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埠前的港口与港口贸易

（一）主要港口

宁波，自古就是中国东海之滨一颗耀眼的明珠，也是东南沿海对外交往的重要港口。宁波港，春秋时期被称为句章港，唐朝时为明州港，元朝时称庆元港，到明朝时才开沿用现今的名称。唐代，宁波的越窑青瓷远销埃及开罗。宁波“在宋、元、明三朝，均置市舶，海外诸番，莫不习知其地” 1。北宋时，宁波港不仅成了国际性的大港口，还吸引了外国人来此贸易、定居。南宋时，宁波港已经成为南宋政权对外交往的海港。明朝时虽实行海禁，但宁波附近的双屿港仍凭借其天然优势“较印度及全亚洲之任何地方为壮丽，为殷富”2，一度发展成为16世纪亚洲最大的自由贸易港，宁波而外，杭州、乍浦、台州、温州也是浙江海船出入的重要基地。杭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始于宋代。北宋在此设立市舶司，规定全国各地出海的商船都必须向设在杭州的两浙市舶司办理手续。南宋定都临安后，澉浦港成为杭州的外港，取代杭州的对外贸易地位。到元代， 澉浦港已是“商贾往来”的重要海港之一。

偏居浙南一隅的温州，在唐中晚期海外贸易渐趋兴盛。南宋初年，温州设立市舶务，海外贸易日益兴盛。元代在温州设有市舶转运司，后虽并入庆元市舶司，但兴修的商舶码头，一直供各类海船停泊。陈傅良《咏温州诗》道“江城和在水晶宫，百粤三吴一苇通”，充分反映了温州海上交通的发达。

汉唐之间，宁波以南的台州章安古港3贸易也随之兴盛。至晋朝，章安古港已成南方著名的“海疆都会”。唐时，章安废县为镇，但仍为台州主要港口。当时，台州与日本、高丽商船来往频繁，台州海岛东镇山“中有四岙，极峻险，山上望海中，突出一石，舟之往高丽者，必视以为准焉”4。南宋以后，椒江南岸海门港（今改为台州港）崛起，彻底取代了章安港的历史地位，成为浙闽海上贸易的主要港埠。

此外，位居杭州湾口的乍浦，内通杭、嘉、湖及江苏偏南诸府，“贾航麇至……居民或造巨舰出洋贸易”5，也是东南沿海各处海船北航的重要港口。

（二）开埠前港口贸易

入清后，浙江沿海港口经历迁界、海禁的影响，对外贸易一度受到影响。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月，清政府解除海禁，浙江沿海的港口贸易出现回升势头。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收复台湾。次年，清政府解除海禁，准许浙江参照福建、广东两府的举措，允许500石以下的船只出海从事贸易。康熙二十四年（1685），浙海关在宁波设立，行署设在府治南董庙的西边，关口则设在甬东七图。后来，随着港口贸易的逐步恢复，康熙三十七年（1698），清政府又在宁波、定海两地开设浙海关分关。为了便于中外贸易的开展，清政府还在定海县城外衜头街西新建供外商及船员居住的红毛馆。虽然清政府已开海禁，但是清政府仍保留了一些海禁时期的规定，对出海船只的大小、人员、路线、携带物品及在海外逗留的时间均有限制。因此，清政府的开海禁，跟唐宋时期相比，只是有限的开禁，港口贸易主要以国内为主，对外虽与日本、南洋有贸易往来，但开放程度难以达到唐宋时期的水平。

1.沿海与内河转运贸易

清廷解除海禁之后，宁波港虽与日本、南洋等地有着贸易往来，但国内沿海及内河转运贸易才是其贸易发展的重心。宁波港的沿海贸易，北至关东、河北、山东等地，中至江苏，南至温州、福建、广东等地，内河转运贸易则遍及省内各地以及周边省份。表3—1为鸦片战争前进出宁波港的主要货物。

表3-1　鸦片战争前进出宁波港货物统计表

资料来源：（清）徐兆昺：《四明谈助》，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

据表3—1可知，各地的货物在宁波港汇集、转运，品种之多、通航地域之广，宁波的大港地位得以巩固与增强。徐兆昺在《四明谈助》中这样描绘当时宁波港转运贸易的繁盛：“滨江庙左，今称大道头，凡番舶商舟停泊，俱在来远亭至三江口一带，帆樯矗竖，樯端各立风鸟，青红相间，有时夜燃樯灯。每遇闽广船初到或初开，邻舟各鸣钲迎送，番货海错，俱聚于此。”6 可见，当时的江厦，已成为港口货运的主要码头。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增多，原有的码头已不能容纳与日俱增的商船，因此，许多商户争先在江东开辟新的码头，并在此建房、经商。于是，原本冷清的江东日渐繁华，来往商船的停泊以及沿江商业的发展，使得江东日益成为宁波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

除宁波港外，乍浦、温州等港的贸易也有所发展。如乍浦港自开海以来，“由于江海风清，榷有定例，税无苛征，是以商愿藏市，旅悦出途”，“水陆辐辑，百货交集”，“各船所带之货”，既有“从宁波、温、台来者”，也有闽、广船及关东、山东船，而“自日本、琉球、安南、逼罗、爪哇、吕宋、文郎、马神等处来者”也十分之多，每年额征“梁头、货税”，从一万三千余两，至道光初年，递增至三万九千两有奇。7

2.与日本贸易

清政府开海禁之时，正值日本闭关锁国，日本对外开放的港口只限于长崎港，因此，虽然中日贸易在缓慢恢复，但是该时期主要是中国商船往返于中日两国港口，日本商船往来较少。同时，为防止金银外流，日本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实施《割符仕法》，限定中国船舶的总贸易额为6000贯，船只数量每年为70艘，并且规定期限和起锚地点。不过，当时南方地区凡去日本的商船，不论在何地起锚，都先停泊在普陀山，等候顺风时驶往日本长崎。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的记载：“康熙二十八年清朝赴日本的春夏两季的商船为46艘，其中宁波为14艘（宁波11艘，普陀3艘），居第一位。康熙五十四年（1715），日本限定中国去日本的船只为30艘，其中南京、福建和宁波三地总共20艘，贸易额仍为每年6000贯。”8 为了进一步阻止中国商船来日贸易，日本一再减少商船配额，到道光十年（1830）与日本通商的港口仅限宁波一处，且来往商船也只有10艘。

3.与南洋贸易

康熙五十六年（1717），为了防止洋人对东南沿海构成威胁，清政府颁布南洋禁海令，禁止中国商船去往南洋吕宋、噶喇吧等地从事贸易。乾隆年间，由于日本严格控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为了得到外国的大米和铜，清政府允许商人向南洋、东洋贩运少量生丝以换取大米和铜。至道光年间，由于日本政府进一步减少对华贸易，宁波与南洋的贸易往来便随之增多。宁波港在南洋方面的通商范围以菲律宾群岛、安南（今越南）、柬埔寨、暹罗为限，船只每年约585艘。9当时宁波港“商人往东洋者十之一，往南洋者十之九”10，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从事海外贸易。这一时期，宁波主要向南洋输出茶叶、生丝、瓷器、干果、药材、海产品和各种土特产以换取南洋的大米、象牙、木材、珍珠、糖等产品。

（三）开埠前宁波港与西方的关系

随着海禁的解除，宁波与西方的贸易也逐渐恢复。在西方对华的早期贸易交往史中，“宁波曾被寄以很大的希望”11。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开海禁，设广东澳门、福建漳州府、浙江宁波府、江南云台山四榷关，时“英吉利时名英圭黎，往来于澳门、厦门，复北泊宁波之舟山，监督宁波海关屡请移关定海，部议不许”。康熙三十四年（1695），清政府分设浙海关署于宁波及定海两地，令监督往来巡视。康熙三十七年（1698），监督张圣诏以“堪容外番大舶，亦通各省贸易”为由奏请设立供洋人居住的商馆获准，“乃于定海城外衜头之西，建红毛馆一区，安置夹板之水梢，此英吉利番舶来定海之始也”。12

红毛馆设立后，英国商船便往返于澳门、厦门和舟山之间，并以舟山作为停泊之地。同时，大批英国商人也来到宁波从事贸易，“仅康熙四十九年（1710）来定海、宁波的商船即达110多艘”13。然而，清政府不久便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将中外贸易限于广州一处。但是，英国商人从未停止开埠宁波的尝试。乾隆二十年（1755），英国总商喀喇生、通商洪仁辉奏请宁绍道台，希望准许其商船在定海验税后，前往宁波销售英国货物。第二年英国又加派数艘商船来宁波进行贸易。这样自“乾隆二十年以来，外洋番船收泊定海，舍粤就浙，岁岁来宁（宁波）”14。

尽管英国商船获准进入宁波，但英国企图开埠宁波的目的始终未能达成。随着来华商船的增多，清政府担忧西洋人会对东南沿海构成威胁，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对英商颁旨规定：“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预会粤海关传谕该商等知悉。”15 此令一出，英国商船纷纷退至广州。

但是，英国人要求开埠宁波、舟山的企图从没有放弃。乾隆二十四年（1759），英国东印度公司再次派遣洪仁辉来宁波，企图说服浙江巡抚和宁波知府同意英商来宁波贸易，遭到拒绝后直赴天津，上书乾隆皇帝，重申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开埠宁波的要求。此举违抗了清廷“权威”，结果洪仁辉被清政府押送到澳门，囚禁三年，释放后被送回印度，并责令其终生不许来华贸易。经此事件之后，清政府进一步强化行商制度，加强了海外贸易管制。宁波与西方的贸易也基本终止。

乾隆五十二年（1787），英国政府遣使来华，再度提出开埠宁波的要求：“如果中国皇帝允诺划给英国一块地方，在确定地点时，应特别注意……靠近上等华茶的出产地—大约位于北纬27—30度之间。”16 宁波和舟山正好介于此纬度之间。对于这一请求，清廷予以拒绝。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作为特使来华，借给乾隆祝寿为名，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通商请求，其中又提及对宁波开埠的要求：“增开舟山、宁波、天津为通商口岸”，“将舟山群岛的一个岛拨给英国，以便英人居住和存放货物”。17 对英国政府提出的请求，清廷再次严词拒绝，并进一步加强了对沿海诸港的管辖。自此，浙江沿海与西方的贸易往来由于闭关锁国政策的强化而全面终止，而英国政府则加紧搜集宁波、定海、镇海等沿海港口海防和驻军情报，准备待合适时机发动武装侵略战争，逼迫清政府开埠通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