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阳系缆

《斜阳系缆》是我好友吴方遗作的书名。吴方于1994年被检查出结肠癌，几经治疗，人瘦弱不堪。1995年酷暑，因考虑其子马上要进高三面临高考会受影响而决心弃世而去。《斜阳系缆》最初为1992年他记俞平伯一篇文章的标题，其意境有伤感，但更多是色彩中的壮丽。吴方逝于8月16日约中午前，在斜阳心态中编完这本最后文集，他趁妻上街买菜之际以电话告诉冯统一确定的书名，回家将自己系于门框之上。那天中午我刚好在《读书》编辑部，那时《读书》在朝内大街166号，吴方家在东四七条，相距不远。接到电话，与《读书》同人骑自行车赶去，记得同去者还有雷颐。时院里停着急救车，吴方脸色苍白如纸。我参与帮助人工呼吸，手按压在不堪重负的胸膛上，其实一切只是徒劳。其妻凄厉地喊着一定不要停手，屋外暴雨如注。事隔已8年，当时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认识吴方在1989年，《东方纪事》创办，陈平原兄帮助主持《读书俱乐部》，提出在一本优质杂志中应该倡导优质的书评，参与者有黄子平、葛兆光、王得后、吴方等。吴方评的都是梁漱溟、王国维、周作人、徐志摩等的回忆录与传记。之前他写过一些文学评论，但对即时小说的兴趣远不如对文人、知识分子心态、形态的兴趣。那年7月，一场风波过后，春风文艺出版社安波舜组织大家到大连度假，吴方、何志云、天津作家赵玫、《读书》的吴彬等同行。那时候安波舜编辑的《布老虎丛书》好像正在筹划。那个夏天我们难得将自己疲惫的身心松散地曝晒在沙滩之上。晚上微月一钩，繁星近在咫尺，我们沿海滩在逼人涛声中散步。吴方与我聊对新潮文学的看法，他不喜欢用西化语言使叙述变得晦涩，而我当时在《读书》的“最新小说一瞥”中却经常推荐这样的小说。随后他从文化保守价值说到王国维在颐和园的自沉。他惊诧的是1927年6月2日那天，王国维为何借钱要一辆车到的颐和园，而且选择的是扎进污泥窒息的痛苦方式，而非在“一湾净水”中走入自由之境。王国维遗嘱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讨论这“辱”字究竟因溥仪被逐、革命军北伐还是因罗振玉。他的说法，王在死前是烧掉了罗的所有信件，两者关系非常值得深究。我当时感觉到吴方对王国维的情结，他说王国维是对西方文化热心过后才走向对“小”而“冷”的古器物专注，以“大而见小”。他称道王国维的“收敛沉潜”，感叹文化人中沽名钓誉、哗众取宠者多，真正本分做学问，以学问高于一切者实在凤毛麟角。

因为那一周，我们成为很近的朋友，我去他家，他也到我家。他家挤在一个大杂院里，唯一好处是门口好大一棵槐树，夏日树荫如盖。吴方是读书人中少有读书而不藏书的，家中书柜无多闲书，居所在记忆中拥窄到好像无一张清静书桌可安置。他在文化部《文艺研究》做编辑，读书找图书馆，家里少有几本喜欢的书，其中一本便是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

1990年1月起，吴方在《读书》上以弘一大师开头，不定期地写一批他所触摸的文人随想，追寻古文洗练而有意境的表述。第一篇写弘一的《夕阳山外山》取龚自珍诗“未济终焉心飘渺，万事都从缺憾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为意境，过多追寻用词，行文有夹生处。此后则越写越好。他写成的文人随想，我最喜欢的是俞平伯与朱自清。写俞平伯之“倦说”、“超脱”，写朱自清之“节制淡泊”，其实都为表达自己的人格理想。在俞与朱之间，吴方喜欢的是朱的文字，他说朱的文字是在温暖惆怅中有悲凉寥落，“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恰如棉布之于绫罗绸葛，柴扉炊烟之于钟鸣鼎食”。他总结其美学召唤力在“永远为非强迫的反应留有余地”，把境界上升为“明其道而不急其功”。引《论语》“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狂者常抱非常之情意，狷者多守持平常心”。俞与朱曾以同题各写一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相比我却更喜欢俞的文字，感觉那是一种色调喷溅的繁华。朱则过多为一种沉郁流水的沉吟，浓得太重的绿，不太有斑斑驳驳的层次。

朋友们对吴方的评介是“宽厚温润”与“清贫自守”。在我记忆中，他夏天永远是一件白圆领衫与一条牛仔短裤，冬天则是一件灰黄色羽绒服，有风的天气戴着帽子。无论什么场合，无论面对什么人，他脸上从来都是一种浅浅而宽厚谦恭的笑。吴方说他崇尚一种“安定”的生活，“安定”而非“安逸”也非“沉寂”，在多慷慨之气弥漫中甘居自己喜好之一角，瘦尽灯光读自己喜好之书，不受别人钳制写自己喜好之文。在90年代，吴方是少有不为钱、不为欲望所累，中午依旧一碗炸酱面足已，只顾埋头读无用书、写无用文章的人。他“讷讷向人锋敛芒，小无町畦大知方”，其“厚容”的质地，想在日后越来越快餐、越来越实用的时代会越来越成为我怀恋的所在。

吴方出过几本不出名的书，读者寥寥。其文字思想亦无太多出类拔萃或哗众取宠之处，一切早已无声无息。收敛沉潜的前提往往是过早被人遗忘，历史永远是这样无情无义。

(2003.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