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汉语的鼻音声母

一 鼻音声母研究

鼻音在语言中很普遍。据佛古森（Ferguson）所言，每一个语言中都至少有一个基本鼻音。[1]鼻音在世界语言中的不同表现更为丰富，从发声到音系规则都不尽相同。因此，鼻音研究一直是语言学家广泛关注的对象。关于鼻音的生理、声学特性学界已有较多的研究和一致的结论。与鼻音（nasal）密切相关的还有鼻化（nasalization）现象。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曾举行过鼻音、鼻化的讨论会，出版有专题论文集。研究者们对鼻音、鼻化的共性现象，鼻音本身的声学特性等方面进行了很多研究，推进了对鼻音的认识。例如 J.J.Ohala从生理、物理角度对鼻音模式进行了探讨；J.Wright研究了元音鼻化在感知空间中的表现；H.Clumeck 使用光鼻仪（Nasograph）研究了不同语言发元音时软腭的变化情况；M.Ruhlen 给出了鼻化元音的较多语言材料并对鼻化元音的历时演化情况进行了探讨；等等。[2]

鼻音也叫“鼻塞音”。由发音方法来看，发音时，软腭下垂，气流进入鼻腔，同时关闭口腔通道；由发音部位来看，国际音标辅音图中有八种，即双唇、唇齿、齿/龈、腭前、卷舌、硬腭、软腭、小舌诸部位都可对口腔内气流进行阻碍，形成相应部位的鼻音/m/、/ɱ/、/n/、/ȵ/、/ɳ/、/ɲ/、/ŋ/、/N/。据麦迪森（Maddieson）的调查统计，317种语言中有1057个鼻音，平均每个语言3.3个鼻音。[3]一种语言中鼻音最多可以有六个部位的对立，和塞音情况一样。齿/龈部位的鼻音/n/最多，占三分之一；其次为双唇部位的鼻音/m/，比重相当；再次为软腭鼻音/ŋ/，近五分之一。硬腭鼻音/ɲ/也占到十分之一强。以上四种相加占95 %强。卷舌鼻音/ɳ/和腭前鼻音/ȵ/各占2%左右。唇齿鼻音/ɱ/很少，占不到千分之一。没有小舌鼻音/N/，此音很罕见，在藏缅语族中可偶见。[4]

汉语中的鼻音并不复杂，常见的鼻音有/m/、/n/、/ȵ/、/ŋ/，有极少数方言中有/ɳ/。就做声母而言，普通话中只有/m/、/n/可以做声母，方言中/m/、/n/、/ȵ/、/ŋ/、/ɳ/都可以做声母，但出现的频率不同。汉语方言中鼻音声母/n/和/ȵ/互补的情况较普遍，即洪音韵母之前为/n/，细音韵母之前为/ȵ/，可把/ȵ/看作是/n/的变体，因而可以归并为一个音位；有些方言/n/和/ȵ/两个音位都没有，如南京话、合肥话、贵阳话，/n/或/ȵ/都作为边音的/l/音位的变体出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n/、/l/不分的方言。汉语方言中的/n/、/l/分混的类型很复杂，要了解其实质就必须全面了解鼻通音和边通音声母的特性及二者的关系。季云起[5]曾统计过31个汉语方言点中，鼻音声母的出现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m/（100%）＞/n/（87.10%）＞/ŋ/（61.29%）＞/ȵ/（29.03%）＞/ɳ/（3.22 %）（“＞”表示大于，下同）。各鼻音出现的频率大致与麦迪森的统计一致。汉语中/n/频率较/m/低，而/ȵ/频率较高的原因是许多汉语方言中/n/和/ȵ/互补或/n/、/l/分混的影响造成的。

鼻音的声学特征主要表现在第一共振峰 F1和反共振峰。鼻音的共振峰结构与元音的相似，但鼻音的 F1的带宽比较宽，较低，通常约为250Hz,F2位置较高，在 F1、F2之间通常没有能量。鼻辅音之间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它们前面元音出现的不同共振峰音渡。[6]由于不同鼻音在口腔内的成阻点不同，反共振腔的大小也就不同。一般而言，反共振腔越大，第一共振峰和反共振频率就越低。[7]

上述鼻音都没有复杂的附加发声特征，都属于基本鼻音。基本鼻音并不复杂，而且外部特征明显。但当鼻音和发声态或口腔音同时产生或组合产生时，便会产生各种复杂的语音现象。朱晓农[8]基于汉语方言和民族语对此类现象做了细致的归纳和描写。

汉语鼻音研究大多是基于传统的生理、声学角度来考察的。其中对普通话鼻音特性的研究较多。汉语普通话及方言的鼻音声母/m/、/n/、/ȵ/、/ŋ/、/ɳ/的声学特征都不复杂。普通话鼻音声母的声学研究大都从共振峰、谱图等描述其特性，可参见吴宗济等。[9]只有少数方言中的鼻音声母具有复杂的附加发音特征，如清鼻音、前喉塞鼻音以及长短鼻音等。这些鼻音的声学特征都可以加以辨认和描写。[10]

学者们还研究了普通话音节中清辅音、元音、鼻音之间的协同发音现象。陈嘉猷、鲍怀翘[11]利用动态腭位图和三维语图相结合的方法测量了普通话塞音、塞擦音发音过程的七个时间段，揭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讨论了音节内部及音节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两项涉及元音、鼻尾与塞音、塞擦音的关系：元音韵后的 C2长于鼻韵尾后的 C2;C2的后成阻段为负值时，其前一音节的韵母一定有一个鼻韵尾。李俭利用动态腭位（EPG）观察汉语普通话辅音的发音部位及其在不同元音语境下的协同发音变化。[12]结果证明，传统描述的和EPG数据显示的辅音发音部位在少数几个辅音的前后顺序上有一定的差异；同时，辅音的发音姿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在VCV 序列之中，辅音和元音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发音姿态在时域上叠加。郑玉玲、刘佳以汉语普通话 C # C 结构的鼻韵尾/n/、/ŋ/和后续辅音（简称N 1 C2）的协同发音为研究对象，采用动态腭位和声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揭示了 N 1 C2协同发音的声学模式和成因，观察了辅音的动态发音过程，即在各种语境中发音部位的变化，依据发辅音时，舌与上颚的接触部位，归纳出辅音发音表，并指出与目前的传统描述的普通话辅音发音姿态的一致性和不同点。[13]文章从辅音发音部位的动态范围，探询不同辅音发音部位受约束程度的差异以及辅音协同发音的现象和成因，指出辅音对后接元音的携带关系是辅音协同发音现象的主要成因。

二 汉语声母/n/、/l/分混的类型研究

边音是指发音时舌头抬起，在口腔内沿着中线某处形成阻碍，微弱气流从阻碍点两侧流出。边音很常见，世界上八九成的语言中都有。典型的边音有很清晰的共振峰，由于发音部位的不同，各类边音的共振峰会有差异。汉语中以舌尖齿龈边音/l/居多，实际部位比相应的塞音/t/、/th/稍后。方言中较少有边音部位对立的，山西晋城方言有两个边音，一个舌尖齿龈边音/l/，一个卷舌边音/ɭ/,/ɭ/自成音节。[14]鼻、边音及这两类浊擦音发音时声带都振颤，在听感上都比较响亮，所以可以都称为响音。二者的声学特征相近，都与元音相似，有清晰的共振峰。

从历时来源上看，现代汉语中的/n/、/l/声母主要与古音中的泥母、娘母、日母、疑母、来母等次浊音声母有关，在各个方言中的具体情况则是极为复杂的。/n/、/l/两声母在汉语大多数方言泾渭分明，但仍有不少方言/n/、/l/不分，还有一些方言是二者既有分野又有交叉。学者们对这一现象早有描述，并概括为两大类型：区分/n/与/l/的，/n/、/l/不分的。然而，“同是分，不见得都是/n-/和/l-/的分别；同是混，是/n-/是/l-/各地也并不一样”[15]。可见，各个大类之中还会存在具体表现不同的小类，最常见的就是受韵母洪细[16]不同的影响而产生相应的区别，也有些是元音或韵尾的影响而有所不同，等等。

季云起的博士学位论文《汉语塞音声母的格局研究——在汉藏语系大背景下的类型学观照》分析了汉语及汉藏语系中一些民族语的塞音格局。[17]其中有关章节研究了汉语方言中声母/n/、/l/分混的类型。汉语方言依据的材料是《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方言音档》[18]中40个方言点的音系材料，归纳了声母/n/、/l/分混的类型，见表1—1。

声母/n/与/l/的区分与混读在类型的分布上存在很突出的差异：区分/n/与/l/的类型占据了汉语方言中的绝大部分，也就是说，这种类型是主流类型。在九大方言区中，七个方言区都有分布；而/n/与/l/不分的方言只分布在官话方言的部分地区以及湘语区和赣语区。两大类型中的小类的分布数量不一，区分/n/与/l/的大类，其中的/n/、/l/型方言有22个之多，而/n/、/ȵ/、/l/型方言则只有8个，吴语中就有4个。/n/与/l/不分的大类，在/n/与/l/混而为一的类型中，虽然都是分布于官话方言区，但是其数量对比非常显著：其/l/型方言有3个，而/n/型方言只有1个，前者为后者的3倍。在洪混细分的类型中，其/l/、/ȵ/型方言有4个，分布于4个方言区；而/n/、/ȵ/型方言只有2个，分布于2个方言区，前者也是后者的2倍之多。在/n/与/l/相混的方言中，声母/l/较之/n/具有更强的分布优势。季文虽然材料有限，但有一定的代表性，为深入研究/n/、/l/分混现象打下了必要基础。国外针对汉语方言/n/、/l/分混类型的研究还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