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状况回顾

察看前贤的成果可知，学界对朱希祖史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进展。在近些年出版的一些社科类辞典中，有了“朱希祖”条目，将他作为民国史学界卓有成就的学者，但介绍的文字过于简略，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虽然，在诸多介绍近代史学的书籍中，朱希祖的名字几乎都被略去了。但不少研究论文对朱希祖的史学贡献已有所涉及，只是没有展开对其史学著作的探讨。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专著。整理对朱希祖史学的研究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1949年以前

早在1944年朱希祖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回忆和纪念文章就不断出现。1945年，顾颉刚主编的《文史杂志》推出了“朱逷先先生纪念专号”，其中几篇纪念性的文章，如，罗香林的《朱逷先先生行述》、傅振伦的《先师朱逷先先生行谊》和袁同礼的《朱逷先先生与目录学》等，后来大多收入张国华主编的《文史大家朱希祖》一书中。另外，还有朱希祖长子朱偰的《先君逷先先生年谱》和《先君逷先先生对于史学之贡献》，王宇正、王宇高的《朱希祖传》等。这些文章内容大都集中于朱希祖的生平。有的虽涉及到朱希祖史学研究的某些问题，但比较概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中，论述朱希祖史学最详细的要算是朱偰的《先君逷先先生对于史学之贡献》一文。

朱偰将朱希祖史学著述进行了分类：（一）属于史学原理者，《中国史学通论》;（二）属于史实发现者，《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三）属于史籍考订者，南明史籍的题跋、《汲冢书考》等；（四）属于史籍辑佚者，重要著作有三：一曰《杨么事迹考证》（二卷，商务印书馆出版），二曰《伪齐录校补》（四卷，独立出版社出版），三曰《伪楚录辑补》（六卷，独立出版社出版）;（五）属于解决历史疑问者，重要著作颇多，兹但举《太史公解》及《臣瓒姓氏考》二篇，以例其余；（六）属于史实辨正者，《驳李唐为胡姓说》、《明成祖生母记疑辩》等等；（七）属于中国文学史著述者，《中国文学史略》;（八）属于中国经济史论述者，《梁代货币考》、《两宋盛行铁钱之因果》等，《桑弘羊之经济政策》实开中国近代研究经济思想之先河；（九）属于断代史研究者；（十）属于目录学范围者，《宋代官私书目考》、《宋代金石书录考》;（十一）属于氏族学范围者，《朱氏源流考》、《后金国汗姓氏考》等等；（十二）属于金石学范围者，《安州古器图考》。

在朱偰的文章中，笔者发现一个疑问：朱偰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开始说，“窃尝就其手稿，加以类别，可得六门，谨分述如左”，接下来他却分出十二门，显然有误。

朱偰分析了朱希祖的治学方法和史学思想：“首重科学，尝言历史学为社会科学之一种，欲治史学，必先通社会，政治，法律，经济各科学……其于考证，则首重实物证据及原始资料，他人辗转复制之史料，决不轻用，必也追本求源，身视目睹，方敢作为证据……其于经学及文字学，则皆以史学方法治之，而参以论理学方法解决一切疑难……尝言真伪之事，须为客观判断，不宜偏任主观，凭空臆说。”但另一方面，他重视民族气节，主张经世致用。他撰写《伪齐录校补》和《伪楚录辑补》，目的就是“冀以发日寇之奸心，昭二伪之逆迹”。

（二）1949年以后

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史学界对朱希祖史学的研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据考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仅有一篇关于朱希祖史学的研究论文出现，即夏定棫的《<明季史料题跋>补正》。文章指出，朱希祖对南明史有精深的研究，所撰南明史籍的题跋，数量不少。但作为旧时代的史学家，其历史观和治史方法，当然极大地受着资产阶级甚至封建主义的影响。夏文就朱希祖跋文所涉及的明末农民军史料作了一些补正和申说。

在“文革”时期的艰难岁月里，朱偰也撰写了一些回忆文章，但没能发表。由其女儿保存而流传至今的有：《回忆北大人物》和《我家座上客——交游来往的人物》。他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叙述了与朱希祖交往的人物及其佚事，对朱希祖史学研究也有所涉及。

改革开放以后，有关朱希祖史学的研究再度活跃起来。首先是傅振伦的《朱希祖先生传》和姚锡佩的《朱希祖生平考略》，前者对朱希祖的史学研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与他以往发表的《先师朱逷先先生行谊》内容大同小异。后者主要关注的是朱希祖的生平事迹的考证，对其史学贡献涉及较少。90年代以后，各种涉及朱希祖史学的论著、论文纷纷出现，一改往日“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状况。按论著、论文涉及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北京大学史学系

尚小明的《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变革》与《新史学课程体系的形成》似为同一篇文章，肯定了朱希祖对北大史学系的课程改革，并指出其不足之处，态度比较客观。作者认为，朱希祖在北大史学系进行的改革是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一次极有益的探索，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他努力让学生们广泛接受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以便为进一步从事史学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其做法一时成为学术界的潮流；而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则将大学史学教育视为学术教育，强调史料整理辨析的训练和史学研究工具的掌握。朱希祖的课程变革虽在学术界有不小的影响，但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收效甚微。

张世国的硕士论文《北京大学史学系早期的初步发展（1917—1927）》将朱希祖作为科学主义思潮的代表。认为朱希祖在当选为北大史学系主任后，坚持推进以科学主义为宗旨的改革，最终使北大史学系成为现代史学的学院化的典范。作者还分析了朱希祖的科学主义史学思想的主要表现：（一）在北大史学系不断推进社会科学改革；（二）亲自讲授“中国史学概论”，系统表达了科学主义的史学思想；（三）发表了不少以实证主义为主要精神的文章。

台湾政治大学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一书，虽没有专门探讨朱希祖史学的章节，但也浓墨重彩地论述了朱希祖对北大国学门的成立及发展所做的贡献。其中，对章门弟子取代桐城派、朱希祖参与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主持大内档案整理的分析，见解精辟。

刘龙心的著作《学术与制度》则从学科体制建立的角度，考察了朱希祖在北大的课程改革对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意义。论述比较深入，视角也颇有新意。

胡逢祥的《“五四”时期的历史教学改革述评》、《中国现代史学的制度建设及其运作》、张越的《五四时期：现代史学的初步建立》、《五四时期新的历史教学建制与课程设置》、朱发建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1902—1949年）》、周文玖的《朱希祖与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建立——以他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关系为考察中心》和李春雷的《留美生与民国时期的历史教学》都认为，朱希祖对北大史学系进行的课程改革代表了当时历史学的发展趋势，使专业人才的培养制度化，从而促使职业历史学家的出现，历史学真正成为一门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学科。而桑兵的《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教学需求与学风转变》认为朱希祖的史学系课程改革，虽然顺应了社会科学化的趋向，却使得史学的特色有所损失。桑兵对朱希祖的史学成就总体评价不高。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的周佳荣，在2008年6月26—28日香港举行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之回眸”研讨会上，做了《朱希祖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报告，文章分为四部分：（一）五四新文化与北大史学系的成立；（二）朱希祖与北大史学系的改革；（三）朱希祖对办好历史系的见解；（四）从中山大学到中央大学的体验。指出，朱希祖从事史学教研工作的业绩和言论主张，直接间接都模铸了现代中国史学的性格；而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推动北大史学系改革，为中国高等院校历史系的格局奠定了规模，此后相继成为中国众多大学历史学系的范式。结论认为，学界至今对朱希祖的研究仍欠全面和深入，他对北京大学史学系及现代中国史学界的贡献，应该被给予更高的评价。

2．关于中国史学会

桑兵的《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会》以大篇幅谈到朱希祖发起成立中国史学会的情况，详细地引述了朱希祖草拟的《发起中国史学会的动机和希望》，论证了成立史学会的积极作用和不足之处。认为民国时期的史界学人多次尝试以学会组织的形式，联络同仁、沟通域外，以便分工合作，推进史学研究。但与其他学科相比，史学会的作用并不理想，史学会在组织的稳固与影响程度方面都显得逊色。文章还论及了朱希祖与北京大学史学会以及抗战时期史学会的关系。

胡逢祥的《现代中国史学专业学会的兴起与运作》，对史学专业学会整体发展的趋势与运作特点，做了进一步的厘清与探讨。肯定朱希祖在推动中国史学会成立方面的贡献，认为史学会虽然很快趋于消解，但在促进中国史学现代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却不容忽视。

吴忠良的《南高史地学派与中国史学会》也述及朱希祖在北京成立中国史学会的情况，他认为北京的中国史学会在具体事业规划上较南京中国史学会详明，但这些活动最终都没有切实有效地进行。北京方面中国史学会的成立和所拟开展的具体事项，说明身在中国学界主流圈子的学人开始有意识地借鉴国际史学会模式来建设中国史学。石增银的《北京中国史学会补正》则比较详细地考证了朱希祖成立中国史学会的相关情况。

3．关于近代史学转型

许多史家在探讨史学转型时，论及了朱希祖的史学研究。胡逢祥的《“科学主义”思潮与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建设》认为朱希祖宣传“科学主义”，为中国的现代史学的发展直接注入了勃勃生机。张越的《<国学季刊>述评》和《<国学季刊>与中国史学近代化》，考察了朱希祖与《国学季刊》的关系，肯定他在担任该刊编辑主任时，促进了史学近代化的发展趋势。

于沛的《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认为朱希祖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引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朱氏主持的北京大学史学系里，讲授着形形色色的西方史学理论，其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最为突出。李孝迁的《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也肯定了朱希祖对鲁滨逊“新史学”在华传播的促进作用。

卢毅的博士论文《“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和《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等一系列文章，都述及朱希祖对史学的独立化和科学化所做出的贡献。他认为，朱希祖一方面继承章太炎颇具近代意义的“六经皆史说”，主张“捐除经学之名”，大大动摇了经学的垄断地位，促进了史学的独立；另一方面，借鉴西方近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史学，强调史学研究必须注重条理系统，由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肯定了朱希祖的课程改革从学科体制方面促进了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刘俐娜的博士论文《20世纪初期史学的转型》和房鑫亮、吴忠良的《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都将朱希祖定位于梁启超、何炳松等新史学家的行列里。认为在史学转型中，朱希祖接受了德国史学家兰普雷希特的史学思想，把“人类内心之动机”看作推动社会演化的“真因”，特别重视心理方法，是顺应潮流的。

4．关于史学理论和治史方法

一些史家在探讨史学理论和治史方法时，也涉及朱希祖的研究成果。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程千帆的《史通笺注》、杨翼骧的《学忍堂文集》和赵吕甫的《史通新校注》多处参考了朱希祖的观点。台湾的王尔敏、林时民也非常重视朱希祖的史学思想，大量介绍和引用朱希祖的说法。

在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中，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之一。瞿林东、吴怀祺、陈其泰的《从创立走向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历程》谈到“40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得到较大的发展”。其中就将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作为40年代的史学史、史学概论方面重要的论著之一。

牛润珍、张子侠、周文玖和张越也都把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作为中国史学史的重要论著。牛润珍认为它属于史论式的著述，并列举了“中国史学之起源”和“中国史学之派别”的目录，指出，书名虽为“通论”，内容实为史学史专题研究。张子侠指出，朱希祖对史学史的研究非常重视，不仅较早探讨了中国史学起源的问题，还聘请李大钊等人讲授史学史。

周文玖、张越都论及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中的记述主义和推理主义，但二者观点并不一致，前者强调朱氏在中国史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有筚路蓝缕之功。后者认为，朱希祖对中国史学的认识虽然不十分准确，但这种理论概括的尝试仍然是可取的。朱希祖努力发掘古代史学理论遗产，并试图用新观念整合阐释，对于探索建设中国史学理论的途径给今人以很好的启示。

张越还从治史方法的角度去认识朱希祖的史学研究，认为朱希祖、陈垣在主持整理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明清档案时，形成了一套方法，便利了新史料的利用，为五四时期史学注入了生机，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史学的建立，促进了中外史学的交流。

5．关于民国国史馆

习之的《民国时期的国史馆》认为，朱希祖主持的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为收集档案史料做了不少工作，还纂辑了“国史史料长编”，初稿即达200余册。国史馆虽未正式成立，但已粗具规模。限于经费及客观环境，朱希祖制订的各机关移交档案办法和设立“档案总库”的提议都变成了一纸空文。

夏雨的硕士论文《民国国史馆研究》则列出专门章节，以约两千字的篇幅，探讨朱希祖对国史馆修史的贡献。文章指出，朱希祖非常重视史馆修史，曾为国史馆筹委会拟定了各种规章制度，又为修史工作撰写了大量文章，称职地履行了总干事的职责。

还有数篇论文，主要介绍了朱希祖的生平、交游、著述和藏书情况，对其史学研究只是简单提及，但有些文章中采用的朱希祖未刊的日记或书信内容，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难得的资料。

值得关注的是，对朱希祖史学的总体性、概括性研究已经出现，但此类文章很少。如周文玖的《朱希祖与中国史学》和《朱希祖史学略论》，前者可以说是周文玖研究朱希祖史学的开山之作，也是史学界在新时期对朱希祖史学进行专门研究的开始。作者比较概括地介绍了朱希祖的生平，高度评价了《中国史学通论》，认为它是“中国史学史方面最早的讲义，从外在形式上勾勒出了中国史学产生和发展的概貌。虽然还很简略，但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而《朱希祖史学略论》一文，在论述朱希祖的史学成就时，还强调了其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论。

北京大学刘召兴的硕士论文《朱希祖北京时期的学术与思想研究（1913—1932）》对1913至1932年朱希祖活跃于北京的文化、学术与教育界的基本情况做了认真的梳理，并根据朱希祖这一时期的著述阐发了其学术思想。由于此论文尚未公开，所以，只能从作者发表的《朱希祖与胡适》和《朱希祖与南北“二陈”》等文章中略知一二。但它只是一个对朱希祖学术与思想的阶段性研究，而且仅局限于北京时期，所以，尚有许多问题没有涉及。

有些学者对朱希祖的史学研究成果提出质疑和反驳。如，吕荣芳的《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书名问题》认为，朱希祖对此书题名，不是根据原抄本书题，而是以杨英从征目睹为标准，改书名为《从征实录》，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也沿用此书名。经考证，《从征实录》一书原名应为《先王实录》。

杨彦杰的《郑成功封爵新考》肯定了朱希祖对郑成功受封官爵问题的考证全面而细致，在史学界产生过较大影响。但又结合一些新史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关于延平王之封，时间在永历十三年六月后；潮王仅是议封，所谓郑成功受封潮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李步嘉的《论朱希祖的<臣瓒姓氏考>》，对朱希祖所创的“裴瓒”说提出质疑，认为朱氏的考证属于“理校”的方法，既有校得精细之处，但也存在过于牵强之说。

另外，从现已搜集到的资料看，海外学者对朱希祖史学的关注和研究也处于严重不足状态。

综上所述，对朱希祖史学的研究有如下特点：

从时间上看，有两个时期比较活跃：一是在20世纪40年代，一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阶段，在朱希祖逝世后不久，家人、朋友、同事和弟子们写下许多回忆文章，对其史学研究进行了分类和初步探讨。但在建国之后，史学界对朱希祖的研究却沉寂了，研究论文很少出现。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朱希祖的史学研究及其影响，他们虽从多角度切入或涉及，但展开详细论述者还是不多。

从内容上看，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生平及交往；第二，朱希祖在北大史学系的改革及其对史学近代化的贡献；第三，对朱希祖的某一篇文章或某种观点的论证。

从整体上看，学界对朱希祖史学的研究显得比较零散，对其史学论著几乎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欲以前辈学人的研究为基础，努力搜集有关朱希祖史学的相关资料，尽可能进行系统的研究，为推进朱希祖史学研究尽一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