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法战争时期浙江海防的短暂加强

光绪八年（1882），法国海军由越南西贡北上，在北圻登陆并攻陷东京（河内），越南向当时的宗主国中国请求援助。清政府派人与法国谈判，并在天津签订草约。草约规定，红河以北是中国保护区，红河以南为法国保护区。光绪九年（1883）清政府听闻“法国欲更前议，并欲将该使宝海撤回”，认为“彼方反复无常，惟当持以镇静，严申儆备”。88这表明清政府已经有了中法对抗的心理准备。同年，中法两国同时宣布草约无效。法国军队进攻越南首都顺化，迫使越南国王阮福升投降并与法国签订了《顺化条约》。《顺化条约》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内政外交全归法国管理。越南高阶层拒绝承认《顺化条约》，另立国王，并遣使到中国求救。中法战争一触即发。

清政府考虑到法国可能会兵犯沿海各海口，牵制中国，要求沿海各口择要布置，预先筹办，并“着李鸿章、左宗棠、刘秉璋等就各省海口情形，将应如何修筑炮台，储备军械，慎选将领，挑拨兵勇之处，逐一详细筹划，迅速办理，务期缓急足恃，免致临事张惶”89。浙江的海防建设由此进入战事筹备时期，浙江的海防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短暂加强。

中法战争时期浙江战事筹防措施主要有：

1.截流开源，筹集海防经费

兴办海防需要巨大的财政支出，浙江的备战计划一开始就面临着严峻的财政问题。浙江在清一代属富庶之地，出现饷银危机，一是协饷太多，二是收入减少。“浙省财赋本不为少”，然“协饷既多，各项所入又短，即不办海防，势难支持”90，而中法交战又加剧了浙江的财政危机。许多民众出于惶恐对于交纳钱粮观望不前，市场也开始寂寥，导致货物滞泄商人稀少，厘金收入也大大减少，“比旺手之年，仅乃及半”91。一方面是财政收入大减，另一方面又要大量添置兵勇和军火器械。时任浙江巡抚刘秉璋暗自感叹点金乏术、海防布置无从下手的局面，“本年收数大减，出款倍增，实属无从措手”92。

刘秉璋为了解决财政困境，采取了截流开源的方法。所谓截流就是严格控制各项支出，一切从俭规划。“自去年办防以来，陆续募勇，从俭布置。”93刘秉璋还削减兵勇的月饷，“将所领之月饷改为三十五天一放”94。除了节省各项支出外，刘秉璋还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效率。他认为“轮船一只，抵陆勇一营之饷，不如省饷以练陆师较为着实”95。另外，官府还要求富商出钱出力缓解财政紧张的局面。温州“近因中法衅成，海疆多故，当道诸公将各处海口布置守御。惟经费饷糈一无所出，不得不劝募各户慷慨乐输”96。为了防止敌船侵入甬江，宁波地方官员拟借用“宝顺”轮拦截海口，船主听闻后愿意免费借用，“刻闻该号商等深明大义，公同具禀到府，如临时应用情愿报效，不求给价”97。

然而海防费用，即使事事从俭，终究不能为无米之炊，所以增加海防费用显得尤为重要。刘秉璋以防务吃紧、军饷不继、情势急迫为由，奏请朝廷取消或缓交当年京饷、协饷，结果“浙库放外生息之银计一百余万两，现已收回作为军饷”98，解了海防用银的燃眉之急。

最终，由于各方努力，用饷最省的浙江“却气势完固，有胜无败，非特中法开战后所仅见，实与洋人交涉后初次增光之事也”99。

2.陆战为主，择要布防

浙江水师自清中期以后就开始没落，缉捕海盗尚成问题，更不要说出海与船坚炮利的欧洲列强作战。因此，面对即将到来的中法交战，浙江地方官员只能选择岸防为主的作战方针。

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称：“就现在兵力论之，既无坚利兵船卫之于外，惟恃陆师守险以御于内。”100 他认为法国船坚炮利，如果我方与其水上针锋相对，不但自身水上实力不够，而自己擅长陆战的精华之处也会消失。101因此建议“避其水战，先防其炮之利，诱其陆来”102。刘秉璋也认为敌人善于水战，若我方调水师、造轮船不仅花费颇多，而且也难以抵挡敌军的进攻，故“不如省饷以练陆师较为着实”103。

那么如何进行岸防呢？在这个问题上刘秉璋与欧阳利见曾有分歧。欧阳利见认为浙江洋面辽阔，口岸四通八达，“循海路路可通且多间道”，主张“镇海、定海、乍浦、温、台五大口均不可不防”。104刘秉璋反对欧阳利见处处设防的观点，认为“军事贵扼其要，若枝枝节节，实有防不胜防之势”105。例如定海孤悬海外，防务最为重要，亦最为艰难，但无奈“浙饷奇绌，现在各营已难供支，势在不能多募，不得不力求节省”106，因此定海设营只是牵制之师，全省海防还应以镇海为最要，至于他处则可“留策应之师，正为敌由何处登岸，我可以行队截剿也”107。由于刘秉璋是浙江最高军事指挥，“以陆为主，镇海为上”就成了浙江抗法的备战策略。

3.设置电报，完善指挥体系

中法战争前宁波与省城杭州之间已经有电报线路，宁波跟镇海之间并无线路，一切命令都是由省城杭州电告给宁波，然后由宁波顺水陆路送往镇海，信息传送多有不便。

镇海与宁波陆路相隔约四十里，水路相隔约六十里，“遇有紧要消息，不能呼吸相通”108。刘秉璋本想在战时亲赴宁波，但宁绍台道台薛福成认为巡抚如果离开杭州，调兵筹饷之事多有不便，于是禀请添设宁波至镇海电报线，这个建议得到了欧阳利见等人赞同。他们认为添设电报线方便军情往来，便于指挥前线，“一切机宜，由杭至浙，由宁而镇，顷刻可传达各营，虽相距数百里，而号令迅捷，如在一室”109，可以达到“抚院不进驻宁波，而与驻宁波同；巡道不常驻镇海，而与驻镇海同”110的效果。刘秉璋采纳薛福成的建议，并责成其办理。薛福成委托税务司葛显礼等人致函在上海的外国公司上海大北公司派人前来勘测和修建。1885年（光绪十一年）2月宁波至镇海的电报开通。宁镇电报线刚好完工于法军侵犯镇海前夕，在中法战争镇海之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迨十一年春接仗后，与法船相持数月，电报往来，日数十起，军机无误”111。到中法镇海之役结束前，省城杭州、绍兴府城、宁波府城、余姚县城、上虞县城、萧山县城、慈溪县城、镇海县城等地都铺设了电线。

中法战争镇海之役由于电报的出现，使得军事指挥更为迅捷、高效。当时，浙江军事领导主要由三人组成：巡抚刘秉璋、提督欧阳利见、宁绍道台薛福成。其中刘秉璋是最高军事决策者，总管全省的军政要务；欧阳利见掌管全省军务，是前线的最高军事指挥，并具体负责镇海口南岸的防御；薛福成则是刘秉璋设在前线的宁防营务处的主要负责人。浙江巡抚驻地在杭州，刘秉璋可以通过与薛福成的电报往来了解前线战况，开展工作，而薛福成则可以将战情通过电报与镇海和杭州进行顺畅沟通，如遇紧急情况，刘秉璋也可直接与前线将领联系。战事指挥体系的效率大大提高。

4.修建陆路障碍

镇海是防务的重点。清军在镇海口南北两岸修筑了延绵数十里的堤岸，并在要隘之处设立关卡。在南岸，欧阳利见饬令各营择要筑垒分守，“各要隘用石砌就，围卡约近四五千丈，棋布星罗，尚属联络一气”112。在北岸，招宝山威远卫城前方增修了月城。月城的修建有两个作用，“一则备炮台后应，一则抵卫城前冲”113，“城长七十余丈，高一丈二尺，宽九尺，外修卡门一，炮洞四”114。杨岐珍与钱玉兴也分别率部在各自部队所防区域修堤筑卡，这使得镇海口南北两岸的堤卡声势连接，脉络贯通。

埋置地雷是陆路防御的一种重要措施。1884年8月13日，宁波知府宗源瀚与记名总兵钱玉兴在宁波大教场内试放了一枚地雷，地雷中有火药七十五磅，其形状与绍兴酒坛相似，“用电气试放，立即响声如雷，碎铁并呈块，轰有十余丈之高，周围有数十丈之广”115。欧阳利见在小港炮台的要隘之处，安置了约六十枚地雷，又命令其部下在清泉岭、布阵岭、孔峙岭等要必经的关卡之外，各置地雷约三四十枚，做到“各营旱雷均已次第择要埋伏矣”116。

5.堵口

堵口是清军常用的一种防御方式。堵口主要是由沉船、桩丛、水雷组成。薛福成认为“敌船不入口，胜添十营精勇，荩论甚为明确。大抵中国既无得力水师，则防务唯以炮台与堵口及陆营三者相辅并行”117。于是饬令由宁防营务处杜冠英负责堵口事项。打桩所用的桩木长三四丈，围四五尺，在水中数十枝桩木聚作一丛，作方格形，“每丛相隔数尺，横排水面”118，从南到北共二十二丛，“由里向外共有十丛”119。同时，杜冠英还购买了三十四只船，在船腹内竖立桩木，桩木直插船底，并用铁箍箍紧，然后把船装满石块，沉入桩木的缝系内，使得“木桩半插于船石之下，半出沉船之上”120。出于必要的航运需要，江中留有一个约二十丈的缺口，供船只往来。为备不测，还另购买了五艘大船，并借来“宝顺”旧轮，装满石块，准备一旦法舰入口就沉入江中缺口。欧阳利见称：“湾湾排列如曲巷然，敌船即能破口而入，船身横塞不能圜转自如，我军好用炮轰击。”121镇海口的水雷设置在桩丛之外，安置的水雷共六排，每排八个，每个水雷的横纵距离都是十丈。水雷在堵口中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薛福成认为河流两边钉桩，中间留有缺口后，紧急情况时单纯的沉船堵口启动较难，排布水雷“较沉船石力猛工省”122。

6.去法军之眼线

首先，迁移法国教士至江北岸。时法国等国在宁波已撤领事，涉洋事务多由英国代理，因此薛福成便通过照会英国领事馆，以稽查保护法国侨民为由，要求住在宁波城内外的法国商民、传教士全部迁移到宁波江北岸“保护”起来。这一措施“名为保护，实亦隐寓伺察之意”123。嗣后又规定“凡法国人，无论商民、教士，止准出口，不准进口”124。

其次，杜绝引水员为法军带路。引水员是平时为外商指引水路而赚取酬金的人员。引水员相当于船队的眼睛。没有引水员带路船只进出陌生的水路是相当危险的，所以阻止法军雇佣引水员“不啻去敌耳目手足”125。薛福成很重视杜绝引水员一事。“窃思敌人远来，海口情形未悉，必须雇募领港，则禁阻领港之人，实为第一要著。”126宁波向来有引水洋人必得生、师密士二名，领有执照，常常驾驶小船在镇海口外游走，等待别人雇佣。薛福成与代办税务司纪默理秘密协商，决定由官府以每人每月洋银一百五十圆的高价雇佣他们，让他们把船停泊在镇海口，不要到处游走找活。如若见到法国船只，应迅速驶入口内，不为其带领；若近处有外国船只，仍准引带。

此外，薛福成还照会浙海关税务司，“迅即传电镇海七里屿、虎蹲山洋人，撤去塔灯，并飞饬定海之小龟山顶及屿心脑两处看守塔灯洋人，一体知照”127。不久，税务司就遣人来报镇海口外的塔灯已撤去。

7.办理团练

1884年（光绪十年）年8月20日，法军侵犯浙江前夕，官府就谕饬举办团练。要求“纠集勇丁百名，日则操练兵械，夜则严密梭巡”128。 在镇海，“每十人立一尖旗，而团总以方旗领之”，逢一、五日讲演武事，每乡于适中处设立公所，有事则互相通知商量，并由乡公所告知县公所，总公所另雇枪手数十名，作为团丁之领袖。在宁波，“宁郡官宪谕令绅董举办民团，闻城不下百余段业已举行，大街小巷击柝之声彻夜不绝”。1884年8月，宁郡绅士在体仁局议办民团。城外分江东、江厦、城西、城南四段，城中分南北东西中五段，由绅董按地段兴办，“每夜轮督梭巡，有警则鸣锣为号，联络接应，互作声援。其经费则各向本段内铺户、居民筹办”129。

照会各国，寄希望于利用外交手段压制法国。

薛福成电告总理衙门，敦请“各国守局外例，勿以煤、米、火药接济法船”130。除此之外，还渴望借助英国的力量来保护定海。根据1846年中英签订的《中英退还定海条约》，英国要求不允许把舟山割让给他国，如若他国攻打舟山，英国则给予保护。薛福成托人咨询各方，得到肯定答复，即舟山“仍可照约办理，具见情势相同”131。后来薛福成接到上海电报局来电，转达英国总领事之意，“言英有保护舟山之约，普陀亦舟山属，如法果往占，英愿助中国驱逐等语，盖至此而英人之衷始尽揭焉”132。后来定海一有情况，薛福成就通知英国处理。后来，法国在镇海被击退，退泊金塘山，薛福成又以金塘山为舟山所属为由要求英国设法驱逐法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