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编年》成山唐氏史事（节选）

编者按：《清史编年》系当代大型清史著作。200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2卷，六百余万字，采用编年体裁的形式，记述自清军入关到清帝退位共268年间的重大史事，对有清一代的中国历史做了全景展示，编著者旁征博引、博涉专精、综贯会通，对以往的清史研究做了一次认真的总结，比较清晰地描绘了清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为清史研究提供了以往不易搜集的资料和比较系统的历史线索。

咸丰四年（1854）

正月十五日乙卯（2月12日）

（太平天国）国宗韦俊、石镇仑西返，会同秋官又正丞相曾天养、国宗石祥祯、石凤魁、韦以德及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等再攻武汉。是日，自黄州绕道攻湖广总督吴文镕堵城大营之背，烧毁清营十一座，斩副将德亮等，贵州提督布克慎逃往麻城县，吴文镕自杀，唐树义兵船退往金口镇。

正月二十三日癸亥（2月20日）

太平天国国宗石祥祯等自汉口、汉阳分军占领金口镇，俘获湖北按察使唐树义炮船，唐树义被击，沉江身死。1

 

同治七年（1868）

闰四月初五日壬子（5月26日）

席宝田部湘军、唐炯部川军攻占贵州思南府偏刀水（今风冈南琊川）。本年春，湘军进攻乌江西岸白号军。三月初一日，俘号军领袖“嗣统皇帝”朱明月。三月中旬，候补知府唐炯等率川军抵偏刀水，且败来援之“黄号军”。本日，川军、湘军在内应配合下，攻占偏刀水，白号军首领寄信王田应武、黔阳王何继达等被俘遇害。“白号”起义失败。

六月二十八日甲戌（8月16日）

本日，清军唐炯攻占贵州平越尚大坪，白莲教“白号”首领刘义顺被擒，死之。六月八日，四川候补知府唐炯率川军分三路渡清水江，十九日攻占瓮安，旋再占余庆大小轿顶山，二十七日夜袭击岩门关、平果等要隘。本日，号军、太平军数千人降清，刘义顺等由小路突围被俘，旋于成都遇害。

十月二十四日丁卯（12月7日）

道员唐炯率川军攻占贵州黄平新州城，败苗军包大度。自攻占尚大坪后，川军与黔军唐天佑部于七月十八日攻占平越州城。九月十九日，攻占麻哈州城，唐炯复沿重安江东进，会合川军刘鹤龄部于十月十五日占黄平旧州城，至是又占新州城。

同治八年（1869）

三月初三日乙亥（4月14日）

川军道员唐炯、提督刘鹤龄、陈希祥克贵州清平。

同治九年（1870）

八月初四戊戌（8月30日）

谕令崇实、吴棠饬川军乘胜进攻苗军。据崇实、吴棠奏，川军自援黔以来，阅时三载，增兵增饷，民力难支，现在贵州驿路已通，黄土重开，厘金自有起色，而川东之重庆夔州等属，均被水灾，饷事实难支持。已饬唐炯先将羸卒疲兵大加裁汰，并通筹全局，从长办理。遂谕：黔省军务自川楚各军协剿后，清江北岸业已肃清，正宜乘胜进攻台拱，将南岸各苗寨次第荡平，若遽行松劲，必至苗军势复张，前功尽弃。令崇实、吴棠饬唐炯斟酌情形，裁汰疲弱，督率精锐，迅速会同席宝田等军合力进攻。

光绪八年（1882）

四月初十日乙丑（5月26日）

翰林院侍讲张佩纶、陈宝琛联衔奏请派左宗棠或李鸿章前往广东督师，派徐延旭、唐炯率兵出关，并慎择两广总督，责以法越之事。略谓越南之于滇、粤二省，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若越南全境折而入法，则滇、粤水陆处处逼于他族，后患将至无穷。自古防边必有重镇，立重镇必以重臣临之。近日威望素著、老于兵事而名闻四裔者惟李鸿章、左宗棠二人。左宗棠力果心雄，老而益壮；李鸿章熟悉洋情，才能应变。应请于两臣中简派一员以钦差大臣驻粤中，督办法越之事，滇、粤各军俱受节制。或于督抚大臣中择其志节不群者，授两广总督，责以法越之事，彭玉麟、丁宝桢、张之洞皆其人选。徐延旭、唐炯皆已先后擢授滇、粤藩司，应饬其速率军出关，以剿办土匪为名，牵制法军，二人必不辱命云。

 

光绪九年（1883）

二月二十二日癸酉（3月30日）

云南巡抚杜瑞联奏报，布政使唐炯拨藩库银四万两，派员赴上海、香港购买抽水、采矿机器，运回滇省，以利开采。

九月二十日丁酉（10月20日）

岑毓英、唐炯奏，法越议和，越人许将全国尽归法人管理，每省设法人大员一名，越南已令北圻各省南官尽回富春（即顺化），不得与法人争战。越南积弱不振，南圻终为法人所有，臣等悉心酌议，惟有将驻山西之滇军移驻大滩，免启衅端。仍相机将饷银军火暗助刘永福，俾扼守山西，与北宁犄角，或可存越宗社，固我藩篱。得旨：当此大势变更之际，岑毓英等遽将驻山西之滇军撤退，实属调度乖方，现在刘团扼守山西，断不可退扎一步。刘永福矢志效忠，奋勇可嘉，该军饷需恐越人不能供给，著即由广西藩库先拨给十万两。

光绪十年（1884）

三月初八日癸未（4月3日）

因詹事府左庶子盛昱上疏，奏劾军机大臣贻误国事，慈禧太后面责枢臣一班人：“边事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以对祖宗。”翁同龢退后叹曰：“臣等惭愧，何以自容乎！”以至“沾汗不已”。（《清史编年》按：盛昱原奏，诸种史料均未收载，近年始有学者在档案中发现。其折略言：“奏为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以振纲纪，而图补救事。窃越事失机，议者皆谓咎在云南抚臣唐炯、广西抚臣徐延旭，现已奉旨拿问。奴才谓唐炯、徐延旭坐误事机，其罪固无可逭，而枢臣之蒙蔽诿卸，罪实浮于唐炯、徐延旭……该大臣等参赞枢机，我皇太后、皇上付之以用人行政之柄，言听计从，远者二十余年，近亦十数年，乃饷源何以日绌，兵力何以日单，人才何以日乏？即无越南之事，且应重处，况已败坏于前，而更蒙蔽诿卸于后乎？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惟有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倘复互诿，即予罢斥，以专责成。当今之要无过于是。”）

三月初九日甲申（4月4日）

慈禧太后召见醇亲王奕，密商盛昱劾枢臣事。

三月十二日丁亥（4月7日）

慈禧太后召见醇亲王、孙毓汶等，“凡五起”。因盛昱一折仍未发交军机处阅看，翁同龢以为“必有故也”。

十二月十二日壬午（1885年1月27日）

明发上谕，宣示唐炯、徐延旭罪名及张佩纶等应得处分。此前，旨令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刑部，将革员唐炯等应得罪名定拟具奏。至是，谕曰：已革云南巡抚唐炯出关督师，并不听候谕旨，率行回省，以致军心怠玩，越南之山西、北宁等处相继失陷，实属罪无可逭。已革广西巡抚徐延旭督办关外军务，始终株守谅山，迁延不前，所统各军毫无纪律，又复任用非人（指黄桂兰，赵沃），相率溃败，律以失误军机，尚复何辞以解？唐炯、徐延旭，均著照军机大臣等会同刑部所拟斩监候，秋后处决。李鸿章、左宗棠于唐炯罪名未定之先，辄以人才废弃可惜，奏请录用；丁宝桢以唐炯人才可惜，代为乞恩，均著交部分别议处。张之洞保荐徐延旭兼资文武，惟该督于简任两广后，征兵筹饷，颇著勋劳，著从宽交部察议。陈宝琛、张佩纶力举唐炯、徐延旭堪任军事，请饬分统滇粤各军出境防剿（事见八年四月初十日条），卒至偾事，贻误非轻；张佩纶会办闽省防务，马尾一役尤属调度乖方。陈宝琛著交部严加议处，张佩纶即行革职，该员尚有被参之案，著即来京听候查办。

寻从吏部议，李鸿章、左宗棠降二级留任，丁宝桢降三级留任，张之洞降一级留任，陈宝琛降五级调用。又明发上谕，命予张佩纶、何如璋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宣统元年（1909）

闰二月丁亥（3月28日）

予故太子少保衔前云南巡抚督办云南矿务大臣唐炯祭葬。如巡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