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现代经济学以市场作为其核心研究议题，而新经济社会学自诞生之日开始也同样以探讨市场现象为己任。在检验市场如何运作的假设中，现代经济学通过理论抽象、数学分析和中性的科学方法而实现了形式精准的目标。现当代经济学家正在不断实现着芝加哥学派的先驱奈特（Frank Knight）的告诫：“如果经济学理论要在当今世界发挥有益作用的话，它必须是分析性的——这意味着其是‘非现实的’，专注于（研究）不同使用手段中有效率的配置手段。”（Stehr，2006）而从孔德、马克思、涂尔干对政治经济学的不满和批判，到现代经济社会学家通过更具体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来抵制新古典经济学帝国主义，社会学家对市场的理解和分析视野从一开始就不同于经济学家。如果说经济学是以化简方式来实现其对市场如何运作的分析的话，那么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则是朝着非简化主义与非二元对立的社会理论方向上发展的。

社会学家认为仅仅依靠经济学来解释纷繁复杂的市场现象是不够的，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的理论视野有其自身的限度（参见霍奇逊，2008）；另一方面，更充分的理据在于市场中诸多重要问题和现象有着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起源，需要侧重于社会结构、制度环境和文化传统分析的社会学者的进入。社会学的基本立场是，现实的经济活动和市场运作并非如经济学家所描绘的那样在一个社会性与文化性因素无涉的纯净世界里展开，因此纯粹的经济学模型作用有限，甚至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的理解有时还充满了狭隘和误导性的观点。在社会学视野里，稳定和顺畅运转的市场并不一定等同于经济学那里最具经济绩效的市场，市场发展的动力机制也并不必然可以与从工具理性中产生的资源最优配置模式画上等号，而经济理性则被社会学者普遍认为是基于历史演化和社会建构的产物，而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倾向。

正因为经济学面对诸多市场现象并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知识（Swedberg，2005），而社会学不仅可以在模型分析上弥补经济学解释的不足，还能提供完全不同于经济学的独到见解，所以完善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推动具体的经验研究，将其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显得很有必要。

自古典社会学以降，研究经济问题的社会学家一直致力于描述并解释蕴涵哪些具体内容的非经济方案或社会制度如何维系市场的结构、运作和秩序。韦伯和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的起源、运作过程及其意义的经典研究开启了社会学研究市场的华丽篇章，也奠定了十分重要的理论与方法传统。古典时代的社会学家侧重于研究宏观上市场产生、运作和发展中的制度性条件。当下学者则基于更贴近现实经济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拒斥自我均衡的市场理论的基础上致力于中微观层面的突破，多围绕市场如何被社会建构的议题探索具体市场的多重嵌入性机制。

市场社会学虽然从社会学古典时代便已出现，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直接以市场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为数甚少。一些学术大师只是在对其他问题的研究中附带对相关市场现象发表理论上的观点和看法。尽管其中不乏深刻洞见，但是市场社会学的研究总体上而言并不系统。而且之后较长一段时期里，市场的社会学研究由于各种原因陷入了沉寂阶段。我们现在所说的市场社会学是作为新经济社会学里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出现的——可以说是肇始于1970年代美国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对劳动力市场中的匹配问题以及泽利泽尔（Viviana Zelizer）对美国人寿保险市场的研究。虽然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并不限定在市场领域，然而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新经济社会学迄今最具影响的研究大多属于市场社会学的范畴。两部论文集《市场》（Abolafia ed.，2005）和《市场的法则》（Callon ed.，1998）便分别集中展现了北美和欧洲当代学者在市场社会学领域取得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市场社会学具体探讨的问题十分广泛，涉及各类市场的形成和变迁、市场竞争与合作模式、定价、企业家精神与市场文化、商品化和去商品化、经济理性和效率、企业治理和产权安排、市场社会的兴起及其后果，等等各式各样的问题和现象。市场社会学的目标主要是为上述现象和问题进行刻画并提供一种合理解释，以增进我们对观察到的现象及其“变异”情况的理解，降低现实中的市场现象的复杂性程度，并在可能的条件下提供规划参考和政策指引。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仍处于需要通过实践探索不断加以完善的阶段。市场社会学所关怀的研究议题显然是当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点问题。尽管如此，市场社会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还较少被国内学术界所了解，同时市场社会学在研究路径上究竟如何切入对市场的研究，其逻辑起点还较为模糊，理想的研究路径也尚未形成共识。本章将着重于提炼市场社会学的逻辑起点，概括和评析几种竞争性的研究路径，厘清其中所涉及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以期为今后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提供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