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是2005—2006年度在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进行的研究项目“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认识”的成果，执笔者都是本研究课题的成员，或者是在本课题的研究会、讨论会上发表过论文的人。

一般来说，在此应该首先介绍本课题或者论集作为“合作研究”的成果和意义，但是，坦白地说，对此我不禁稍感踌躇。

近年来，各种资源分配根据“竞争”的原理来决定的原则，也在迅速地渗透到人文学科的领域，预先提示“将会取得的成果”，如果被判断为合适，就给予相应的资金，这种“研究成果承包制”越来越普及。特别是以所谓COE课题（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的特别推进研究）等为代表的大规模的“合作研究”，容易得到资金分配。在东亚研究领域召开了基于各种各样的“合作研究”的专题学术讨论会，作为其“成果”，也出版了各种各样的论文集。

对于这种“环境”的变化，人们产生了各种疑念。例如，有观点认为，规定课题企划格式的人，偏于理科（或者社会科学）的思考方式，完全没有认识到，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者而言，与“资金”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时间”这一资源。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在与中国研究者的交流中，看到彼此之间的“差异”，的确令人痛感在各自的社会中，“文”（不是“文科”、“文学”这种狭义上的“文”，而是指《论语》中“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文”）的轻重有着决定性的不同（当然，我也知道这只是“理念”层次上的问题）。

但是，与被“进化论”决定性地规定了其世界观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情况相似，处在被给定的“环境”（当然，其被给定性本身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在此姑且置之）中的我们，无论是否喜欢，都不可避免地为了适应环境而设定作战策略，至于此事之对错则另当别论。本课题虽然规模很小，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能于这一潮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由于思想史研究的个人性非常强，本来就不适合做企划项目式的合作研究，因此，我很难做到发自内心地、真诚地高谈阔论本课题的现实意义。

如果非说一些的话，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一个对谁来说都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要点：即使思想史研究本身是个人性的工作，研究者的相互交流对各自的研究也还是很有意义的。不过，虽说是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也有两种，一种主要目的在于单纯的信息交换或人际关系的构筑（其本身也是很重要的，这一点自不待言），另一种则旨在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讨论。本课题尽可能以后一意义上的交流为目标。

另外，就近代中国思想史的领域而言，近年来，应用各种新的方法论的研究，或者以发现个别事实为主的论文，虽然较常见，但深入研读各个文本的基础性研究却出乎意料地少。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未曾开拓的领域之广，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因此，本课题并不追求方法论上的新颖，而是采用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致力于填补这些未开拓的领域。

在本论文集中，上述意图在多大程度上得以达成，只能委诸读者判断。本书虽然一见之下，似乎是庞杂的个人研究的集成，作为编者，我却期待着能够在“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的引导下，在结果上足以成为近代中国研究的有机一环。

本书之所以能够以目前这种形式刊行，是因为得到了2007年度学习院大学研究成果出版基金的资助，在此特别表达感谢之情。还有，对于本课题这样朴素的企划，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给予我们良好的研究环境和公开发表研究成果的机会，在此表达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