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8年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我曾经借用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的那段著名的话来描绘当时“两头冒尖”的经济和社会景况：“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从那时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这种“两头冒尖”的状况却似乎愈演愈烈。

从一方面看，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实现了经济发展的三级跳：从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低中等收入国家，再进一步进入高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由于人口众多，体量巨大，它在全球事务中的分量也变得举足轻重，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国际新星。

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图景却远不是那样美妙亮丽。

实际上，中国的改革还只是走在半途。它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政府和国有经济虽然已经不再囊括一切，但还是牢牢掌握国民经济的一切“制高点”，主宰着非国有经济的命运。且不说现行体制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即使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也呈现出一种缺乏规则和权力多方干预的“原始”状态。

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矛盾也逐渐积累。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多方面的改革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下，不但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使经济活动和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受到威胁、愈来愈靠货币超发和信用膨胀来维持GDP的增长，使资产泡沫形成和资产负债表杠杆化等旧疾牵延未愈，腐败活动愈益猖獗，侵入社会肌体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别悬殊，各种矛盾趋于激化，社会面临破裂溃散的危险。

对于这种两极共生现象的存在，多数人都是承认的。但是，对于为什么发生这样的现象以及出路何在，却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种先被叫作“北京共识”，后来以“中国模式论”闻名的观点对这种现象的解读是：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的成绩，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具有一个以强势政府和国有经济对社会的强力管控为基本特征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种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力地贯彻国家意志，因而能够创造北京奥运、高铁建设和一些地区GDP连续两位数的增长等“奇迹”。而且由于它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继续保持GDP的高速度增长，为世界市场提供了支持，应该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各国的楷模。

至于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乱象，在这种观点看来，却是政府的掌控还不够全面有力，“举国体制”的执行还不够坚决彻底，因而市场自发力量还能够干扰国家意志的贯彻。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应当进一步扩大政府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进一步强化这种强政府、大国企、用海量投资拉动GDP高速度增长的发展模式。

我们的看法和上述观点完全相反。

只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前30年和后30年的情况做一番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模式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获得的良好成绩所作的解读，是完全无法令人信服的。如果说强势政府和国有经济的强力管控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那么，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中国拥有一个较之当下更强势的政府和一统天下的国有经济，为什么中国人得到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苦难，经历了一次大饥荒就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生命的人间惨剧？相反，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后30年和始终未能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前30年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进行了改革。在原有的所谓“榨取性体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之外，以开放市场为前提的所谓“包容性体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也开始出现。

30多年来，虽然各个领域改革的推进程度并不相同，且原有的政府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还在一些重要领域保持未动，但这一轮改革毕竟使一个也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局部地建立起来。

市场制度的建立解放了久被落后制度所束缚压制的生产力，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这具体地表现为：第一，改革为民间创业开拓了活动空间，使中国民间长期被压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积极性喷薄而出。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户民间企业。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的发展的最基础的推动力量。第二，市场的开放和民间创业活动的活跃，使大量原来无法流动的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能够从效率较低的经济活动流向效率较高的经济活动。生产要素大量向相对高效部门的转移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第三，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使中国能够利用发达国家储蓄率过低、投资缺口过大造成的机会，扩大出口，用国际市场的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产出的高速度增长。第四，实行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在人力资本投资还没有发挥作用、自主创新活动还没有开展起来的条件下，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装备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在应用层面上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在过去几百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度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正是由于中国改革尚未取得完全的成功，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造成的。

这种不完善性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state sector，包括国有经济和国家党政机构）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虽然国有经济在经济活动总量中并不占有优势，但它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commanding heights），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

制度缺陷造成了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是中国迫切需要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或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迟迟不能实现，因此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变得愈来愈严峻。第二，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造成了普遍的寻租环境，使腐败活动不可扼制地蔓延开来，深入到党政组织的肌体之中。

这一切足以说明，改革开放才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30年高速度增长的真正原因所在。改革和一切社会演变相同，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不能将市场化的改革继续向前推进，不但旧体制下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痼疾得不到消除，在经济效率由于前面讲到的生产结构变化和“适应性创新”而有所提高以后，随着城市化进入后期和中国产业技术水平与外国产业技术水平之间落差的大幅度缩小，如果不能找到新的支持有效率增长的来源，原有的生产率提高的势头也无法保持。这样，中国就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

特别严重的是，由于本世纪初期以来改革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倾向，这就使中国现行的“半统制、半市场”混合体制的消极方面更加强化。

事实上，这种“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一旦建立，就只可能有两种发展前途：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我把它称为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和对经济的“控制力”，演变为政府控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而在中国的条件下，从寻租活动中取得巨大利益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舆论工具竭力把社会拉向极右的方向。如果没有力量阻断这种进程，国家资本主义十有八九就会演化为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或所谓“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值得警惕的是：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极右发展，也可能引发打着激进革命旗帜的极左力量的兴起。极左往往是对极右的惩罚。在当今的中国，如果不能采取果断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措施来制止权贵对国库和各阶层人民的掠夺，舒缓社会矛盾，就有可能发生顾准所说的“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而某些枭雄式的人物正好可以利用这种情势，用“打土豪、分田地”一类极端“革命”的口号，误导深受权贵压榨因而热切希望获得公平正义的大众，把他们引向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歧途，使建设现代中国的进程遭到中断。

由以上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为了避免社会危机的发生，必须当机立断，痛下决心，重启改革议程，真实地而非口头上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实现从威权发展模式（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到民主发展模式（democratic developmentalism）的转型。在我们看来，这是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需要一切关心中国命运和前途的人们共同切磋，探求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解答。我们希望在本书中通过两人之间的对话，展现我们对中国改革历程的回顾和对经济社会现实的观察思考，陈述我们探求中国如何平稳实现现代转型的道路所得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