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一、缘起

“学术”之于中国，有数千年历史，但“学术史”之出现，则晚至清初。梁启超曾指出：“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注1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首创了“学案体”，按照学派详细分析并准确概括了特定时期儒学发展的历史，是真正以“人”为主叙述学术发展历程的第一部著作。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确为不易之论。^注2

黄宗羲之后，学术史作为显学而勃兴是在清末民初。章太炎首开其端，在其1899年辑订的《訄书》初刻本中，便已有论述学术史的内容，1902年删节修订《訄书》时，更是增加了不少论述历代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容，此后又陆续有与学术史相关的论著问世。紧随章太炎之后撰著学术史著作的是刘师培。1903年6月至1906年6月，章太炎因“苏报案”而入狱，基本停止了学术活动，而刘师培恰恰在这一时期活跃于学术界，发表《近儒学案序》、《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等一系列学术史论著，成为当时在学术史领域发表论著最多和影响最大的学者。刘师培之后，学术史领域成就最大且广为人知的学者为梁启超。梁氏虽早于1902年便开始陆续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论著，但其最有影响的学术史著作当为进入民国后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章、刘、梁之外，王国维、罗振玉、夏曾佑、皮锡瑞、廖平等学术大家也都有学术史方面的论述，对清代学术所论尤多。另外国粹派学者亦普遍重视探讨中国学术史，《国粹学报》上屡有邓实、黄节、田北湖、陆绍明等人的这方面著述。

在学术史勃兴的这一潮流中，无论就著述的质与量，还是就著述的影响而言，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三人的成绩都是最显著、最有代表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人的学术史视野中，清代学术是被关注的重点，章太炎的《清儒》、《汉学论》、《释戴》等篇，刘师培的《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近儒学案序》等篇，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近世之学术》篇，特别是其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皆为阐发清学^注3之作。这毫不奇怪，因为对他们而言，清学不仅属“本朝”史的范围，与现实息息相关，而且更重要的是，以他们为代表的这代学者是在清学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无论每个人成长后的发展方向如何，都离不开清学这一丰厚的土壤。

清代学术涵盖领域甚广，举凡经学、史学、子学、小学、地理、金石、天文、历算等皆在其范围之内。但其特色为考据，考据学是有清一代的标志性学问。在这方面，学界公认惠栋、戴震是集大成者，正是他们开启了乾嘉考据之风，使考据学蔚为大观，成为清代之标志性学问。在惠、戴二人中，更有代表性的是戴震。虽然二人皆为一派之主，他们本人及其后学都取得了影响深远的学术成就，但戴震之学涉猎更广，已超越狭隘的考据樊篱，走向以考据求义理的宽阔领域，就像梁启超所言，戴震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所以戴氏的学术贡献、学术影响要更大一些，足以作为清代学者最杰出的代表而载入学术史。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皆极重视戴震学术，视其为研究与总结清学史的枢纽所在，阐之不遗余力。因此，循章、刘、梁之意，以戴震为研究个案，会收一叶知秋之效。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清代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一方面，中国古典学术演进至此，已是绚烂至极，在清代学者的进一步努力下，有了集大成的光辉成就；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清季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挟其船坚炮利之优势，把一个与中国固有文明截然相异的文明强行输入中国，西学借此大举进入，与中国古典学术相遭遇，双方相激相荡，相通相融，促使中国学术在面貌上发生了根本改变，无可选择地走上了新途。这两种情形已然昭示，与其他时代相比，清代学术实具不可替代的关键地位，对其加以系统梳理和总结，从学术史的角度深入研究，显然至关重要。

在对清代学术的总结方面，清末民初的一代学人最有发言权，因他们本系清学之子，自身学术从清学中衍生出来，对清学的利弊得失具有切身体验与感悟，同时又生逢清季西学涌入、中国古典学术衰微之际，最想从对有清三百年学术的回顾与总结中，获取更新学术的资源，从而使中国古典学术适应新的时代，走上向现代学术转化的道路。在这些热衷于清学史的学人中，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的著述最多，也最具特色，不同的政治立场、思想体系与学派背景使得他们笔下的清代学术各呈千秋并各成体系，而且他们皆关注学术的当下情状，能把从清学中汲取的有助于学术更新的东西与西学新知相结合，贯彻于自身的学术实践，力图由此建立起中国现代学术。事实证明，他们的努力是成功的。所以，以他们的著述为核心探讨清末民初的学术史尤其是清学史研究状况，不仅具有代表性，可由小见大，反映当时清学史研究的整体面貌；而且他们的特殊身份——转型中的学术大师，亦使得这种探讨体现出独特的深刻性与启示性，即一端系于中国古典学术，一端连着西学新知的这三人对清代学术的反思和总结，显然比不具此种身份之人的著述起点要高，因他们能既入其中又出其外，跳出庐山看清学的真面目，并能在此基础上为后世学术开出新路。戴震是清学的代表人物，在宏观论述的同时，选其为研讨的个案，是希望有助于研究的深入与系统，避免泛泛而论。

在21世纪之初的今天，学术界又兴起一股回顾总结近百年中国学术史的潮流，并渐有成为显学之势，这与百年前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人关注于有清三百年学术史的总结，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实则两者都欲借学术史的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反思和检讨自己走过的道路，从中获取前进的方向，以便中国学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成熟地走向未来。考虑到这一层，探讨当年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为代表的清学史研究状况，无疑又有很深远的现实意义。若将这两次学术史反思潮流加以比较，当能发掘出更多的学术资源。

此外还应提及，对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三人的研究已有较长久的历史，在深度、广度上均已取得较大成绩，但也并非无懈可击，某些领域还相当薄弱，尚待深入开掘，本书所要研究的课题便属这样一个领域。所以，出于进一步发展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研究以及完善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考虑，把章、刘、梁三人对清学史的总结纳入学术视野，做“学术史”的学术史，显然很有必要。

二、研究状况的回顾与检讨

之所以说学术界对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的研究相当薄弱，并非指这方面一点成就也没有，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其成果的稀少与该课题的重要性不成比例。由20世纪80年代迄今的这二十余年，相关研究有些起色，但在质量上，仍不尽如人意。

1.1949年以前的研究状况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三人中，刘师培去世最早。在他刚刚去世的1920年，日本学者小岛祐马即发表了《刘师培之学》一文。^注4这是第一篇关于刘师培学术的研究性论文，概述了刘氏学术的渊源及其国粹主义学术活动的主要方面，重点介绍了其经学建树，但对刘氏的清学史尤其清代经学史研究成就则忽略了。此后直到1937年钱玄同编定《刘申叔先生遗书》并为之作序，才对刘氏含清学史在内的学术思想史著述有所评价，钱玄同认为“刘君对于学术思想，最能综贯群书，推十合一，故精义极多。……其推崇王阳明、王心斋及泰州学派诸杰，李卓吾、颜习斋及李恕谷、戴东原、章实斋、崔东壁、龚定盦、戴子高诸先生之学，尤为卓识”^注5。除钱序外，这一时期关于刘师培之文仅数篇传记和事略，谈不上真正的研究。

对章太炎、梁启超的研究也基本在其去世之后，尽管此前亦有对二人的诸多议论，还出现了像《章太炎外纪》^注6一类传记、事略之著，但严肃的学术研究之作极少，其中周予同对章太炎的评论值得注意。周氏认为，章氏“的确由俞樾方面接受汉学，以继承王引之、王念孙、段玉裁、戴震、顾炎武一派的学统；但同时他受浙东史学派的影响，兼祧了章学诚、全祖望、万斯同、黄宗羲一派的学统。他是经古文学家，而同时是史学家”^注7。

1929年梁启超去世后，他的生前友好及学生纷纷撰写纪念性质的文章与传略，对其一生作了较高评价，其中尤以郑振铎的《梁任公先生》、素痴（即张荫麟）的《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最具学术性，内有对其学术史著述的看法。如在评价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郑振铎认为：“在梁氏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一部著作发见过；她是这样简明扼要地将中国几千年来的学术加以叙述、估价、研究；可以说是第一部的‘中国学术史’（第二部的至今仍未有人敢于着手呢），也可以说是第一部的将中国的学术思想系统地整理出来的书。虽有人说她是肤浅，是转贩他人之作，然作者的魄力与雄心已是十分的可敬了。”^注8素痴也认为：“此实第一部有统系之中国学术史，一气呵成，前无凭借，非有绝伟之识力，其曷能与于斯？胡适自言其立志治中国思想史，实受先生此文之影响，则民国六、七年后‘新汉学’之兴起先生盖导其源矣。”^注9对梁氏的《清代学术概论》，郑振铎认为是“对于清代学术的有系统的一篇长论，但多泛论，没有什么深刻的研究的结果。独有对于康有为及他自己今文运动的批评，却是很足以耐人寻味的”^注10。此外，出版虽晚但成书于梁氏逝世不久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注11，可谓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梁启超研究著作，它以书信为主展示的谱主生平，提供了谱主从事学术史撰述的大量背景材料，十分有益于今之研究者。

1936年章太炎去世，他的亲友、弟子等纷纷撰写各类文章以示悼念，《制言》半月刊将9月出版的第25期作为“太炎先生纪念专号”，收录了这些文章，其中以庞俊《章先生学术述略》最有学术色彩，对了解章氏学术最有裨益。文中言：“盖自清世诸儒，竞言治经，其成学著系统者，以戴氏为大师，先生少从俞德清游，故最服膺段王诸家，以上继戴氏之所为。”从《訄书》以至于《检论》皆“自成一家言”，但“其早年持论，志在光复，或矫枉以救时，或权说以动众，若《诸子学略说》之属，譬之刍狗，用在一陈，本非定论也”^注12。1937年6月章太炎逝世周年时，钱穆发表《余杭章氏学别记》，指出：“太炎早岁即慕亭林，其严种姓，重风俗，皆与亭林论学之旨相近。而其评论历代风俗人物进退得失之故，则颇有不与亭林同者，亦各据其世而为言也。……其评骘诸家学术，亦可准此推。谓学以求是，不以致用，用以亲民，不以干禄。”^注13另外作为章氏弟子的许寿裳曾于1945年出版《章炳麟》一书^注14，亦对章氏学术贡献多所涉略，但罗列多论断少，仅以叙述见长。就章氏对清学之看法而言，这几篇论著均未提出具体见解，真正注意到章氏包括清学史在内的学术史研究方面贡献的首推侯外庐。在1947年出版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中，侯外庐指出，对于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在太炎遗书中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按他关于周秦诸子、两汉经师、五朝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学术都有评论，即从他的著作中整理一部‘太炎的中国学术史论’，亦颇有意义。实在讲来，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太炎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最反对满清统治的人，他最怕言致用有利于满清”，所以他对清代学者的评价，“首先是基于反满一点”；而且“他常赞草野出身的学者，颇有学术上的平民主义”^注15。侯外庐的这类论断，为后人提供了诸多启示，开启了章太炎研究的新路径。

2.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研究状况

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这30年里，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大陆学者们对章太炎、梁启超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政治思想领域，对刘师培的研究则基本付诸阙如。与此同时，台湾和国外学者也有一些成果问世，论题相对宽泛一些。

章太炎研究。“文革”前大陆学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其思想，尤重其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成果虽较丰富，但思路相对狭隘。“文革”期间“四人帮”出于政治需要大搞评法批儒，将章太炎定为法家，加以随意渲染，造成对学术的严重扭曲。“文革”后，唐振常发表《论章太炎》^注16，对“文革”中的这种做法予以批判揭露，力求使章太炎研究回到学术轨道上来。李泽厚亦发表《章太炎剖析》，对章太炎思想作了全面论述，认为“章太炎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的许多见解，则是继章学诚‘六经皆史’著名学说后的最有成就者”^注17。遗憾的是李文主旨不在此，故未对此点多加申论。另外，汤志钧编著出版了《章太炎年谱长编》^注18，为章太炎研究的各个领域提供了最基本的背景材料，十分有益于学术史的探索。

在台湾，林尹和张玉法分别为文对章太炎的学术成就予以研讨。林尹指出，章氏“对于清儒以汉学植名，薄魏晋之说而不道者，则尤矫正之不遗余力”。^注19张玉法认为：“炳麟考察中国学术有两点是开风气的，其一是打破了一尊的束缚，把各家学术还诸各家的本身；其二是重视学术发展的客观环境，从地理、政俗等方面观察之。”“炳麟承乾嘉遗风，一面批评宋明理学，一面盛赞清初实学。惟以炳麟富反满思想，其论述清代学人，常以其是否反满为评价的标准，故最推许王夫之、顾亭林等人。另如能匡正宋明空虚学风的戴震、颜元等人，亦为炳麟所推许。”^注20林、张二氏虽有此见解，但皆未深论，浮光掠影而已。日、美学者这一阶段也对章太炎有所研究，主题集中在章氏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上，如近藤邦康《章炳麟革命思想之形成——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注21、岛田虔次《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们》^注22、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注23河田悌一《否定的思想家——章炳麟》^注24、麦克尔·加斯特（Michael Gasster）《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注25、傅乐诗（Charlotte Furth）《独行孤见的哲人——章炳麟的内在世界》^注26等，也许因章氏学术文字过于古雅，不易索解，造成国外学者对其学术的探讨相对匮乏。

刘师培研究。由于刘师培一生作为的不光彩处以及政治、文化因素给研究者带来的影响，刘师培研究在这三人中是最薄弱的。这一阶段中国学者的著作仅张舜徽的《清代扬州学记》^注27涉及刘师培的学术，但以介绍刘氏小学、经学、校勘学成就为主，对其清学史著述一笔带过而已。国外学者中美国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和日本河田悌一的研究最有代表性。马丁·伯纳尔的《刘师培与国粹运动》一文，^注28是颇具研究深度的少数论文之一。它侧重探讨刘师培与国粹派的关联，认为刘的一生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中政治革命与文化保守主义间尖锐不安的关系，并提示出刘氏某些思想的西方渊源及日本国粹思潮对中国国粹派形成的作用，但对刘氏学术则缺乏深入讨论，未能触及思想与学术的深层联系。河田悌一的《清末之戴震形象——以刘师培为例》^注29评析了刘师培眼中的戴震形象，阐明刘氏何以推崇戴震以及这种推崇在清末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其他美、日学者的研究则基本围绕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活动而进行，不赘。

梁启超研究。“文革”前大陆学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评价其思想，较具代表性的有王介平《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注30、冯友兰《梁启超底思想》^注31、蔡尚思《梁启超在政治上学术上和思想上的不同地位》^注32、胡绳武、金冲及《关于梁启超的评价问题》^注33等，这些文章基本是在政治思想层面对其加以剖析和评判，总体结论是否定性的。也有些文章如李侃《梁启超史学思想试论》^注34是对梁氏史学思想的论述，其中尤重梁氏在“新史学”运动中的地位问题。“文革”中梁启超研究陷于停顿。“文革”结束后，李泽厚发表《梁启超王国维简论》，对梁启超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并就梁氏学术史论著的价值给出了评判，他认为：“梁启超本人尽管写了有关中国学术史的大量论著，但真正能运用近代方法去进行分析综合，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和具有独创性的学术作品，却并不多。《清代学术概论》大概是梁最成功、影响也最广的学术著作了（1960年代仍有外文译本出现），但此书最有价值的部分仍在描述他亲历的晚清阶段。”^注35

在台湾，有关梁启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以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为代表^注36。在学术领域，张君劢和王逸祥有对梁氏《清代学术概论》的评介和读后感一类文字发表^注37，其中张君劢以“过来人”的身份谈对《清代学术概论》所阐之欧洲文艺复兴、宋明理学、戴震哲学的看法，不完全赞同梁氏之见，而以精通西学的哲学家视角重新解释这三者，其论述体现了新儒家的部分理念。此外，香港学者杨勇撰文对《清代学术概论》作了校正，“一依任公所征引者，取原书钩稽对勘之”。^注38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美国学者出版了三部影响较大的梁启超研究专著，它们是勒文森（Joseph R.Levenson）《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注39、张灏（Hao Chang）《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注40、黄宗智（Philip C.Huang）《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注41。勒文森的著作把梁启超一生分为三个时期，在每个时期里分别叙述梁的经历和分析他的思想，以此观照他的思想变迁历程。书中还将中国近代思想简单地归结为对于西方冲击的不同回应，其研究模式是费正清所倡“冲击—回应”说的典型，所以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称它卓越地评述了梁启超与中国古代、近代乃至西方思想的联系。张灏的著作通过对1890至1907年间梁启超思想的研究，详细考察了中西思想在很多领域内的相互影响，勾画出它们在梁启超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全书一反“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存在的弊端，强调中国文化传统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所具有的活力，事实上该文是对勒文森之作的一个反拨。黄宗智的著作亦是对梁启超思想变迁过程的剖析，只不过他选取了自由主义思想这一专门视角，从梁启超最初追求“民权”到晚年对宪政理想的肯定，看梁氏自由主义思想的演进，认为其自由主义实际是根据他个人的偏好，将儒家思想、日本明治维新思想以及西方思想重新解释后形成的一种混合思想。这三部著作在史学界均产生很大反响，但对梁启超之学术特别是其学术与思想的关联皆少论述，这反映了国外学者的共同弱点。

3.20世纪80年代后的研究状况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和改革开放走向深入，学术研究出现了繁盛局面。在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的研究方面，无论是出版、发表论著的数量和质量，均比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不过具体到对这些著述中清学史著述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和整体研究水准的提高不协调。与此同时，海外学者的研究也呈上升之势。

章太炎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数部全面研究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的专著，如熊月之《章太炎》^注42、王有为《章太炎传》^注43、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注44、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注45、《章太炎评传》^注46、徐立亭《章太炎》^注47、陶绪、史革新《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注48、张昭军《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注49等，此外还有论文集如唐振常《章太炎与吴虞论集》^注50、李润苍《论章太炎》^注51等。这些著作中，以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与《章太炎评传》、陶绪、史革新《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张昭军《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等五部作品对章氏思想、学术的论述较为充分，但囿于评传体例和思想主题，这些著作都未将对章氏清学史著述的研讨重点论列。相对而言，唐文权、罗福惠之著与张昭军之书对章氏清学史著述的看法系统一些。唐文权、罗福惠认为，章氏是“从‘民族性’、‘民主性’的角度评论清代之学”，其对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评论即着眼于三人“历史民族”思想体现的程度而有所尊抑；对戴震学说则着眼于其中的民主思想和斗争精神；对清代汉学的社会作用“以有所不为和有所为的辩证关系作了概括。于前者，章氏承认惠戴之学不适于从政，短于风议，但又称这正是汉学家‘规摹闳远’之处”，“认为戴震等人标识汉学，也是特有的抗争方式，尽管不是积极主动的”，不过“这应该说是章氏的想象之辞”。^注52唐、罗的这些论断不可谓不精到，但从学术史视角来看，还是过多注重思想分析，就学术本身之价值体系评价学术仍做得不够。相对而言，张昭军从“汉学概论”、“衡三老”、“吴派与皖派”、“释戴”四题入手对章太炎清学史论所作的评估，更具学术史的意味，阐发也更深入一些。

上述几部专著外，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注53、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注54、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注55亦就章太炎的清学史论作了一定程度的研究。郑著在研讨国粹派史学思想时，单立“系统探讨中国古代学术史”一节，对国粹派学者的学术史论进行了充分阐发，其再版本所附《晚清国粹派论清学》，是对这一主题的深化与发展。作为国粹派的精神领袖，章太炎的清学史论自然成了郑著书中必有之义，如指出“章太炎的《清儒》一文是近代学者论清学最早的著作”，章太炎秉实事求是精神论清学，于己所敬重的学派、学者无所避讳，于己所不赞成的学派、学者也不全盘抹杀，等等。^注56与章氏清学史著述相对照，这些观点皆属实事求是的平实之论。汤著是以近代经学与政治的关系为主旨的，所以提及章太炎对清学的见解时，强调他对清代古文经学的肯定与继承，对今文经学的攻击与批判。陈著在谈及章太炎、胡适“关于经学、子学方法之争”时，阐明自己对章氏评清学的看法，说“章太炎文章中牵涉清代学者甚多，其间不少根于道德判断，与其提倡‘民族大义’相呼应，褒贬时难免有所偏颇（如对黄宗羲的前尊后抑，对龚自珍、魏源的全盘否定）。不过在整体判断上，章氏的立场大致一贯。最能代表章太炎对清学的看法的，当属前期的《清儒》和后期的《汉学论》”^注57。这一看法切合实际，应属恰当之论。

这一阶段关于章太炎的论文数量很多，但涉及章氏学术史成就的极少，且有限的一些文章也以转述章氏见解为主，缺乏分析和论断。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朱维铮评论《訄书》和陈其泰谈章氏与近代史学关系的文章。朱文论及《訄书·清儒》时，认为将此篇“同先成的《学隐》合观，则知章炳麟当初的写作意向，主要为了驳斥康有为的先辈魏源所谓乾嘉汉学‘锢天下知慧为无用’的说法”^注58。陈文指出，章氏清学史论中最应被重视之处，“是总结和比较考证学极盛的时期吴、皖两派的不同特点”，其不足之处在于“因谨守古文学派家法之结习甚深，对于今文学派的学术成就往往武断地加以排斥”，如对龚自珍、魏源等人的丑诋。^注59

在台湾，章太炎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注60。如其书名所示，该书主题在于阐发特定时期章太炎的思想，所以对章氏的学术史成就未加措意，即便有这方面的零星论断，也是服务于全书主题，如说章氏认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大的功劳之一，是把被汉儒扭曲后的经义调换成平白可解。这个工作最大的价值是把颠倒成理想化或神秘化的上古史事再重新颠倒过来”^注61。论文方面，台湾学者虽涉猎较广，有论及章太炎与西方文化之关系的^注62，有论及章太炎民族主义史学的^注63，但涉及章氏学术史论的极少，较有代表性的是胡楚生申论章氏《释戴》的文章，他在文中指出：“晚近以还，戴氏义理之学，大为昌盛，梁任公、胡适之诸先生，皆力为表章者也，然而，以余观之，其讨论戴氏之学，目光如炬，深刻而能中理者，则当推余杭章太炎先生为最早焉。”^注64

这一时期美、日学者的研究也有新起色。美国学者的研究以汪荣祖（Young-tsu Wong）为代表，他出版了三部以章太炎为主题的专著与论文集，即《康章合论》^注65、《追求近代民族主义：章炳麟与革命中国，1869—1936》^注66和《章太炎研究》^注67。这三部著作以研究章氏生平、思想以及康（有为）、章关系为主，在学界都有较大反响，但对章氏学术史论则基本未提及，不无遗憾之处。日本学者的著作则以高田淳《辛亥革命与章炳麟的齐物哲学》^注68影响最大，其中所设《章炳麟的戴震论》一章，以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一书为媒介，评述章太炎、胡适、钱穆在戴震评价问题上的争论，并分阶段叙述了章太炎的“戴震论”。

刘师培研究。与章太炎、梁启超相比，刘师培研究仍是最薄弱的，尽管较以往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研究领域集中在刘氏政治思想尤其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上，学术领域特别是关于刘氏学术史论的探讨较为缺乏。

首先值得注意的仍是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该书在介绍国粹派学者对中国古代学术史的系统探讨时，把国粹派主将刘师培在这方面的贡献进行了具体评价，如认为刘氏“看到了清代学术变动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他将清代汉学的变迁分为四期”，并“以拓疆建邦作比喻，说明汉学由拓荒而昌盛而衰微转型的必然的逻辑发展，比人们时常征引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相同见解，要早了13年”，所以其对清学的理解，已非国粹派民族主义的原则所能规范^注69。此类看法，反映出作者对刘氏清学史论具有充分的理解并且是在学术史的大框架下予以把握的。郑著之外，对刘师培较为详尽的研究当属方光华的《刘师培评传》^注70和陈奇的《刘师培思想研究》^注71。方书是第一部较为翔实、具体的刘师培长篇传记，除记述刘氏一生经历外，还系统阐述了其学术研究的观点、方法和在经学、史学、子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的成就。对于刘氏的清学史论，该书也设了专节予以论列，有些看法亦值得称道，如说“刘师培较早地提出了从学术经世意识和民族气节去衡量清代学术的角度。……应该说，这个角度与江藩以汉学、宋学区分清代学人，与皮锡瑞以今文经学的复兴为线索划分清代学术，都有明显的区别。从学术研究的近代化意识而言，刘师培确实看到了清代学术发展的某些规则”^注72。遗憾的是，这方面内容在书中所占比例太小，且以转述刘氏见解为主，述多论少，也许是囿于评传体例，故深度开掘不够。陈书实际是刘师培的思想传记。全书以刘师培一生经历和思想演进历程为序，系统叙述了刘氏的政治、学术思想与主张，如“攘夷”革命思想、国粹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等，并结合其主要著作分析论述。不过同样令人遗憾的是，该书没把重点放在对刘氏学术史论的研究上，故也对其清学史论注意不够，未列出专节予以研讨，且与此领域相关的极少量文字亦以转述刘氏见解为主，不足以说明更多的问题。

论文方面，专门谈刘师培学术史研究成就的为吴光兴《刘师培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注73、李孝迁《刘师培与近代清学史研究》^注74以及笔者的《论刘师培学术史研究的地位与特色》^注75、《刘师培论清代学术》^注76等。吴文认为，刘氏的学术史研究生涯是从1903年到1907年，可分“走到学术史”、直接以学术史为研究对象、“退出学术史”这样三个阶段；刘氏对近儒学术的研究，可分为三类：明代中叶以来的明代学术、明清之交以下近三百年来的学术史、家乡扬州的乡邦文物学术；三类之中，以第二类为最重要，这就是刘氏拟撰的《近儒学案》。这些看法是对刘氏学术史著的较完善的归类，能给研究者以较大启示。李文和拙文则分别就刘氏清学史著述的类别、内容、特点、影响以及刘氏学术史研究在近代的地位、特色等问题，进行了较细致的分析与评价，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另外，陈克明《试论刘师培的经学思想》^注77、陈奇《刘师培的汉、宋学观》^注78和《刘师培的今古文观》^注79等文也对刘氏学术史成就有所评议，如陈克明文指出：“刘氏《国学发微》、《经学教科书》两著是一部《经学小史》，堪与皮锡瑞《经学历史》、范文澜《群经学概论》、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并驾齐驱，为中国这座光辉夺目、雄伟峭拔的文化殿堂铺上了几块基石。”

台湾学者的刘师培研究以经学和文学进展最速，前者以陈庆煌的博士论文《刘申叔先生之经学》为代表^注80，后者以冯永敏《刘师培及其文学研究》为代表^注81。不过两书对刘氏学术史成就基本未涉及，陈氏之著是以传统文献学方式对刘氏经学著作的整理与研究。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嵯峨隆1996年出版了一部刘师培传记《近代中国的革命幻影——刘师培的思想与生涯》^注82。这是迄今为止日本学者研究刘师培比较成功的著作，也是海外学者所著最完善的刘师培传记。由于嵯峨隆擅长对刘师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研究，所以这部传记亦以刘氏政治思想与活动为主，学术思想与建树的论析相对少一些，而且在谈刘氏学术的两节中，基本未提及他的学术史成就，这是令人遗憾的。

梁启超研究。这一时期的梁启超研究相当繁荣，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首先是出现了一系列梁启超传记，如孟祥才《梁启超传》^注83，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注84，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注85，杨天宏《新民之梦——梁启超传》^注86，吴廷嘉、沈大德《梁启超评传》^注87，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注88等，这些传记虽各有侧重，但都有一定篇幅谈到梁启超的学术史成就，特别是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解各有所长，值得参考。如李喜所、元青在论及《清代学术概论》时认为，“用‘复古’来概括有清一代之学术思潮是梁启超一大创新”；在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指出，“此书在选材上也有较大的缺陷。梁太多地叙述乾嘉汉学的学术成果，却忽略了鸦片战争后晚清的各种学术发展，清末民初的学术大家更付之阙如”。在这点上它比《清代学术概论》“还略低一筹”^注89。陈鹏鸣则认为，《清代学术概论》“将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归之为‘以复古求解放’，并与欧洲文艺复兴简单类比，便非常牵强附会”，但这是“白璧之瑕，并不能动摇全书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述公允，不抱门户之见”，“比起江藩《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乃至于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都要客观公正得多”。^注90不过囿于传记体例，这些著作尚未做到将梁氏学术史成就在学理上深刻、细腻地阐发。

除这些传记外，有关梁启超政治思想、政治活动、文学道路等皆有专著问世。可喜的是，还出现了两部专门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与学术建树的著作，即易新鼎《梁启超和中国学术思想史》^注91和蒋广学《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注92。易著把梁启超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探索归结为四大部分：对先秦诸子的比较研究、对两汉至宋明儒学思想衍变的分析、对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总结分析、对佛教史及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在具体谈及梁氏对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总结时，易著是按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叙述顺序，分为五个部分予以研讨的，即“宋明理学兴起和衰落的原因”、“历史环境与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关于清初诸学者的评价”、“关于乾嘉学派的评价”、“关于晚清诸学者的评价”，可谓全面系统。易著不足之处在于述多论少，以转述梁氏见解为主，个人观点不多。易著中较值得注意之处是作者对梁氏清学史著述的整体看法，即“梁氏论述中除偏颇之外，还有不少失实之处，其学术价值也远逊于《明儒学案》，其所以如此，就是太驳杂而不精审”，虽然如此，但“较之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和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等类似的著作，眼界似乎开阔得多，现实感也强烈得多”^注93。蒋著是一部研究梁启超中国学术观的著作，侧重梁氏学术思想的考察，从梁氏对法家、墨家、老庄、儒家道术、佛教、史学、清学的研究出发，论定其“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学术观。在谈及梁氏清学研究的一章中，作者首先指出，梁氏之所以重视清代学术，“不仅因为他本人就是清代学术的终结人物之一，更重要的是因为清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开启了向现代学术发展的道路”。“梁启超视清学为中学现代化之预阶；他重视清学，目的是把中学向更高的学术境界发展而已”。出于这一视角，所以作者要在这一章里“力发梁启超研究清学时所贯注的新启蒙精神，揭示他推动中学向世界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深刻意旨”^注94。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作者从“萌发近世‘时代思潮’的清代启蒙期学术”、“戴、章学术和实现方法之革命的乾嘉考据学”、“晚清‘今文学’运动：孕育新学的母体”这样三个方面论述梁氏的清学史研究成就，最后得出结论：“清学的秘密就在于它像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样，为人学的产生和发展开拓道路。从顾、黄、王、颜，到康、梁、谭、章，其间二百余年，杰出的思想家们所做的事可归结为一句话：孕育科学和民主的新‘人学。’”^注95这样一种研究也许贴近梁氏当初作《清代学术概论》时的初衷（视清学史为“以复古为解放”之历史，类似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但处当今之世回视梁氏之成就，研究者似应有自己的立足点，若仅遵循于梁氏之论，势必影响研究高度。

这一时期关于梁启超的论文甚多，涉及梁启超研究的各个层面，其中论梁氏学术史成就的在10篇以上，通论性的有陈祖武《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注96、夏晓虹《梁启超的学术史研究》^注97、周国栋《论梁启超向清学正统派的复归》^注98；专论梁氏《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有崔荣华《论第一部中国学术思想通史——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注99，陈其泰、安静波《20世纪初梁启超对中国学术思想演进的宏观考察》^注100；专论《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有萧萐父、黄卫平《评梁启超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论》^注101，李锦全《评“以复古为解放”说——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注102，瞿林东《概述清代学术的力作——读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注103，陈其泰《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出色成就》^注104，杜蒸民《一本研究清代学术的入门书——重读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注105；将梁启超、钱穆两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予以比较的有路新生《梁任公、钱宾四〈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合论》^注106、陈祖武《谈两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注107、周国栋《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注108；此外还有专题论文如刘巍的《钱穆与胡适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史整理的思想交涉——以戴震研究为例》^注109等。这些文章各有所长，概言之，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比较注重从思想角度予以考察，谈梁氏局限性较多；发表于90年代后的比较着重于就学术标准论学术，肯定性意见更多一些。当然这只是笼统区分，实则各家看法均各有存在之价值和参考之作用。这些论文之外，朱维铮、夏晓虹分别对《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所做的整理、导读工作也很有意义^注110，极大方便了学界对梁氏清学史成就的探讨。如朱氏《〈清代学术概论〉导读》，对产生这部著作的前因后果作了具体交代，尤注意阐述该书之所出现的社会环境因素和学术传承背景，强调了章太炎、刘师培的清学史著述对梁氏这类著述的影响；夏氏《〈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导读》，亦对梁启超写作此文之动机、背景作了清晰的交代，特别是着重介绍了梁氏此作对当时日本学者有关著述的参考借鉴，如认为梁氏所以在谈及清学时强调其有“科学的精神”，便与日本学者的影响分不开，等等。这些论述，打开了研读者的思路，在在给人以启示。

在台湾，这一时期也出版了数部梁启超研究专著，代表性的有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注111、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注112，两书均以梁氏政治活动、政治思想为主题，未涉及其学术史成就。黄克武还发表了长篇论文《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以墨子学为中心之分析》^注113，该文对梁氏以墨学为代表的子学研究成绩作了很好的评析，但对与之相关的梁氏总结晚清子学复兴潮流的学术史论述却极少涉及。在美国，唐小兵出版了《全球空间与民族主义关于现代性的论说：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注114，该书在现代性的大视野下，论说梁启超所倡“新史学”与当时兴起的民族主义的关联，从而使梁氏历史理论得一新解。不过遗憾的是，对梁氏倡导“新史学”之时便已开始的学术史追求和努力，该书却基本未理会。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教授于1993年4月至1997年3月主持了“梁启超研究”班，开展对梁启超的“共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注115这些成果涉猎面较广，涵盖与梁启超思想、学术、信念等相关的各类问题，尤以梁氏以日本为中介认识近代西方的问题为研讨的核心，总体水准颇高，不过也缺乏有关梁氏学术史成就的专论。^注116

综观20世纪20年代以来大半个世纪的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研究，尤其是对他们以清学史为核心的学术史成就的研究，可以说成绩是明显的，但薄弱环节也相当突出。这里仅将薄弱处予以揭示，以便在此基础上推进研究。

第一，从总体上看，关于章、刘、梁三人的研究较充分，特别是对章、梁的研究，但对他们以清学史为核心的学术史成就则关注不够，欠缺高质量的研究论著。当然对章、梁的研究也有区别，因梁启超的清学史著述较完整系统，声名远播，影响亦大，故得到较多关注，有关论著相对多一些；而章太炎在这方面著述比较零散，且文字古奥，有时甚至是只言片语，所以受到的注意少一些，有些论述尽管谈到这方面，也非从学术史角度入手；至于刘师培，出于各种因素而多年被忽略，自然对其学术史造诣也少顾及。

第二，在有限的专研章、刘、梁清学史著述的论著中，很少注重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学术上的相互影响，这体现在至今尚未出现将他们的清学史著述综合起来作为一个学术专题整体研讨的成果问世。实际上这点相当关键。清末民初的学术史勃兴是一潮流，非个别学者的偶一为之，考虑到这种情形，要想使研究有所深入，必须顾及章、刘、梁之间乃至他们与其他同辈学者间的学术联系，从事比较性、综合性的研究，方能使三人在学术史上的贡献真正得到学理上的公正解说与评价。

第三，肤浅之作较多，研究视角单一。目前所见的探讨章、刘、梁清学史著述的论著以叙述为主，不少是转述这三人的见解再加以适当评述，个人见解欠缺，问题意识凸显不够，所以显得肤浅一些；而且多以宏观论述为主，极少个案研究，即极少以这三人清学史著述中的个案论题为主展开深入细致的研讨。

总之，对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的研究目前并不成熟，亟待填补的空白点和亟待完善的领域还不少，正需要学术界通过努力把它推进一大步。

三、研讨思路

鉴于以上情形，本书选择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的清学史著述作为研究主题。考虑到清代学术千头万绪，很难面面俱到予以研讨，故拟分上、下两篇，“上篇”综合论述章、刘、梁的清学史成就，“下篇”择取三人对戴震的研究为研讨的个案，如此，宏观微观结合，由小见大，从而使本课题的展开能深入细致一些。

具体而言，要知晓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研究清学史的总体情形，首先要明了章、刘、梁三人为何花大力气投入于此项工作中，即应从考察清末学术发展大趋势入手，结合当时兴学以救国的时代需求，研讨学术史崛起的历史机缘和在当时成为显学的必然性。并将此一研讨延伸到对章、刘、梁个人际遇如学术渊源、学术训练、知识结构诸方面的考察，以说明他们何以会成为清学史研究的弄潮儿。而且通过这一考察，了解他们著述清学史的基本视角。解决了这些问题后，便以当今对清代学术之认识的高度为出发点，系统深入地阐述他们清学史研究的成就，包括其清学史著述的分期、篇目、基本内容、主要特色以及相互间的联系与影响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他们清学史著述中重点论及的问题予以较详尽的分析，对他们清学史论的学术地位和在民国学术界产生之影响予以客观评价。

上述工作完成后，再引入戴震以为研讨个案，将戴学在近代的复兴乃至成为显学和章、刘、梁三人在其间所起的作用，章、刘、梁对戴震及皖派考据学的评析，对戴震义理思想的新阐发等等，作为主要研讨的课题。其中对章、刘、梁“褒皖抑吴”的学术取向、共同关注戴氏考据学的“科学”性内涵、视戴震为“反理学的思想家”等重点问题，力图作出较充分的阐释，以凸显他们的戴震研究特色，并由此展示近代学者关注清学的现实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主旨虽在梳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的清学史著述，作学术史的研究，鉴于清代学术包罗万象，内中多含思想内容，学术与思想的界限颇难分清等因素的存在；并考虑到章、刘、梁以“学术”命名的清学史著作也不乏思想的内容，他们自身亦未严格界定何为学术、何为思想的诸种情形，本书的论述便也力求追步章、刘、梁，不把学术、思想截然分开，而是结合清学实际，该有所侧重的地方自然有所侧重，该需要综合论述的地方也会综合论述。当然，究其根本，学术与思想是无法彻底分离的，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直到今天，尽管学术界作出了不少努力，但学术与思想的界限问题，仍是尚未厘清的问题。具体到清人，无论汉学家还是宋学家，其为学皆兼具学术与思想的双重特质。^注117这恐怕即是清代学术史的撰著者以“学术”命名而行学术与思想结合之实的缘由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