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自小好刻印弄文，恋栈于方寸咫尺之间，长年累月落下了严重的颈椎病，至1975年爆发，头有千斤重，像是身外附加的大铅球，到哪里也总先把头往桌上一靠，方有所舒缓。老师关心地说：“小韩啊，你不要一天到晚刻图章写文章。你活动的范围太小，不妨站起来画画，这样人可以放松。”初涉绘画，又值“文革”，可供学习的书画范本奇缺，老师便取了自己画于乾隆宫里专用玉牒纸上的重彩荷花册页十二张，供我临摹。几日后，我拿着临摹的作品请老师点评，他说：“可以了！你可以自己画了！”后来，从其他师兄弟口中得知，老师对他们说：“天衡啊，画画胆子大，如果你们画画能有他一半的胆量，就可以画得好了！”经常有幸观摩老师作画，示我技法，晓我道理。此后，老师还将这本珍贵的画册赠予我，可见老师对我之厚爱。书法学习的资料也同样奇缺。老师在“文革”时期被批斗，家里的书画藏品、自己的作品乃至笔墨纸砚都被抄光，这对书画家来说，比没饭吃，比天方夜谭般的被揭发、空洞吓人的批评还要难熬百倍。那时老师居然像地下工作者似的悄悄弄来一本张旭的《古诗四帖》，他下大功夫双钩廓填，复制了一本，不仅惟妙惟肖，且精气神俱佳，堪称是下真迹一等的宝贝。这也是老师平生唯一的自摹件，宝贵自不待言。从此老师书风丕变，直入唐贤之室。我真有幸，“文革”后期老师慷慨地借我临习了几个月，供我借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