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虚假的盛世与腐朽的天朝

1．“大”而不“盛”的康乾盛世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洪仁辉直奔天津，要进京告御状。这一年，正是大清剿灭新疆大小和卓叛乱，国力达到顶峰的时候。在举国形势一片大好的时期，一个黄头发蓝眼珠子的洋夷跑出来搅局，这岂不是给大清的圣明天子添堵，给大清脸上抹黑？

于是，洪仁辉的结局很悲催。官府将他弄到澳门，圈禁了三年。三年期满，洪仁辉被广东官府驱逐，让他有多远滚多远，永远滚出大清的视线。

清朝入关以后，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各朝的努力，国力空前强盛。到乾隆年间，帝国版图北起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及西伯利亚，南至南海诸岛；东北抵外兴安岭，包括库页岛，东南包括台湾、澎湖群岛；西南达西藏的达旺地区、云南的南坎、江心坡地区等，西抵葱岭、巴尔喀什湖地区。大清国土面积达一千三百余万平方公里，形成一个大一统多民族的国家。

朝鲜、琉球（今日本冲绳）、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廓尔廓（今尼泊尔）等十九个周边国家，臣服内附，接受册封，成为大清藩属国。

雍正四年（1726年），苏禄（今菲律宾一带）国王遣使朝贡。乾隆十九年（1754年），苏禄国王上表，请求将苏禄国土并入大清版图，给人民都上个大清户口。乾隆皇帝觉得苏禄太远，事情太麻烦，所以就客气地拒绝了。

大清强大到如此程度，所以《清史稿》中盛赞：“汉、唐以来未之有也。”

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大清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国库财政储备充足，最高的年份达到八千万两，常年保持在六千万到七千余万两。

乾隆年间，中国人口接近三亿，约占当时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

康熙至乾隆一百三十多年，大清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实力雄厚，史称之为康乾盛世。

但是康乾盛世一直是备受史学界质疑的一个存在。康乾时期，清王朝可谓有“大”而未必有“盛”。康乾年间虽国力强盛、领土广袤、人口众多，可也是吏治腐败、贫富对立、文字狱大肆兴起、国民精神萎靡麻木的时期，远远达不到政治清明、文化蓬勃、精神昂扬的盛世标准。

清朝是从东北山林子里钻出来的落后政治力量，他们能入主中原，完全是机缘巧合，侥幸捡了便宜。清朝入关时，人口不过区区二三十万。靠这么点人，统治人口基数庞大的汉族，他们心里发怵，没有自信。清朝贵族一直担心，汉人起来反抗，将他们赶回东北老家去。

清朝得国不正，根基不牢，所以治国时瞅谁都不放心，皇权政治空前强化。他们重用满人，拉拢蒙古贵族，处处防范汉人。思想管控无处不在，读书人言论和思想稍有出格，就会触动清朝统治者敏感的神经。于是，文字狱大兴，许多读书人因为诗文和言论，不单自个儿掉了脑袋，亲友故旧也受到牵连，跟着一起遭殃。

其中最著名的“明史案”，先后牵连千余人，其中七十余人被杀，数百人流放宁古塔。

清朝入关至乾隆年间，文字狱不断。其中顺治朝文字狱七次，康熙朝文字狱二十余次，雍正朝文字狱二十余次，乾隆朝文字狱多达一百三十余次。

清朝入关初年，各地反清复明活动频繁，满汉矛盾激烈。此时士子缙绅在诗文中，多少会流露出一些故国之思，发泄对异族统治的不满。文字狱兴起，也算是无风不起浪。

乾隆年间，文字狱就成为朝廷党争、互相构陷的工具，多属于捕风捉影，滥杀无辜。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就为此等文字狱的代表。

胡中藻，号坚磨生，乾隆元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学士、广西学政、内阁学士等职。胡中藻著有《坚磨生诗抄》，乾隆十八年（1753年），有人告密，《坚磨生诗抄》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等诗句。乾隆皇帝大怒，命严查胡中藻诗文和一切“恶迹”。

乾隆二十年（1755年），胡中藻案审结。胡中藻及族人被处斩，师友多被牵连。

“一世无日月”中，“日”“月”合写为“明”字，于是胡中藻就落下有意恢复明朝的罪名。“一把心肠论浊清”在乾隆皇帝眼中变成：“加‘浊’字放在国号（‘清’）之前，是何心肝？”

所谓盛世，面对“明”“清”这类字样，竟如此敏感。可见清朝统治者内心虚弱到何种程度。这样的时代，有何面目宣称为盛世！

2．“盛世”的物质基础

雍正年间，清政府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即废除人口税，将丁银（人口税）并入田赋征收。这一政策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所以清朝统治者就标榜其为“盛世滋丁，永不加赋”。

清朝入关至乾隆年间，人口大量增长。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人口已突破三亿大关。全国三亿张嘴都要吃饭，而土地的粮食产出有限，让这样人口基数庞大的帝国人人吃饱饭，可算一个艰巨而庞杂的系统工程。

好在有一种外来农作物进入中国，它有效地解决了老百姓填饱肚子的问题，为大清的“盛世滋丁”提供了物质基础。

这种外来农作物的名字叫红苕。

红苕，又名番薯、红薯、地瓜、甘薯等。红苕好种植，易高产，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都能够落地生根，长得肥肥胖胖。它块儿大面多，顶饥耐饱，实为既能填饱肚子，又可消脂减肥的上佳食品。当然，它也有缺点，那就是吃多了肚子胀气爱放屁，营养价值不值一提。

在饥馑时发的年代，红苕的引入实属大功一件，引进红苕的人绝对是值得世人铭记的英雄。这个英雄人物，名叫陈振龙。

陈振龙，福建省长乐县青桥村人。明朝万历年间秀才，后来弃儒从商，在吕宋（今菲律宾）经商。陈振龙在吕宋，见当地人种植的红苕耐旱高产，生熟都能食用，于是就产生了引入中国种植的想法。但是，当时统治吕宋的西班牙殖民政府，实行红苕保护政策，严禁一切形式的红苕出口。想要把红苕引种到中国，必须冲破西班牙殖民者的严密管控。

明万历二十一年五月（1593年6月），陈振龙避开西班牙殖民政府的耳目，广泛收购红苕藤，然后将它们编进吸水绳中，带回福建。这些漂洋过海的红苕藤，栽进福建的土地中，很快就生根发芽，长出胖嘟嘟的红苕。

就在陈振龙将红苕带回来的当年，福建就发生旱灾。饥馑威胁将至，陈振龙上报官府，红苕可以救灾，建议试种。短短四个月后，红苕收获，解决了饥民的吃饭问题。

于是，红苕正式进入官方视野，流向百姓餐桌。从此以后，红苕开始走向南北各省，成为中国粮食产品中的重要一员。到清乾隆年间，红苕的种植已推广到全国各地，中国人终于有了应付饥馑荒年的底气。

除了红苕之外，玉米这种高产粮食作物，也在清代康乾时期普遍种植。在填报国人肚子的问题上，玉米也是居功至伟。

有了赖以填饱肚子的东西，加上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的政策引导，清朝人口开始不断增加。大清似乎超过前代，成为熙熙攘攘的盛世。

可是，一个以红薯为物质基础的“盛世”，毕竟只是徒有虚名。土地资源有限，而人口不断滋生，大清遍地还是饥饿的嘴巴。

康熙中晚期一位学者唐甄，在其著作《潜书》中说：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日不睹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

 

民间歌谣往往最能反映世态民生的真实情景。乾隆时期有民谣曰：

 

公公糊灯笼，婆婆拔牙虫。

儿子做佣工，媳妇做裁缝。

一家无闲口，还是一样穷。

 

一家四口人人都干活，没有一个吃闲饭的，但“还是一样穷”。到底钱都去哪儿了？

民生凋敝到如此程度，康乾时期也就是个徒有虚名的盛世。

3．甘肃冒赈案

康乾时期，钱当然不缺，不过它的流转主要在上层进行。在皇权专政的时期，所有财富的累积背后，都离不开权力的支撑。普通老百姓只能艰难度日，根本享受不到帝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于是，贫者益贫，富者愈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对立。所谓盛世，不过虚有其表，有名无实。

贫富对立的背后，则是帝国普遍的吏治腐败。它就像一个毒瘤，肆意滋长蔓延，侵蚀大清的肌体，让所谓的天朝上国日渐趋向崩溃。

极权专政必然腐败横生，虽然朝廷反腐不遗余力，但根本无法改变无官不贪的现实。康熙晚年，面对官场上无官不贪的普遍贪腐，已是无能为力，放任自流了。

康熙皇帝曾说这样两段话：

 

人当做秀才时，负笈徒步，及登士版，从者数十人，乘马肩舆而行，岂得一一问其所以来耶。

故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于细故也。

 

康熙的话其实道出了封建帝王面对全面吏治腐败的无能为力。帝国管理需要人才，科举选仕，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些读书人奔向科举之路的目的，就是为了升官发财。于是，穷秀才中举，就成了举人老爷，举人中进士，就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科举仕进的背后，就是权力地位和聚敛财富能力的不断提升。

面对这样一个从娘胎里就带着腐败基因的群体，康熙皇帝只能说：“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于细故也。”

乾隆年间的甘肃捐监冒赈案，十分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作全面腐败，无官不贪。

乾隆四十六年（1871年），甘肃发生叛乱，朝廷急调邻省军队进入甘肃平叛。大军调集，粮草军需短时间难以筹集。这时，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主动上书朝廷，声称愿意捐银四万两，充当军饷。

王廷赞忠心体国，捐银子助军饷，这当然是好事。但是乾隆皇帝就纳闷儿，这个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咋就这么有钱呢？于是，乾隆皇帝就下令追查，一查就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出一个震惊朝野的甘肃捐监冒赈案。

清初，朝廷在甘肃实行捐监，即读书人可以通过捐谷粮换得国子监监生的功名。捐的粮食由官府仓存，待到灾年用于赈济灾民。甘肃的捐监曾一度停止，后来，有个叫王亶望的官员担任甘肃布政使，他以甘肃仓储不足为由，请求朝廷重开甘肃捐监。

王亶望是个贪污捞银子的高手，他利用重开捐监的机会，授意府县官员，将捐监收谷粮改成直接收银子。收粮食变成收银子，这就留出了多收多占、贪污侵吞的空间。

王亶望在贪污的道路上，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上下串通一气，将贪污侵吞的银子，统统私分了。

王亶望升任浙江巡抚后，王廷赞接任甘肃布政使。有前任铺平的捐监冒赈之路，王廷赞就如法炮制，继续上下一体，共同贪污。

前后七年间，历经两任布政使，甘肃共捐监生二十七万余人，收取捐监银一千五百多万两。此项巨款大半归于捏造灾情、滥行冒销，被甘肃全省大小官员私分了。

这是集体作案，上至陕甘总督，下至甘肃省各州县衙役，所有大小官吏无不染指，人人都参与分钱，没有一个干净清白的。

如此严重的贪腐行为，竟然无一人检举揭发，朝廷监察制度形同虚设。案发后，乾隆气得发抖，连连大叫说：“官官相护之风，至于举朝皆然！”

按照大清律法，甘肃全省官员，人人都够得上砍头掉脑袋的罪名。但是将所有官员统统弄死，甘肃这么大个省级行政区谁来管理？为此，乾隆皇帝不得不划限：二万两以上者立斩，一万两以下者再议。

即便如此，要判死刑的官员还是太多。乾隆不得已，只好再次放宽标准：贪污二万两以上者，如以前有考核得了嘉奖，可免死。

最后，甘肃冒赈案审结。前任布政使王亶望、兰州知府蒋全迪处斩；后任布政使王廷赞绞首；负有监管责任的陕甘总督勒尔谨赐死。贪污数万两的巨犯处死者56人，免死发遣流放者46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者数十人。

此案为甘肃官场塌方式腐败，通省官员个个有罪。虽然最后只处理了113人，但甘肃行政事务瘫痪达一年之久，大清一个行省，竟然到了无官可用的地步。

4．陈辉祖调包案

甘肃冒赈案竟然引发了一起贪腐的案中案。

冒赈案的首恶王亶望，被依律处斩，家产籍没。

按照浙江上报的抄家结果，王亶望所有家产达三百万两之巨，其中包括数额庞大的美玉、青铜、瓷器等奇珍异宝。

乾隆皇帝雅好收藏品鉴，对珍玩玉器尤为喜好。于是，他下旨浙江官府，将查抄王亶望的奇珍异宝火速运往京城，入内务府。内务府为皇家私库，东西一进内务府，就成了皇帝陛下的私人财产。

乾隆皇帝对抄没王亶望的珍宝玉器，心中满怀期待。因为他知道，这里面有绝世佳品。去年，乾隆皇帝70寿诞，王亶望曾进贡了一批美玉珍玩。

臣子进贡，君主不能照单全收，而要按照进九退三的祖制，退还其中一部分。王亶望进贡的珍宝玉器件件精美绝伦，让乾隆皇帝爱不释手，一件也舍不得退回。

经过百般挑选，乾隆皇帝最终忍痛将一对玉瓶和一座玉山子退回给王亶望。这些玉器虽然被退回，但乾隆皇帝一直念念不忘，十分挂怀。

现在，王亶望家产被查抄，去年忍痛退回的玉瓶和玉山子肯定就在其中。乾隆皇帝兴致勃勃地亲自查验，结果却大出意料之外。那对玉瓶和那座玉山子竟然不翼而飞！而且浙江送给内务府的这些珍宝玉器，无论材质和设计，大都庸劣不堪。事情太过蹊跷，其中必有隐情。乾隆皇帝便找出抄家簿册，一一详加核对。这一核对，结果令人震惊：登记在册的珍宝玉器竟有上百件不翼而飞；簿册上没有记录的东西，竟然多出了89件。王亶望的珍宝被人掉了包！有人竟然偷偷换走了运往内务府的奇珍异宝，将皇帝念念不忘的珍玩玉器据为己有。这真是旷古未闻的奇事。调包者利令智昏，胆大包天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乾隆皇帝龙颜大怒，下旨彻查。

一经调查，案犯浮出水面，真相令人瞠目结舌。调包皇帝珍玩的竟然是堂堂的闽浙总督陈辉祖！

陈辉祖，湖南祁阳金兰桥（今祁东县金桥镇）人，乾隆朝军机大臣、两广总督陈大受的儿子。

乾隆二十年（1755年），陈辉祖凭借当高官的老子，以荫生的身份授职户部员外郎。这个官二代，一入仕途就是从五品，起点相当高。此后，步步高升，历任郎中、广西巡抚、湖北巡抚、河南巡抚、河东河道总督等职。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陈辉祖授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

这样一个身受国恩、历任要职的官二代，竟然不念皇恩浩荡，反而大咧咧地调包抄家的珍宝，私吞皇帝念念不忘的珍奇。大清官员利令智昏，大胆妄为到何种程度！大清吏治的腐败，真是空前绝后，令人叹为观止！

甘肃冒赈案，可说是清朝官场贪腐“普及”、人人有份的典型。

陈辉祖调包案，更是大清官员贪腐弊病之深的代表。

一广一深，一纵一横，所谓的天朝上国，其实已经朽烂到根子上了。

5．“英吉利贡使”

吏治腐败，贫富对立，社会矛盾日趋激烈。到乾隆晚年，大清各地已经是民乱蜂起，大清帝国已趋向没落。

在世界的另一端，西方各国已昂首阔步迈入蒸汽机时代，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社会发展一日千里。

在这一消一涨之间，世界格局悄然发生变化。清朝统治者昧于时局，依然沉溺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难以自拔，骄傲而愚蠢地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历史再次为中国打开了融入世界新格局的大门。可是中国并没有及时把握这个重要的历史机遇。乾隆皇帝傲慢地拒绝了英国要求扩大通商的请求，大清因此失去了和西方平等交往、齐头并进的机会。

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廿四日（1793年7月1日），马戛尔尼率领使团，在浙江舟山登陆。使团受命于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带着建立中英外交关系、扩大通商的使命，远涉重洋而来。

此时，乾隆皇帝83岁寿诞在即。高高在上的清朝统治者自然而然地以为，这是一个化外蛮夷之邦前来祝寿，并具表纳贡。

海外番邦前来朝贺，乾隆皇帝当然龙心大悦。他连颁数道诏书，亲自确定了体恤优礼的接待方案。

马戛尔尼外交使团刚一上岸，接待的中国官员就给插上了一个“英吉利贡使”的旗帜。然后护送着他们，一路浩浩荡荡地北上。

身负建立平等外交关系使命的马戛尔尼使团，就这样被强行安上了“贡使”的名头，远涉重洋带来的礼品也就成了“贡品”。

到了北京，礼部官员告知马戛尔尼，朝觐天子时，必须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个要求让马戛尔尼感到崩溃，他认为这是屈辱的要求而坚决拒绝。

在马戛尔尼看来，中英两国都是主权国家，作为大英帝国国王的使者，根本没有向大清皇帝下跪磕头的道理。可在大清官员眼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朝贡的番邦使者，岂能妄称平等，不行跪拜之礼。

双方为了朝觐的礼仪，争执不休。马戛尔尼访华之行，眼看就要无功而返。

此次访华，英国准备了很久，如果就此泡汤，那就十分不划算。最后，马戛尔尼决定让步，以此换得大清皇帝的接见。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三日（1793年9月17日），马戛尔尼在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皇帝。对于觐见时有没有三跪九叩，中英双方说法不同。

马戛尔尼使团的记载是：马戛尔尼等人按照觐见英国国王的礼仪，单膝跪地，没有磕头。乾隆宠臣和珅的奏折却说：英国使臣等人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不管有没有叩头，马戛尔尼总算是见到了大清的乾隆皇帝。

见了面，并不等于完成了外交任务。

在乾隆皇帝和清朝官员的眼中，马戛尔尼就是专为贺寿朝贡而来。现在既然已经一睹天颜，而且拜了寿，送了礼，那就好好玩几天，看看天朝上国的风光吧。玩好了，逛够了，就打道回府吧。

马戛尔尼急眼了，这是要来建交的，这是要进行通商谈判的，怎么能就这样打发我们走呢，于是提出六项要求，请求通商谈判。

清政府的答复倒也干脆，“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你们从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吧。

英国计划中的建交请求，就被乾隆皇帝轻轻松松地拒绝了。马戛尔尼只能无功而返。

虽然没有完成外交使命，但马戛尔尼此行并非一无所获。通过在中国实地走了一遭，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中国普遍的贫富分化、人民精神麻木怯懦，都逃不过马戛尔尼锐利的目光。于是，他得出结论：

 

（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马戛尔尼认定，清王朝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并预言它将“不再有纪律和安全”。

马戛尔尼摸透了清朝的底细，可是傲慢的大清皇帝和举朝官员，却连英吉利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直到鸦片战争已经开打两年，道光皇帝还在问：“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

西方高歌猛进，大清闭目塞听。清政府紧闭国门，沉溺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自我陶醉。

6．英国的“银荒”

大清将“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严禁洋人潜入内地。这种政策简单点说，就叫闭关锁国。国门紧闭，大清倒是省事了，这可让一心想要扩大对中国贸易的英国，干着急没办法。

在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英国商人忍受着广州海关和十三行的盘剥勒索，忍受着种种歧视和不公，辛辛苦苦埋头做买卖。

他们辛辛苦苦从欧洲运来洋货，再贩运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回到欧洲。在这来来往往之间，他们发现能够卖给中国人的东西实在太少，而从中国采购的货物数额十分庞大。正式一点的说法，就是出现了严重的贸易逆差。

英国对华出口的商品90%以上，是毛织品和棉织品。日升而作、日落而息的大清老百姓，过着自给自足的小日子。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吃着自种的粮食，穿着自家织的布。洋人的商品，有它不多，没它不少，花那个闲钱干什么？民间对洋货需求量并不大，所以，洋商远涉重洋，靠卖东西赚钱，其结果并不理想。

要想赚钱，就必须贩卖中国的丝织品、茶叶、瓷器等商品回去。欧美各国对这些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巨大。只要拉回去，保赚不赔。天长日久，就形成了严重的贸易逆差。

长期的贸易逆差，钱都流向了大清。这导致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银荒”，即银子不够用了。

当时英国和西方各国实行的是金本位制的货币，而大清实行的是银本位制。英国要和大清贸易，就必须使用白银。在金银的兑换中，英国本就十分吃亏，再加上长期的贸易逆差，这使英国国内产生了严重的白银紧缺。

面对对华贸易的劣势，英国人将希望寄托在外交交涉上，于是他们派出使团，希望改善中英贸易的格局。可结果毫无用处，傲慢的天朝上国，压根儿就不好好搭理这些黄头发、蓝眼珠子的洋夷。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乾隆皇帝将他们当成朝贡的番邦使者，压根儿就不同意他们扩大通商的请求。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又派阿美士德勋爵率领使团访华。因使团不愿向大清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结果连嘉庆皇帝的面也没见上，就被打发回国了。

在天朝上国的意识里，蛮夷拿着贡品，三跪九叩地来朝贡，咱欢迎；不愿磕头，要求平等通商，对不起，你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吧。

英国试图通过外交渠道，扩大对华贸易的尝试，彻底失败了。

于是，他们就尝试着用炮舰撞开中国的大门。

嘉庆七年（1802年），英国兵船以防止法国侵占澳门为由，开进伶仃洋面，准备登陆。结果被当时的署理两广总督瑚图礼忽悠加劝阻给糊弄回去了。

嘉庆十三年（1808年），英国又借口对抗法国，强占澳门，登陆黄埔。嘉庆皇帝得知后龙颜大怒：“边疆重地，外夷敢心存觊觎，饰词尝试，不可稍示以弱。”

时任两广总督吴熊光领旨后，立即调兵封锁澳门，在黄埔等地布防。英军看清朝要来硬的，马上撤离黄埔。

武力试探也没什么用。骄傲的大清，堂堂的天朝上国根本就不吃那一套。

7．鸦片的泛滥

当英国政府面对改变对华贸易的劣势局面，一筹莫展的时候，英国商人们却找到了一个破局的“法宝”——鸦片。

鸦片又叫阿片，俗称大烟，在中国医药宝典《本草纲目》中，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阿芙蓉。鸦片源于罂粟植物蒴果，其所含主要生物碱是吗啡。

从史料记载来看，中国人直到唐代才从阿拉伯人那里，对罂粟有所了解，并开始种植。最初它只是被作为观赏植物，像花一样被养着。

宋代以后，人们逐渐了解了鸦片的药用价值，在实践中摸索出鸦片在治疗痢疾、咳嗽、痔疮等疾病上的特殊疗效。中医也认识到鸦片是一种猛药，使用时要非常小心。

明中期以前，中国基本上不存在吸食鸦片上瘾的群体。从明朝末年到清朝初期，中国人吸食鸦片的现象出现并慢慢扩大起来。起先，吸食鸦片只是富裕阶层的特殊雅好。不久，这种雅好就自上而下传播，一直泛滥到各个阶层。

当时，鸦片在中国本土几乎没有种植，所以价格比较昂贵。随着吸食人数越来越多，鸦片的价格也就水涨船高，越来越贵。以致在许多地方，鸦片甚至可以代替金银，成为能够流通的硬通货。

19世纪初以前，世界各地并未把鸦片视为洪水猛兽，鸦片像酒、烟一样，只是人们的一种嗜好。加之鸦片还有疗病的功能，所以大多数人甚至认为鸦片是一种对人有益的东西。

在对华贸易中，精明的英国商人发现，中国人对鸦片存在特殊的兴趣。于是，他们就从印度等地运来鸦片，再偷偷卖到中国。

鸦片泛滥，引起了大清统治者的高度警惕。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颁布了禁止吸食烟草和鸦片的律令。其中对贩买鸦片的处罚为：“兴贩鸦片烟收买违禁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若私开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对吸食鸦片者的处罚较轻：“收监，俟其戒绝之后，准予释放”。

嘉庆年间，皇帝多次下旨，要求查禁输入鸦片和在国内种植罂粟的活动。

嘉庆十八年（1813年），朝廷颁行了《官吏、兵弁及人民吸食鸦片治罪则例》。

嘉庆二十年（1815年），朝廷又制定了《查禁鸦片烟章程》，对贩卖和吸食鸦片的处罚进一步加重。但是，这时王公大臣，八旗绿营，平民百姓大量染上鸦片烟瘾，鸦片的危害已经难以挽回。

朝廷越查禁，鸦片泛滥就越猖獗。这种怪现象的根源就是大清烂到根子上的吏治腐败。巨大的鸦片需求，带来巨额利润。面对发财的机会，谁都不会淡定。英国商人将鸦片运到中国；中国海关官员和沿海士兵纷纷参与其中，收受贿赂，为洋商走私保驾护航。大清政府所谓的严禁鸦片，也就变得徒有形式。

鸦片走私不断扩大，英国对华贸易的劣势就开始得以逆转。原来的逆差变成了顺差，中国的白银开始哗哗地流向英国，换成了黑乎乎的鸦片。英国的银荒问题解决了，而大清则开始白银紧缺，国势日渐衰弱。

鸦片走私，将大清紧闭的国门挤开了一道缝隙。沉溺于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清廷，即将迎来可悲可叹的风雨飘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