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敢讲真话、光明磊落

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说过，“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并解释说，“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季老的这段话含义深刻。“说出来的一定是真话”与“假话全不讲”揭示了这位饱学高士、诚实君子做人的道德底线，也是值得世人借鉴的做人准则。当然，季老的话作为一种做人的智慧和技巧，无可厚非。但我们党是求真务实、光明磊落的无产阶级政党，党员领导干部在党内生活中应该坦诚相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2011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强调，领导干部中要进一步营造和保持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的良好氛围，鼓励如实反映情况和提出不同意见。这一要求，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和优良传统。

讲真话不仅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品质，也是每个领导干部应该坚持和发扬的优良作风。所谓真话，是指那些反映了事物真相的话。它不是对事物现象的简单描述，而是那些不被现象所迷惑的实事求是的话。讲真话除了要求内容真实外，还与“讲”的态度有关，也就是真诚地讲话。真实是真诚的前提条件，是衡量讲话是否具有说服力的重要标准；真诚是真实的必然反映，它可以增强讲话的感染力。对于领导干部而言，讲真话是真诚地讲话和讲真实的话的统一，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讲真话固然是必需的，真诚地讲话也是必需的。讲真话与真诚地讲话是党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必备素质。

讲真话不仅需要勇气，有时还要冒着撤职、罢官甚至杀头的危险。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就因为捍卫哥白尼的“日心说”被活活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秉笔直书的司马迁因为为出击匈奴而兵败的李陵辩护而遭受了宫刑。在我党的历史上，也有因为说真话遭人误解、被错误处理，被撤职甚至开除党籍的。但他们仍不改初衷，坚持真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今天，有些领导干部不愿意讲真话，一方面是怕得罪上级部门和领导，遭到打击报复，或使自己的利益受到限制和冲击。另一方面是因为上行下效，少数上级机关官僚主义严重，下达的指标不切实际，并暗示、默许下级虚报说谎。有些地方说真话的人遭冷落、受排挤，说假话的人反被重用，致使人们不愿意或不敢说真话。尽管说真话有时很危险，但它不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普遍现象，而且事实上，说真话终究会被历史所认可、为人民所铭记。作为群众利益的代表，领导干部应该不计个人得失，勇于讲真话。

领导干部讲真话，作为社会的期望、公众的要求和自身的需要，关系十分重大。其一，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列宁说：“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领导干部讲真话，如实反映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有利于统一广大干部群众的认识，团结和带领他们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其二，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淳正。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骨干力量。他们的道德品质和作风状况如何，对社会有着重要的带动和引领作用。领导干部如果乐于讲真话，假话就不会有市场，久而久之，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就能不断好转。其三，有利于领导干部内心宁静、襟怀坦白。一个讲真话的人，用不着担心露出什么马脚，以致要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为自己辩护，“一条道走到黑”。俗话说，一句谎话需要十句谎话来弥补，“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说谎者经常担心谎言被攻破，因而战战兢兢、担惊受怕，容易疑神疑鬼、患得患失。因此，无论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计，还是就领导干部的作风和党性修养而言，领导干部都应该带头讲真话。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却不敢讲真话：讲套话、大话、空话，毫无实事求是之心，而有哗众取宠之意；讲上级领导愿意听的话，以投其所好，以获得上级领导的褒奖；讲与自己的职责无关的话，使他人无法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讲避重就轻的话，以掩饰自己工作中的失误或者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蒙骗组织和群众；讲夸大自己政绩的话，以骗取组织和他人的信任，造成自己具有突出行政能力的假象；有的甚至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假话强词夺理。因贪污、受贿罪被执行死刑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就被人讽为“王三吹”。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他竟然要求他人虚报“政绩”，公然声称：“数字报大点无关紧要，又不交税，数字能鼓舞干劲”, “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而是要让领导看到政绩”。这种不讲真话，以讲假话为能事的恶劣行径，绝非细节或者小事，会对党和人民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

领导干部不仅要带头讲真话，还要善于听真话。隋唐时期，裴钜曾两朝为官，隋炀帝喜欢被恭维，裴钜经常溜须拍马，尽说好话。到了唐朝，李世民爱听真话，裴钜每朝必谏。对此，司马光说，裴钜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有变也，而是“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忠”。这个故事启示我们，人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的人面前，才愿意讲真话、敢于讲真话。只有领导干部带头听真话，才能听得到真话。俗话说：“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经济学上讲供求关系，有求才有供。现在有些领导干部抱怨听不到真话，或者感到听真话很难，直接原因是百姓深恶痛绝的假话有市场。一方面是有些上级机关和某些领导干部为追求政绩，心浮气躁、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不想听真话，也听不进去真话。另一方面是对讲假话的人不制止甚至提拔重用，助长了说假话的歪风。周恩来同志说过：“要大家讲真话，首先领导干部必须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可见，听真话和讲真话同样重要。

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在韩国住了26年的日本人，写了一本书，专门讲韩国的坏话，批评得很辛辣。书名也怪，叫《准备被人打死而写的对韩国和韩国人的批判》。想不到此书出版后成了畅销书。韩国许多地方陆续召开会议，专门骂自己。有一次大会，还邀请这位作者去骂。作者说我现在不骂了，因为韩国已经觉悟了。可见，善讲真话者明，愿听真话者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敢讲真话、善听真话，不仅是其胸襟气度的直接反映，更是其充实和提高的重要途径。各级领导干部要从中得到启示，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以良好的党性修养和道德品行，坚持讲真话、力戒讲假话，倡导听真话、反对听假话。这样，于公于私、于国于家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