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增长极理论
一 佩鲁对增长极的研究
增长极的理论最初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该理论被认为是西方区域经济学中经济区域观念的基石,是不平衡发展论的依据之一。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以带动经济发展。佩鲁认为,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推进性单元就可以描述为增长极。增长极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因此,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些增长点或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他借用了磁场内部运动在磁极最强这一规律,称经济发展的这种区域极化为增长极。
佩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主要包括狭义经济增长极和广义经济增长极。狭义经济增长极有三种类型,包括产业增长极、城市增长极和潜在的经济增长极。广义经济增长极指的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和生产点,如制度创新点。
增长极理论的基本点包括地理空间表现为一定规模的城市、必须存在推进型的主导工业部门和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具有扩散和回流效应。在增长极的理论下,经济的增长通常被认为是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的依次推进,有相互联系的系统。[5]
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是在现代系统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发展的非均衡发展理论,他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中归纳出一个基本的观点:发展可以导致物质与能量远离平衡位置的亚稳状态。并且认为:假如排除纯粹语言上的变换之外,这种观点就为物理的、生物的和信息的、熵和负熵的研究,以及它们在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应用结果的研究开辟了一条道路。
二 布代维尔对增长极概念的专业化
在佩鲁提出增长极理论之后,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将增长极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理论中。他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者之上的运用,增长极在拥有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城镇中出现,他定义的增长极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且在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布代维尔认为,通过“最有效地规划配置增长极并且通过推进工业的机制”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三 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
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是由著名的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1957年提出的,后来经过卡尔多等的发展逐渐具体化为模型。
缪尔达尔等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中,社会经济各因素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后一因素的变化,反过来又加强了前一个因素的变化,并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那个因素变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累积性的循环发展趋势。市场力量的作用一般趋向于强化而不是弱化区域间的不平衡,即如果某一地区由于初始的优势而比别的地区发展得快一些,那么它凭借已有优势,在以后的日子里会发展得更快一些。在经济循环累积过程中,这种累积效应有两种相反的效应,即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前者指落后地区的资金、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导致落后地区要素不足,发展更慢;后者指发达地区的资金和劳动力向落后地区流动,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总之,循环累积因果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首先是从一些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发展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时,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
缪尔达尔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解释了“地理上二元经济”的消除问题,他认为,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将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两种效应:一是回波效应,即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受收益差异的影响,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回波效应将导致地区间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二是扩散效应。由于回波效应的作用并不是无节制的,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也是有限度的,当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人口稠密、交通拥挤、污染严重、资本过剩、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等原因,生产成本上升,外部经济效益逐渐变小,从而减弱了经济增长的势头。这时,发达地区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将变得不经济,资本、劳动力、技术就自然而然地向落后地区扩散,缪尔达尔把这一过程称之为扩散效应。扩散效应有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同时缪尔达尔认为,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减速会使社会增加对不发达地区产品的需求,从而刺激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进而导致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发展差距的缩小。[6]在缪尔达尔之后,卡尔多又对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予以发展。卡尔多提出了效率工资概念,并用以解释循环累积效应的形成。卡尔多指出,各地区的效率工资,即货币工资与生产率比值的大小,决定了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趋势。效率工资低的地区,经济增长率高;效率工资高的地区,经济增长率低。从理论上来讲,一国之内各地区的效率工资应该相同。但在繁荣地区,由于经济聚集引致规模报酬递增,生产率较高,降低了效率工资,因而经济增长率高。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又提高了生产率,进而又降低了效率工资,反过来又使经济增长率提高。如此循环累积,繁荣地区将更加繁荣,落后地区更加落后。
四 赫尔希曼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
赫尔希曼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他对一个国家内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极化—涓滴效应学说,用以解释经济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经济相互作用及影响。该学说是他在《不发达国家中的投资政策与“二元性”》一文中提出的,后又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进一步做了阐述。赫尔希曼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先在某个区域发生,那么它就会对其他区域产生作用。为了解释方便,他把经济相对发达区域称为北方,欠发达区域称为南方。北方的增长对南方将产生不利和有利的作用,分别称之为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
赫尔希曼认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涓滴效应最终会大于极化效应而占据优势,原因是北方的发展长期来看将带动南方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北方的发展会出现城市拥挤等环境问题,南方的落后则从国内市场需求方面限制了北方的经济扩张,国家经济发展也将因南方的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受到损害,于是国家将出面来干预经济发展,加强北方的涓滴效应,促进南方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北方的经济继续增长。
涓滴效应体现在北方吸收南方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南方的就业压力,有利于南方解决失业问题。在互补的情况下,北方向南方购买商品和投资的增加,会给南方带来发展的机会,刺激南方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北方的先进技术、管理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进步因素向南方的涓滴,将对南方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产生多方面的推动作用。
五 威尔伯·汤普森的“城市规模棘轮”假设
美国城市经济学家威尔伯·汤普森对增长极的城市规模与数量做了历史的归纳研究,提出了“城市规模棘轮”假设。他指出城市增长极的人口的规模越小越脆弱。人口规模一旦小于10万,潜在的增长中心发展受挫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而越过“城市规模棘轮”的制约,决定性最小规模是25万人口左右。因此,工业投资应在一定规模的城市集中。
六 对增长极的评述
(一)增长极理论的局限性
增长极理论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增长极的极化作用。增长极主导产业和推动性工业的发展,具有相对利益,产生吸引力和向心力,使周围地区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转移到核心地区,剥夺了周围区域的发展机会,使核心地区域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扩大,这是增长极对周围区域产生的负效果。二是扩散阶段前的极化阶段时间过于漫长。扩散作用是极化作用的反向过程,两者作用力的大小是不等的。缪尔达尔认为,市场力的作用通常是倾向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异,在增长极的作用过程中,如果不加强国家干预,极化效应总是大于扩散效应。但赫尔希曼认为,增长的累积性不会无限地进行下去,从长期看地理上的涓滴效应将足以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无论哪种观点,增长极的扩散效应不可否认,扩散阶段前的极化阶段无疑是漫长的。然而,要度过这个漫长的时间,落后地区的人民要继续忍受贫困,政治不安定的因素可能增加。对于讲求政绩的政府官员,在短期内看不到政策的显著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增长极政策的实施起到阻碍。三是推动性产业的性质决定增长极不能带来很多的就业机会。推动性产业是同主导产业紧密配合的新兴产业,具有很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属于迅速增长的企业类型,而且具有较大的规模。推动性产业的性质决定了增长极一般以现代工业为目标,技术装备和管理方法较为先进,因此培育增长极并不能解决很多的就业问题,反而容易形成“飞地”型的增长极。四是新区开发给投资带来一定难度。上文已经论述从政府角度增长极政策实施的难度。在投资商角度上,增长极一般以城镇为依托,又常不在已有建成区,这些地方交通一般不便,生活服务设施相对较差,投资者往往不愿意为这种新区投资,而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政府的投入,如果政府不采取积极的态度,增长极政策的实施困难很大。五是增长极理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区域发展政策,它若单纯依靠外力,可能造成脆弱的国民经济。在全球化与本地化趋势并存的世界经济中,寻求依靠内力发展地方经济的道路,以知识和技术为本的区域发展战略越来越受到很多国家政府的重视。[7]
(二)增长极理论的优势
增长极理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增长极理论对社会发展过程的描述更加真实。新古典经济学学者提倡均衡说,认为空间经济要素配置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即使短期内出现偏离,长期内也会回到均衡位置。佩鲁则主张非对称的支配关系,认为经济一旦偏离初始均衡,就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运动,除非有外在的反方向力量推动才会回到均衡位置。这一点非常符合地区差异存在的现实。第二,增长极概念非常重视创新和推进型企业的重要作用,鼓励技术革新,符合社会进步的动态趋势。第三,增长极概念形式简单明了,易于了解,对政策制定者很有吸引力。同时,增长极理论提出了一些便于操作的有效政策,使政策制定者容易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