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贵州）谭佛佑1

前几天，冯飞先生送来即将付梓、让我最后审阅刊定的《忠孝成山—一个家族的四百年家国梦》稿本，并顾久馆长为该书所作之序。当认真展读一过，欣喜快慰之情油然而生。去年秋冬以来，本书主编冯飞先生多次提及，要我为《忠孝成山》书撰写类似“序言”之类的文字。老朽扪心自问思索再四，总觉难担“大任”。于是向冯飞先生“建议”： 黔中文史学界宿学硕德，能担此“大任”者，非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省文联主席顾久先生莫属！

不出所料，顾久馆长之序，真可谓囊括大典、力压千钧。立意高远宏阔，深邃沉雄，语意铿锵，金声玉振。读之使人振奋。老朽向自认才思鲁钝，学识单薄，智下中人，更是锋毫失锐。以忠孝为核心内容的成山文化，是“尘封”百余年的、贵州近代最具特色和最有分量的历史文化遗产。《忠孝成山》一书，乃是当代贵州学人首次对成山文化进行探索性质的归纳和整理，若要余等抒发一点参与此项工作的“心得体会”，老朽也就不拙浅陋，聊抒心志。

五六年前，贵阳市民政局主持编纂《贵阳地名故事》，余曾应邀参与。该书稿一至五集巨著出版后，发现在这书中，当年以“顶子”著称的成山唐氏稍显寂寥，除了一两篇点缀似的轻描淡写，再无稍具详细的描述。至于乌当水田坝蔡家寨留存至今的成山草堂，更未述及。多年来，余研读桑梓地方文化史志，并曾受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重托，整理点校《郑子尹先生年谱》等数部贵州历史文献，受益颇深，闻道堪慰。道、咸以来，成山草堂和贵阳堰塘坎待归草堂，乃黔地著名学者黄辅辰、黄彭年、郑珍、莫友芝、陈钟祥等心目中的文化圣地，两草堂皆系著名诗人、清代名宦唐树义先生所建。水田坝成山草堂建于道光初年，比待归草堂早30个年头。距此两个世纪后，省垣待归草堂因荡然无存而鲜见提及，这其中自有其故，可是，幸免于难的成山草堂也被“遗忘”，这不免值得我辈当世学人自愧。

事有凑巧，不久接贵阳市民政局罗林先生来电，言及《贵阳地名故事》的编撰，并要我继续参与并撰写相关文章。与此同时，为纪念贵州建省600周年，省文史研究馆组织我等馆员，频频出席各种研讨会，筹备开展“不能忘记的乡贤历史人物”等系列文化活动。受这几件“大事”的冲击，再次唤醒了野夫对“唐家顶子”研究的乡愁感怀和一些童年时代在唐家花园的依稀往事，于是着手撰述有关唐氏成山文化的系列文章。

殊不知，与此同时，一位年轻人—乌当区作协主席冯飞先生，持有关建省600年纪念活动的大作《乡土密码—品读乌当过往人事》光临寒舍，恳托老朽为其著述斧正把脉。冯飞先生“乡土密码”之重点，是其本人广博阅读、潜心研究之后对乌当北衙高氏、成山唐氏和水东宋氏的个性化解读，我读之不胜欣喜。赞赏之余，我将重点话题转移到成山唐氏的研究撰述方面。当时，我肯定而略带客气地指出，其文所述唐氏祖孙三代的坟茔墓地“成山”，绝非是贵阳北郊的百花山。行文至此还须说明，如许才华横溢有身份的知名作家，怎么会结识我这年近八旬的林泉散人、村夫野老，并谦逊“请教”有关贵阳的历史掌故呢？其原委，看来得从数年前的一次小聚会说起。

当时，应贵阳知名作家王大卫先生相邀，要赠我等新出版的“最后的纸质图书”。交杯举觞之间，谈及在座者之一冯飞先生的大作《大清血地》被“封杀”一事，记得当时，冯愤愤然。旋即又说起他在文史馆得《黔风诗刊》，竟读到“谭佛佑敢说真话的抗战诗词”，且大加赞赏。我与冯飞素昧平生，且年齿不相若，从事行业亦不相同。他所赞赏的“诗人谭佛佑”，殊不知正是坐在其对面之老朽！记得当我起身自报家门时，冯飞惊喜万分，似有相见恨晚、一见如故之感，定要与某结为忘年之交。不久，余获赠其著作《大清血地》一书。

以贵阳旧事为题的历史小说《大清血地》40余万字，其中有大量篇幅描述丁宝桢、唐炯等历史人物早年在贵州的奋斗行迹。而“成山老人”唐炯在贵筑东北水田坝操办团练、保卫省城的故事，小说处理上虚实有度，符合史实，读来生动清新，余受益匪浅。正所谓“文如其人”， 冯飞著《大清血地》一书，可见其“大丈夫”气概充满血性的灵气、敏锐的思辨才识和较为深厚的文字根底。老朽当时感触尤多，犹生感怀，聊吟三律以赠，并见笑冯飞先生与方家同好：

鸡窗捉管绣华姿，浊世佳音我自知。

绝唱广陵终继世，哀民楚调尽瑞芝。

心藏鬼魅欺民意，口吐嘉饴骗硕思。

谁道石室无新酿，举觞望月听蝉嘶。

 

几案挥毫诉怨情，含英继晷弄寒灯。

巧成一卷忠魂颂，难净千年鬼蜮冥。

立传当承三传序，觞歌还韵九歌鸣。

藏匣金匮真经炼，光韶终将照画棂。

 

文苑当留警世辉，墨花染翰壮心微。

屈游浅水鳅虾戏，贫踞灵山魉魅诙。

我辈难逃坑狱害，浮生岂为纣桀麾。

十年一剑何谓晚，射虎平阳自有皈。

当媒体公开发表冯飞著述《乡土密码—品读乌当过往人事》后，在乌当区委宣传部、政研室和区文联的组织之下，冯飞先生和有关同仁，孜孜不倦地为寻找真正的成山唐氏祖茔而竭尽全力，艰苦备尝。天公不负有心人，在几经磨难之后，终于得到了厚赏与回报。西南巨儒郑子尹先生为唐树义书写的碑阴残片露出了真容，尤为可喜的是，真正符合历史文献记载的成山、成山草堂和唐炯家族墓，居然被他找到了！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破天荒的发现，也是对贵州历史文化遗产发掘研究工作的不朽贡献。此举产生了无穷无尽的“轰动效应”。各大网络媒体、广播电视、报章杂志、文物部门、文化团体……无不为之震惊，媒体方面做了多方面的报道。同时，这一发现也唤起了多少历史文化学者、作家、诗人的沉思，及其研究创作的灵感与欲望。

根据历史发展的轨迹，当人们摆脱某种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偏见后，总会得到正确的认识和做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评价。事实正是如此！随即，冯飞和成山文化志愿者姜传华先生，把乌当区宣传部和文联组织编辑的画册《家园—唐家顶子在乌当》一卷送达寒舍，使野夫又一次感受到成山文化的魅力，也得到许多对其深入研究的启示。旋即又商讨召开“成山文化研讨会”之事。2014年6月20日晚，即将《堰塘坎唐氏待归草堂的今昔》等五篇拙文，电传给冯飞先生。至深夜零时，突接冯飞短信：“佛佑老先生：刚刚拜读您的大作，不胜感慨！叩首谢赐佳作共赏！掩卷叹之，此生与先生相识相知，不枉凡尘一游也。幸哉！”所以要我准备在会上做“重点”发言。

2014年6月23日，贵州省文史馆和乌当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成山文化研讨会”，在乌当召开，与会人员还到成山草堂、成山唐氏祖茔采风并祭奠。研讨会上，在几位领导和老馆友的启发下，我确实做了发言，但又不是“重点”而为“另类”。其内容，会后的媒体虽有报道，但未有只字提及。在此觉得有必要用两句话概括做一小补。一是：影响着中国近代以西南地区为主社会多方面的成山唐氏主体人文、历史文化，竟被“尘封”百余年之久，研究学者尽皆沉默而“不能说”、“不敢说”或“不准说”真话。二是：现今要对成山文化更深层次发掘、更高远的探索研究，学者除自身的人格史德修养外，还必须从心灵深处敢于排除各种陈腐的观念与偏见，更要有远见卓识，敢于排除荒诞岁月遗留下来的极左思潮的干扰。事下，唐之枢老先生和唐氏与会的几位后人，紧握老朽双手，眼中闪烁激动的泪花，向我鞠躬表示感谢。野夫此时也感动万分，并突然想到成山唐氏文化的裔脉，其“香火”从此以后可能永远不会枯竭了。

大会结束后，野夫“余兴”未了，“诗兴”即发，吟《成山文化研讨会漫兴》数律赠冯飞先生和馆友诗朋。随即又把文史馆近年点校出版的《成山老人自撰年谱》、《郑子尹先生年谱》、《黄彭年诗文集》等文献，还有其他一些资料送冯飞先生，并与之和老学兄、馆友黄万机先生反复磋商研究，基本厘定此前由冯飞先生执笔的提纲初稿。《忠孝成山》一书的框架初显眉目后，余等又进一步联络学界诸同仁，组织撰稿队伍，搭建编辑班子，一应事宜顺理成章，井然有序。记得2014年冬天，还经冯飞先生相邀，野夫等撰稿人聚集社科院万机先生家中，就主要学术课题进行研讨并大致做了分工。唐氏后人并贵州唐之桢女士也应邀参与，并表示对成山文化的研究和著书立说一定全力支持，尽力赞助。

其后不久，在某次关于该书初稿的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一个意见，认为编委会组成人员以及其他方面的辅助人员“多”了点。事后，冯飞先生私下与某等交换了意见。他认为：做此项前所未有之系统工程，决非一两个“能人”就能完成，须牵涉到数十个相关部门，同时还需联络方方面面数十上百的人士，例如撰稿、编辑、采访、打字、校对等，每个人都尽心尽力、不辞劳苦做出奉献，不求什么“回报”，难道书页中不该留下这些平凡而值得敬重的名字吗？野夫听罢有些同感。多年来，余涉猎不少史志典籍，发现一个特点，古人编书虽不设立“编委会”之类机构，但对参与编纂者不论“职位”高低，即使仅仅是抄誊人员，都要刻之姓名，以垂永久。由此深感冯飞先生之用心良苦，待人接物情真意切。

在断断续续数次对书稿进行讨论修改后，冯飞与老朽均感觉到，对成山文化的研究越是深入，为世人所不知的“历史之谜”也越来越多，这些看似简单的课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索和发掘。2015年春节刚过，冯飞不辞劳苦，外出做了一次考察性质的远游访学活动。先是历播州，入湘川，再入巴、涪，寻访探索贵筑成山唐氏的脉源根祖。继而奔赴武汉三镇，遍访鄂渚金口，解史料记载之谜，凭吊威恪公投江殉国之忠勇。接下来，他又苦赴滇南省垣，频临会泽东川，结识诸多学者，寻得几多唐炯办理云南矿务和巡抚云南的口碑史迹，以及与之关联的文字著述。可谓收获颇丰，受益良多。

此后一段，冯飞又对全国各地远至港、台方方面面的讯息、资料、著述等，进行了拉网式的探寻搜集，源源不断对书稿进行完善、充实，前后历经数十次修订。同时，在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乌当区委宣传部和文联等有关部门的直接关怀支持下，经过全体编辑和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至2015年底，该书亦如顾久馆长在《序》中所说：“终成正果。”

从现今已成的“正果”看，也算得上是“囊括大典”式的“鸿篇巨著”，堪称洋洋大观者。虽说只是一块稍加雕凿修饰，敲开被尘封百余年之久成山文化研究大门的“引玉之砖”，但其价值在于，为以后更深层次对成山文化进行专题研究，开辟出了尚布荆棘的途径。以冯飞先生为主的全体编辑人员，作为首个“吃螃蟹”的人而冲破学术文化禁地，其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当今学界称颂吗？至于该书体例，从开始构思到今天所称的“正果”，果然是众说纷纭，仁智互见，从未得到过相对统一的意见。既然没有冠以“专题研究”的旗号，各种意见的存在也就不足为怪。野夫突发奇想，既不是所谓“专著”，就权充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杂著”或“汇编”吧。既为“杂”， 就应允许不“一”，体例自然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行文至此，野夫似有“如释重负”之快，然又似乎产生了莫名的“不满足”感，因为不管怎么说，该“巨著”对成山文化还欠缺学术文化、历史研究的理论高度。因此就不能到此为止，还有许多更深层的发掘、研究工作要做，野夫只有寄希望于现今尤在奋力作为的“后学”和后继者了。

正如孔夫子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乎！”当今固然学风浮躁，文坛亦腐，人心不古，学者冒滥……然亦不乏“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能养“浩然之气”的大丈夫、民族脊梁。这些人视名利地位如“浮云”，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是“舍身以求法”的“苦行僧”。更可贵的是，这个民族不乏“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讲真话、做实事、做真人的智者、勇者。某坚信，在野夫的有生之年，定能读到更多、更精彩、具有更高学术水准的成山文化研究专著。如是者，野夫亦能“死而无憾”矣！

最后，野夫向省文史馆、乌当区有关部门的领导、全体顾问、编委会各方面付出心血的人们，以及对该书慷慨提供家族史料、捐资襄助的成山唐氏后人鞠躬叩首，以示诚挚的谢意！

七九龄之安平野叟谭佛佑 丙申暮春三月于松溪四毋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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