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缘起

清末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也是中国史学迈向近代化的重要阶段。变革时期的中国史学成就巨大,英才辈出。顾颉刚曾回顾说,中国史学是最近百年文化发展中“最有成绩的一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页。,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到抗战以前的二十年”,“中国史学进步最迅速”。“这短短的一个时期,使中国的史学,由破坏的进步进展到建设的进步,由笼统的研究进展到分门的精密的研究,新面目层出不穷,或由专门而发展到通俗,或由普通而发展到专门;其门类之多,人材之众,都超出于其他各种学术之上。”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第9页。梁启超、王国维、胡适、何炳松、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等众多史家如同璀璨的群星闪耀在历史的天空。朱希祖原本也是其中比较耀亮的一颗,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却显得暗淡了许多。

朱希祖早年留学日本,并师从章太炎,成为最有成就的章门弟子之一。1913年被聘为北大教授,后担任史学系主任达十年之久。30年代又任中央大学的史学系主任。他多次进行课程改革,有力地推进了史学的专业化和科学化。

在中西学术相互激荡,彼此交融的背景下,朱希祖倡导引进西方“新史学”来改造中国的旧史学。他指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朱希祖:《新史学·序》,《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0月20日。他还率先把史学史课程搬上大学讲堂宁泊:《史学史研究的今与昔——访杨翼骧先生》,《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创立居有“筚路蓝缕之功”周文玖:《朱希祖与中国史学》,《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抗战时期,朱希祖曾任国史馆总干事,负责纂修国史的筹备工作,为中华民国史的编纂立下了汗马功劳。时人多以万斯同誉之,“东海大师胡安国,南雷弟子万斯同”这是俞鸿钧给朱希祖敬献的挽联。《朱希祖先生文集》第6册,台湾九思出版公司1979年,第4389页。;“国失黎洲兼季野,谁来东观续班书?”这是张继给朱希祖敬献的挽联。《朱希祖先生文集》第6册,第4384页。可见他在当时学界的地位和影响。

朱希祖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其研究范围之广阔,史学思想之丰富,显示出一个史学大家的风采。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通论》、《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伪齐录校补》、《汲冢书考》等著作,不仅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至今仍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由于其史学研究总能步趋时代的潮流,与时俱进,所以,他的著作不仅是了解其史学贡献的基本资料,也是窥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窗口。可以说,只有认真梳理朱希祖的史学成就,深入发掘其史学思想和方法,才能揭示他对中国史学转型所起的作用,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史学近代化发展的进程。

然而,由于朱希祖的史学著述大多发表于民国时期,新中国建立后,大陆少有出版,许多文稿至今尚未刊出,致使学界对他的研究非常薄弱,甚至许多以史学为专业的研究者对他的成就也知之甚少。这种研究状况与其史学大家的身份是极不相称的。

基于上述的状况和认识,本书拟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角度,对朱希祖的史学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结合朱希祖的人生际遇、时代思潮,探讨他在中国史学史、史馆修史、文献整理、方志学、边疆史地等方面取得的成就。通过仔细发掘相关资料,特别是朱希祖本人已刊与未刊的大量著作(包括日记、书信等),考订各种著作的撰写时间、背景,了解其撰述宗旨,以期寻求其历史观发展、变化的轨迹,阐明其史学思想的深刻内涵,并分析其治史方法,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最后总结其史学的研究特点,客观评价其历史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