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洲研究·2017年第2卷（第11卷）
-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主办
- 10006字
- 2021-03-29 19:02:20
南苏丹石油出口通道问题探析[1]
曹峰毓 王涛
【内容提要】南苏丹独立后，为了扭转在与苏丹能源博弈中的不利地位，开始逐步探索新的石油出口路线。对于南北苏丹而言，南苏丹的此项努力迫使苏丹在管道使用费等问题上让步。对整个东非地区来说，该计划可促进南苏丹、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三国间基础设施的整合，进而增强了肯尼亚交通枢纽的地位，却也使乌干达转向与坦桑尼亚进行能源合作，割裂了东非的一体化。对于域外国家来说，南苏丹的举动威胁到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并使中国在应对上陷入被动；但同时给了欧美国家重返该国石油领域的机会，并使之能够在政治、经济上进一步渗透到东非地区。
【关键词】地缘政治；南苏丹；石油出口通道；苏丹；东非
【作者简介】曹峰毓，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王涛，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教授（昆明，650091）
苏丹是非洲首个与中国进行大规模石油合作的国家。经过与苏丹长达二十余年的紧密合作，中国石油公司在该国的业务范围逐渐由上游的石油勘探开采发展至中下游的运输、炼油、化工、成品油销售等领域，并发展出了一套被称为“苏丹模式”的海外资源开发范式，苏丹也由此成为中国石油公司向其他非洲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基地。[2]对中国来说，苏丹石油资源的意义早已超出一般的经济利益领域而上升至战略层面。在这种情况下，南苏丹在2011年的独立已经并将持续地给中国在该地区的各类利益带来重大影响，并进而给中国的外交能力带来巨大考验。因此，南苏丹在独立之初便受到了中国学界的高度关注，而该国的石油问题更是成为各类研究的焦点所在。[3]
目前，南苏丹已独立五年有余。相比于独立之初，该国的石油博弈形势有了很多新的变化。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点是南苏丹计划改变石油的出口路线，经由肯尼亚或者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修建石油出口管道以彻底消除对苏丹在石油出口问题上的依赖。该规划已经给南北苏丹以及周边地区和相关域外国家的外交关系带来了巨大影响。本文拟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从南北苏丹、东非地区、域外大国三个层次入手，探讨与南苏丹石油出口通道问题相关的内外环境因素及各种关系的互动，进而思考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一 南苏丹石油出口通道问题的历史背景与现状
南苏丹石油出口通道问题从根本上看是南北苏丹长期历史对抗与资源争夺的产物。由于生活在苏丹北方的阿拉伯人与南方的丁卡人（Dinka）和努尔人（Nuer）在宗教信仰、语言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加之苏丹政府推行的不当民族政策，该国南北方关系持续紧张。双方最终在1955年爆发了第一次苏丹内战。随着1972年苏丹政府与南方分离武装签署《亚的斯亚贝巴协议》（Addis Ababa Agreement），此次内战以苏丹南方获得了一定的自治权而告终，并通过法律的形式保障了“南方地区政府有权获得本地区出口的所有收益”。随后于1979—1980年，雪佛龙公司（Chevron）先后在苏丹南方的穆格莱德（Mugland）和本提乌（Bentiu）发现石油资源，后者的总储量估计高达5.93亿桶。丰富的“石油黑金”引起苏丹政府的觊觎，时任苏丹总统尼迈里（Gaafar Muhammad Nimeiry）单方面决定修改南北方州的边界，将本提乌划归北方所有，并计划修建连接南方油田和苏丹港（Port Sudan）的输油管道，企图将南方石油北运出口。苏丹南方政府认为这些举措违反了《亚的斯亚贝巴协议》相关条款，是控制南方石油资源的阴谋，随即提出了经由肯尼亚蒙巴萨港（Mombasa）直接出口的管道计划。该计划可看作是南苏丹改变石油出口通道的最初尝试，目的是摆脱苏丹北方对其石油资源的控制。
苏丹政府与苏丹南方对石油资源的争夺引发了从1983年持续至2005年的第二次南北内战。在战争中，油田成为苏丹政府军与苏丹南部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军”（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的主要争夺对象。2005年，冲突双方签署《全面和平协定》（The 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根据协定，苏丹南方将在2011年举行公投以决定是否从苏丹分离。在过渡期中，尽管苏丹南北方就石油收益分配达成了协议，但南方指责苏丹政府拖延付款，并与石油买家秘密交易，盗取石油收入。2007年领导南方政府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甚至因此退出联合政府。此外，在和平协定中，并未明确划定重要产油区阿卜耶伊（Abyei）的归属，为日后冲突埋下隐患。[4]
2011年南苏丹独立后，由于仍要依靠过境苏丹的输油管道实现油品出口，南北苏丹围绕管道使用费争议不断。苏丹方面报价为每桶32—36美元，而南苏丹仅同意支付每桶约1美元的价格。2011年末，苏丹没收了南苏丹价值约8亿美元的石油以抵扣其“拖欠”的管道使用费，而南苏丹则以停止石油生产进行反击。[5]直至2013年4月，南苏丹同意支付每桶24—26美元的管道使用费，这次风波才以南苏丹被迫支付高额使用费的结局告终。[6]另外，阿卜耶伊地区归属的公投问题也因南北苏丹无法就选民资格达成一致而陷入僵局，并导致多次边界冲突。[7]南北苏丹的这次纠纷影响了南苏丹石油的开采与出口，导致其石油产量在2012年出现大幅下滑（见图1）。
图1 2005—2013年南北苏丹石油产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Country Analysis Brief：Sudan and South Sudan”，EIA，September，2014，https://www.eia.gov/beta/international/analysis_includes/countries_long/Sudan_and_South_Sudan/sudan.pdf。
综上，南北苏丹固有的族群与宗教矛盾引发了长时期的冲突，而对石油资源的争夺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并最终破坏了双方在石油领域合作的基础。最终，因为苏丹倚仗出口管道“漫天要价”，加之阿卜耶伊问题久拖不决，南苏丹彻底丧失了与苏丹在石油领域发展可持续关系的信心。彻底改变在石油出口上受制于苏丹的不利局面，成为南苏丹谋求石油出口新通道的根本动因。
从技术角度看，可供南苏丹选择的替代路线主要有向南经肯尼亚与向东北经埃塞俄比亚、吉布提两条。2012年2月，南苏丹高调宣布要与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联合修建新的输油管道与配套基础设施。2012年3月，三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该工程的奠基仪式。[8]
在上述两条路线中，肯尼亚路线具有较强的经济可行性。该路线的管道建设成本较小且经济实力较强的肯尼亚也愿在管道使用费上给予更多优惠。相比之下，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路线则具有较高的政治意义。埃塞俄比亚与南北苏丹接壤并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该方案一旦成为现实将使得南苏丹与埃建立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进而提升南苏丹在本地区中的相对地位。[9]目前，虽然两种方案均已完成了可行性研究，不过《石油经济学家》（Petroleum Economist）等国际专业期刊均不看好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路线，认为此路线不具有实际推进的可能性。因而，笔者将在下文中把肯尼亚路线作为分析重点。
二 南苏丹石油出口通道问题与南北苏丹
石油对于南北苏丹的经济发展均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苏丹曾是非洲第二大非欧佩克产油国，石油收入一度占该国出口额的80%。[10]而南苏丹95%以上的财政收入依靠石油，是世界上最依赖石油收入的国家。[11]有限的石油收益使“嗜油如命”的两国均试图尽可能增加自身在石油收益分配中所占的份额。然而，石油资源主要分布在南苏丹，输油管道和炼油厂则集中于苏丹，致使任何一方都无法脱离对方单独包揽石油收益，双方必须相互依存。例如，在石油问题上一直对南苏丹进行打压的苏丹政府在2013年年底主动提出愿派技术人员帮助饱受内战之苦的南苏丹恢复石油生产。[12]在这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状态下，南北苏丹已经就石油资源的控制与反控制进行过多轮博弈。如今，南苏丹决定修建绕过苏丹的石油出口管道显然是想摆脱苏丹这一充满麻烦的合作伙伴，彻底结束这种周期性爆发的石油冲突。
不过笔者认为，南苏丹另谋石油出口通道的做法与其说是南北苏丹石油博弈的终结，不如说是这场博弈的延续。对南苏丹而言，虽然修建新管道具有极为重大的地缘政治意义，但该项目为南苏丹带来的经济收益将十分有限，且会造成沉重负担。首先，据估算，该项目的成本将高达250亿美元，南苏丹、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三国根本无力负担。[13]其次，南苏丹石油储量虽然丰富，但未来增长潜力有限。随着现有油田开发逐步成熟，在不久的将来南苏丹石油产量可能进入自然衰减期。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输油管运力完全可以满足需求，斥巨资修建新管道显然得不偿失。[14]最后，新独立的南苏丹缺乏对石油工业的管理经验，若贸然终止与苏丹的石油合作对自身石油工业的健康发展也未必有利。[15]因此有学者认为，南苏丹改变石油出口通道的计划仅是其与苏丹就管道使用费等问题进行博弈的手段之一，而不是未来实际的行动方向。[16]
对苏丹而言，南苏丹的分离已使其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据统计，南北分离使苏丹失去了75%的石油收入，财政收入也减少了36%。[17]这迫使苏丹政府大幅削减燃料补贴，造成汽油、柴油和液化石油气价格大幅上涨约65%—75%，导致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18]一旦南苏丹另辟出口通道，将使苏丹失去仅有的管道使用费收益，对苏丹经济造成的打击将更为严重。从这个角度看，维持与南苏丹的石油合作便成为苏丹政府唯一的有利选择。不过，苏丹对于新管道的修建难度也心知肚明；在此情况下，只要在部分环节上对南苏丹进行些许让步，使后者意识到维持合作的成本小于修建新管道的支出，两国的合作现状便能够维持，苏丹也可以继续保持对南苏丹石油出口的掌控。因此，苏丹政府在与南苏丹进行石油博弈时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满足南苏丹的最低要求，继续控制其石油出口，来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国际油价在2014年6月后的大幅下跌引发了南北苏丹围绕出口问题的新一轮博弈。2016年1月，南苏丹声称若两国无法就管道使用费达成新的协议，该国将暂停石油出口。[19]与此同时，南苏丹重提南苏丹—肯尼亚输油管道项目，表示要根据两国谈判的结果确定未来石油出口路线。[20]在此情况下，苏丹采取了较为主动的态度，仅进行了两周的谈判便满足了南苏丹的要求。此外，苏丹还同意与南苏丹建立技术委员会，确立与国际油价相联动的管道使用费定价机制，以便维持两国石油合作关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21]随后，南苏丹决定在技术委员会的相关报告出台之前暂不与肯尼亚就输油管道建设问题签署协议[22]。可见，南苏丹提出的石油出口替代通道计划已经对苏丹施加了足够的压力，使后者在石油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开始软化；而苏丹则通过有限的让步使两国现有的石油合作关系得以维持。
三 南苏丹石油出口通道问题与东非国家
东非地区长期缺少一个具备领导能力的核心国家，其中坦桑尼亚、肯尼亚与乌干达三个地区强国为争夺地区领导权频繁展开竞争。随着2006年以来图洛（Tullow）等公司在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相继发现大量油气资源，该地区原有的能源格局被彻底打破，能源地缘政治成为上述国家竞争的新爆发点。[23]其中，油气出口基础设施的修建，尤其是内陆国乌干达石油出口管道的走向问题便成为相关国家博弈的焦点。
乌干达共有三条管道路线可供选择。其一，北线：艾伯特湖区—洛基查尔—拉穆；其二，中线：艾伯特湖区—内罗毕—蒙巴萨；其三，南线：艾伯特湖区—维多利亚湖西岸—达累斯萨拉姆。其中，北线和中线要经过肯尼亚出口，南线则绕开肯尼亚，经坦桑尼亚出口。为了吸引乌干达，肯尼亚表示愿承担该管道在肯尼亚境内的部分施工经费；而坦桑尼亚则将管道终点由最初的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改为坦噶（Tanga）以减少施工成本，并为乌干达炼油厂建设项目提供资金支持。[24]此外，南线的一个潜在优势是可以加强乌坦两国的联系，进而平衡肯尼亚在东非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25]
在东非能源地缘博弈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南苏丹在东非地区修建石油出口管道的计划将在该地区引起连锁反应。其中最主要的后果将是提高肯尼亚在东非地缘格局中的地位，进而对东非地区一体化进程产生多重影响。肯尼亚一直希望能将本国打造成东非地区的交通枢纽，早在2011年便提出了包含港口、公路、铁路等内容的“拉穆—南苏丹—埃塞俄比亚交通走廊项目”（LAPSSET）。[26]南苏丹的管道修建计划无疑与肯尼亚上述战略不谋而合。若该计划得以实施，将极大地加深南苏丹与肯尼亚的经济联系，并依托“拉穆—南苏丹—埃塞俄比亚交通走廊项目”等机制推动南苏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三国间的经济协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肯尼亚地位的提升对于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而言则成为一种“威胁”，加剧了三国间的竞争态势。为了平衡肯尼亚影响力的上升，乌坦两国便很可能通过加强联合、减少与肯合作等方式加以制衡，从而割裂东非的地区一体化。
目前，南苏丹谋求石油出口替代通道的努力虽尚未进入实质操作阶段，但其对东非地区的影响已经有所显露。在南苏丹提出该计划后，肯尼亚便成为其积极推动者。2012年2月，肯尼亚与南苏丹签署了修建石油出口管道的相关协议。2013年8月，肯尼亚将南苏丹—洛基查尔（Lokichar）输油管正式列入“拉穆—南苏丹—埃塞俄比亚交通走廊项目”[27]。面对肯尼亚与南苏丹的日益接近，乌干达则日益向坦桑尼亚靠拢。2015年10月，乌干达与坦桑尼亚签署了进行输油管道可行性研究的谅解备忘录。[28]最终，乌干达在2016年4月正式决定绕开肯尼亚，修建从霍伊马（Hoima）到坦噶的输油管道以实现石油出口。除了担心肯尼亚与索马里边境地区的安全问题，期望该管道能帮助东非实现运输路线的多元化，进而减少对肯尼亚的依赖也是乌坦两国的重要考量。[29]
若南苏丹谋求石油出口替代通道的计划得以进一步推进，也必然会促使苏丹有所行动，进而影响东非地缘政治格局。苏丹在2011年曾抢在南苏丹之前申请加入“东非共同体”（EAC），以期增加对东非事务的发言权，为应对南苏丹在该地区可能的外交行动提前布局。[30]虽然东非共同体最终拒绝了苏丹的申请，暂时阻挡了其进入东非的脚步，但这一事态关系到苏丹的切身利益，不论东非各国的意愿如何，苏丹都会不可避免地介入东非能源地缘政治博弈之中。更何况苏丹的介入对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国而言，也是平衡肯尼亚影响的重要助力。
四 南苏丹石油出口通道问题与域外大国
在南北苏丹地区的石油问题中，域外大国的影响贯穿始终。由于苏丹缺少工业基础，该国石油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几乎全部依靠外国公司。早在1959年，意大利阿吉普（AGIP）、法国道达尔、美国雪佛龙等石油公司便在苏丹从事石油勘探工作。20世纪80年代，随着雪佛龙公司先后在穆格莱德和本提乌等地发现大量石油资源，苏丹的石油工业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1983年，美国雪佛龙、荷兰皇家壳牌（Royal Dutch Shell）、苏丹政府、阿拉伯石油投资公司（Arab Petroleum Investment Cooperation）联合组成了白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White Nile Petroleum Operating Company），准备修建苏丹南部石油产区至苏丹港的石油出口管道。然而该计划却随着苏丹第二次内战的爆发而中断。1989年巴希尔（Omar Hasan Ahmad Al-Bashir）政变上台后，美国与苏丹的关系急剧恶化，美国石油公司不得不在20世纪90年代初终止与苏丹的合作关系。[31]
美国公司的撤出为中国等亚洲石油公司进入苏丹市场创造了机会。1995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获得了苏丹第6区块的石油开采权，随后中国与苏丹的石油合作日益深入。在中国的帮助下，苏丹逐步建立起了完整的石油产业链。[32]同时，中国石油公司也成为苏丹油气工业的最主要投资者，产业权益逐步上升至40%。[33]不过，中国在苏丹能源利益的不断增加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注意和警惕。
2000年以来，美国等国开始以人权、反恐等名义积极介入苏丹内部事务并最终导致南北苏丹的分离，其中阻止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进一步上升是欧美国家的重要考量之一。南苏丹独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便尝试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石油领域的影响力。这些国家一方面逐步放松了对苏丹的制裁，使本国公司进入南苏丹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积极鼓动南苏丹居民就环境污染等问题向当地的石油企业索赔。
南苏丹石油出口问题正是在这种国际能源博弈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这虽是南苏丹为维护自身能源与经济安全做出的决定，但其中也不乏欧美国家的参与、影响。欧美国家虽因人权等问题长时间无法在南北苏丹开展大规模投资，但它们的石油公司也从未完全离开过该地区。其中，瑞典轮鼎（Lundin）、法国道达尔等公司一直在南苏丹保有部分石油权益，而在苏丹石油行业的12家二级承包商中，来自欧盟国家的则多达6家。[34]如今，南苏丹谋求替代石油出口通道的努力标志着南苏丹将会在石油基础设施方面逐步减少乃至消除对苏丹的长期依赖，也意味着南苏丹将在输油、炼油等领域出现大量投资机会。此外，南苏丹目前在石油工业的上中下游均严重依赖中国公司。为了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它也有意识地邀请西方国家参与到上述工程的建设中。这些都为长期觊觎该地区石油资源的西方公司提供了绝佳机会。
此外，南苏丹谋求石油出口新通道的努力也在政治上切合西方国家的利益。东非地区作为世界新兴的油气产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欧美国家早已开展了布局工作（见表1），近期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成品油管道和霍伊马—坦噶原油管道这两项重要工程也分别落入了美国黑石（Blackstone Group）和法国道达尔公司的手中。[35]美国能源地缘政治的重要战略是“把世界上存在安全隐患的油气产区进行重新切割，使之处于美国的保护之下”[36]。南苏丹提出的石油出口通道替代计划使西方国家有机会涉足该国的石油出口领域，在经济、政治等领域进一步渗入东非地区，从而给美国在该地区进一步推行此战略创造机会。与此同时，若该计划得以实施，则意味着将使中国在苏丹投资修建的大量石油中下游设施失去南苏丹油田的依托，将使中国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并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表1 2006年以来欧美国家能源公司在东非的油气勘探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国家急切推动南苏丹石油出口替代通道的建设工作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原来在南北苏丹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公司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挤出了相关工程。其中，美国泰克国际工程公司（Ventech Engineers International）取得了南苏丹塞格瑞尔（Thiangrial）炼油厂的修建合同，德国的ILF公司与英国的IDP公司负责对南苏丹石油出口管道的两种方案进行可行性研究，而日本的丰田通商株式会社（Toyota Tsusho Corporation）则表示有兴趣负责南苏丹—肯尼亚输油管道的建设工作。[37]
相比于欧美国家，中国作为南北苏丹这两个互为敌对国家的最大投资方，处境较为尴尬。不难看出，南苏丹谋求石油出口新通道的努力肯定会对中国在南北苏丹地区的石油利益带来一定损害。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该战略构想的提出是该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并无理由或能力阻止其实施。不过，考虑到经济及政治因素，中国也难以对该构想提供支持。一方面，虽然南苏丹曾表示该国有足够的石油可同时供苏丹和肯尼亚出口，但考虑到该国的石油储量，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肯尼亚管道一旦投入使用，苏丹的原油管道和其他配套设施即被闲置并最终报废。[38]由于这些设备均为中方投资，此举显然对中国极为不利。另一方面，南苏丹一旦转为经由肯尼亚出口石油即意味着苏丹将失去赖以维系的管道使用费收入。这有可能迫使苏丹采取激烈的报复措施，在该地区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进一步恶化地区形势。因此，维持现状暂时成为中国目前对待该问题的最优选项。中方持续呼吁南北双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妥善解决彼此分歧和关切；同时也在两国间积极斡旋，以缓和南北双方矛盾、维护地区稳定。[39]此外，中国虽不对南苏丹修建新管道的计划表示反对，但也未给予明确支持，转而通过对该国提供大量贷款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手段维护两国的外交关系，避免因管道纷争损害中国在南苏丹的能源利益。[40]
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南苏丹谋求石油出口新通道的努力已经对整个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产生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对于南苏丹来说，该努力扭转了该国与苏丹能源博弈中的不利地位，迫使后者在管道使用费等问题上做出让步。对整个东非地区来说，该计划可依托“拉穆—南苏丹—埃塞俄比亚交通走廊项目”促进南苏丹、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三国间基础设施的整合，进而增强肯尼亚交通枢纽的地位，也使得乌干达转向与坦桑尼亚进行能源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东非的一体化。对于域外国家来说，南苏丹的举动威胁到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并使中国在应对上陷入被动；对欧美国家而言，这则是一次重返该国石油领域的机会，并使之能够在政治、经济上进一步渗透到东非地区。
中国作为南北苏丹地区最大的投资者，面对南苏丹石油出口通道问题的不断发酵，如何维护在该地区的利益固然是当下面临的直接问题；不过该事件所折射出的中国在海外油气投资中所面临的困境更加值得深思。中国油气企业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迈出海外投资的步伐，此时作为世界能源“中心地带”的中东等地早已被国际大型油气公司瓜分完毕，而俄罗斯等国则将油气资源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而牢牢把持，中国企业难以有所作为。为了寻求经济利益与维护能源安全，中国油气企业不得不在具有高政治、经济风险，国际大型油气公司不敢涉足的“边缘油气产区”寻求发展机会。南北方矛盾尖锐，曾爆发过两次大规模内战且受到西方长期制裁的苏丹便是此类“边缘油气产区”的典型代表。中国油气企业海外投资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中国的海外能源利益将会在未来面临更多的类似挑战。中国政府如何更好地“创造性介入”相关问题，中国企业如何妥善维护自身利益，已成为越来越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学界应该加强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工作，探寻在充满分歧的非洲政治、经济格局中如何实现中非合作共赢以及与第三方的协调发展，从智力上为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提供保障与支撑。
（责任编辑：周军）
Analysis of the outlets for South Sudan Oil Export
Cao Fengyu，Wang Tao
Abstract：In order to reverse the disadvantage status in the energy game with Sudan，South Sudan decides to explore new channels of oil export.For the North and South Sudan，this behavior forces Sudan to make concessions on the issue of pipeline fees.For the whole East Africa，it may not onl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nfrastructure among Kenya，South Sudan and Ethiopia，for which Kenya’s status as the transportation hub may be improved，but may also enable Uganda to carry out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Tanzania，fragmen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egion.For foreign countries，it will threaten China’s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and make it fall into a passive position in making responses，while creat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to return to the oil industry of South Sudan and infiltrate into East African politically，economically at the same time.
Keywords：Geopolitics，South Sudan，Oil Export Channel，Sudan，East Africa
[1] 本文系浙江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非洲研究与中非合作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非洲反政府武装与油气资源开发互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5FZZX03YB）的阶段性成果。
[2] 关于“苏丹模式”的论述详见郜志雄《中石油苏丹模式研究》，《国际经济合作》2010年第7期。
[3] 相关研究参见姜恒昆、周军《苏丹南北关系中的阿卜耶伊问题》，《西亚非洲》2011年第7期；杨振发《中国与南苏丹石油合作的机遇与挑战》，《西亚非洲》2012年第3期；金丹妮《中国石油公司在苏丹的发展历史研究》，《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姜恒昆、付海娜《苏丹石油：从内政焦点到外交难题》，《西亚非洲》2012年第6期。
[4] 姜恒昆、付海娜：《苏丹石油：从内政焦点到外交难题》，《西亚非洲》2012年第6期，第83页。
[5] “Country Analysis Brief：Sudan and South Sudan”，EIA，September，2014，https://www.eia.gov/beta/international/analysis_includes/countries_long/Sudan_and_South_Sudan/sudan.pdf.
[6] Ascha Pedersena and Morgan Bazilian，“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Oil Politics on Nation Building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Society，Vol.1，No.2，2014，p.165.
[7] 姜恒昆、周军：《苏丹南北关系中的阿卜耶伊问题》，《西亚非洲》2011年第7期，第36—44页。
[8] 杨振发：《中国与南苏丹石油合作的机遇与挑战》，《西亚非洲》2012年第3期，第94页。
[9] “East Africa：Pipeline Politics”，Africa Practice，November 2013，Http://www.africapractice.com/wp-content/uploads/2013/11/Africa-InDepth-East-Africa-Pipeline-Politics-November-20131.pdf.
[10] “What Does Sudan Export？（1962-2014）”，The 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2016，Http://atlas.media.mit.edu/en/visualize/line/sitc/export/sdn/all/show/1962.2014/.
[11] Gersld Butt，“South Sudan Nears the Brink”，Petroleum Economist，Vol.83，No.3，2014，p.54.
[12] Luke Patey，“South Sudan：Fighting Could Cripple Oil Industry for Decades”，All Africa，January 27，2014，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401281359.html.
[13] 杨振发：《中国与南苏丹石油合作的机遇与挑战》，《西亚非洲》2012年第3期，第94—95页。
[14] “Country Analysis Brief：Sudan and South Sudan”，EIA，September，2014，https://www.eia.gov/beta/international/analysis_includes/countries_long/Sudan_and_South_Sudan/sudan.pdf.
[15] Ascha Pedersena，Morgan Bazilian，“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Oil Politics on Nation Building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Society，Vol.1，No.2，2014，p.173.
[16] 杨振发：《中国与南苏丹石油合作的机遇与挑战》，《西亚非洲》2012年第3期，第96页。
[17] 姜恒昆、付海娜：《苏丹石油：从内政焦点到外交难题》，《西亚非洲》2012年第6期，第91页。
[18] “Country Analysis Brief：Sudan and South Sudan”，EIA，September，2014，https://www.eia.gov/beta/international/analysis_includes/countries_long/Sudan_and_South_Sudan/sudan.pdf.
[19] “South Sudan Vows to Shut Down Oil Fields，Pipeline over High Transportation Fees”，Sudan Tribune，January 2016，Http://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57726.
[20] Allan Olingo，“East Africa：Will Juba Salvage Kenya’s Pipeline Dream？”，All Africa，May 2016，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605020708.html.
[21] Denis Dumo，“South Sudan，Sudan Agree to Peg Crude Pipeline Fees to Oil Price”，Reuters，Juba，February 2016，Http://af.reuters.com/article/africaTech/idAFL8N15I1CS.
[22] Allan Olingo，“East Africa：Will Juba Salvage Kenya’s Pipeline Dream？”，All Africa，May 2016，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605020708.html.
[23] 王涛、曹峰毓：《东非油气资源开发的历史透视与现状解析》，《世界地理研究》2016年第2期，第13页。
[24] Allan Olingo and James Anyanzwa，“Regional Power Play in Tussle over New Route of Uganda Oil Pipeline”，The East African，October 2015，Http://www.theeastafrican.co.ke/news/Regional-power-play-tussle-over-new-route-Uganda-oil-pipeline/-/2558/2918284/-/item/0/-/54oanuz/-/index.html.
[25] “East Africa：Pipeline Politics”，Africa Practice，November 2013，Http://www.africapractice.com/wp-content/uploads/2013/11/Africa-InDepth-East-Africa-Pipeline-Politics-November-20131.pdf.
[26] 吴磊、王涛、曹峰毓：《地缘政治视域下的东非油气资源开发——兼谈中国的角色与战略定位问题》，《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5年第16辑，第73页。
[27] Machel Amos，Kennedy Senelwa and Peterson Thiong’o，“All Eyes on South Sudan as Kenya，Uganda Push for Lapsset Corridor Project”，The East African，October 2013，Http://www.theeastafrican.co.ke/news/Eyes-on-South-Sudan-as-Kenya-Uganda-push-for-Lapsset-project/-/2558/2048206/-/item/3/-/4e3avmz/-/index.html.
[28] Jacinta Windham，“Out of Africa”，Petroleum Economist，Vol.83，No.1，2016，pp.48-49.
[29] Tom Bowker，“Tanga Time”，Petroleum Economist，Vol.83，No.4，2016，pp.48-49.
[30] 杨振发：《中国与南苏丹石油合作的机遇与挑战》，《西亚非洲》2012年第3期，第104页。
[31] 姜恒昆、付海娜：《苏丹石油：从内政焦点到外交难题》，《西亚非洲》2012年第6期，第79—80页。
[32] 金丹妮：《中国石油公司在苏丹的发展历史研究》，《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64—66页。
[33] 杨振发：《中国与南苏丹石油合作的机遇与挑战》，《西亚非洲》2012年第3期，第91页。
[34] 杨振发：《中国与南苏丹石油合作的机遇与挑战》，《西亚非洲》2012年第3期，第99—101页。
[35] Tom Bowker，“Tanga Time”，Petroleum Economist，Vol.83，No.4，2016，pp.48-49.
[36] [法]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石油地缘政治》，潘革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37] Machel Amos，Kennedy Senelwa and Peterson Thiong’o，“All Eyes on South Sudan as Kenya，Uganda Push for Lapsset Corridor Project”，The East African，October 2013，Http://www.theeastafrican.co.ke/news/Eyes-on-South-Sudan-as-Kenya-Uganda-push-for-Lapsset-project/-/2558/2048206/-/item/3/-/4e3avmz/-/index.html.
[38] Allan Olingo，“East Africa：Will Juba Salvage Kenya’s Pipeline Dream？”，All Africa，May 2016，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605020708.html.
[39] 曹欣阳：《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将访问南北苏丹》，《人民日报》2012年4月26日第3版。
[40] Jane Perlez，“South Sudan to Get Aid from China；No Oil Deal”，New York Times，April 26，2012，p.A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