幸的遭遇。比之乐曲，在旋律上是极端不调和的。如深思力索下去，真会叫你发痴。他比我整大了一岁；看起来却至少比我年轻两三岁；换句话说，他虽整整活了六十岁，只差两个月，实在还是个青年哩。光风霁月的神情，海阔天空的襟怀，将永远活在凡认识他的，无论新知旧友的记忆里。人却一去不复返了!
文中除了谈到该如何评价郑振铎，亲切地指出他的优缺点之外，还在论说他俩交谊的一段中特地又提到20世纪20年代中他俩间的“一阵争辩”，进一步肯定了郑振铎的先进，“他却比我早认透了帝国主义凶恶的面貌，而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反帝’”。还生动地讲述到郑振铎：“他过于信任我了，有时我不免辜负他的期待，至今歉然。我有好处，他不放过赞美我的机会，我有缺点，他也不客气地对我说。如他常说：‘平伯，你不能这样子。’……”
关于挽联，俞平伯自己做了一点注释，因为都是有关最后两次见面的实情追忆，分别在10月8日与13日，而17日郑振铎即遇难。注释的原文是：
上联是：文学所开会，大都拼着许多长条案，上面铺着白布。所里只供白开水。振铎喜欢吃茶，常带着一小匣茶叶。他喜欢和老朋友们坐在一起，往往把他携来的叶子放一点点在我们的茶杯里。13日我在所里，时间比平日略早些。振铎也就来了，遂在他的办公室小坐。他沏了两杯茶，开会的时刻也就到了，茶还没有喝什么，觉得很可惜。我们便各人携了一只茶杯，一个茶碟，上楼去开会，仍旧并坐在一排。我因那日下午还有教课，先走了一步。会尚未散，也没有能够向他握别，谁知道这是最后的一面!只有天知道。
下联是：比这次稍早一点的上星期三，也一样的开会，一样的并坐吃茶，却有伯祥。会散后一同搭乘铎兄的车回城。他要顺途到他的宝禅寺街的新居看看，我们也跟了去。这是所老房子，相当大，池廊亭榭都有，却黯淡了。里边正搬进了许许多多的书籍。有的地方，书架排得这样挤，人要扁着身子才能勉强通过。有一位同志，在那招呼。厅很宽敞，前面伸出一大方块暗廊沿，大约叫抱厦罢。振铎还说，这里可以借你们昆曲社做曲会。又说，不久他们就要搬家，等他从国外回来，就到新房子里来了。这大屋，他大概一天也没有住过，我想。
笔者引录至此，心情十分激动。因为上下联所述的郑振铎那最后两个星期三，家父王伯祥也都是在场的，曾多次听他痛心地追叙过。只是最后10月13日那天下午俞平伯没有与会，所以郑振铎的慷慨陈词，让大家都来拔他这面“白旗”的话他没听见。郑振铎这样正当英年却过早地被青天白云卷去了生命，在老友的心头造成之创痛，真是永远无法医治的。俞平伯自然不能例外。相信读者读了他的联与文，虽表面上那么平淡，而透彻纸背的内心隐痛，至今依然在感染着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