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综合路径的尝试及其主张
（一）综合路径的认知论与方法论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经济现象都并非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描绘的那样是基于自然的某种规律和秩序而得以形成。经济学家也承认，并不存在与他们假设的理想相符合的真实市场，但是他们坚持说，这样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概念尽管是一种虚构，但它是一种有用的虚构，因为我们可以把给定的一种真实的市场运行状况，与这种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进行对照或比较，并把各种背离或偏差标定为“不完全竞争”，以便对它进行修正，并使之走向理想市场（比米什、毕加特，2012）。而社会学家的立场则与之相反。在社会学家看来，恰恰因为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本身既是人类活动的特定范畴之一，也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这种活动及其现象便毋庸置疑地与人类的行为动机、主体间性、地方文化、制度权力甚至人性伦理等因素存在不可分割的密切关联。这要求我们从研究伊始便从真实的市场及其运行状况出发，摒弃单一的分析视角和理论范式而采取一种与现实更具亲和性的综合视角，在研究中通过科学策略与人文策略相结合的方式，对具体的现象和问题形成更逼近真实的恰切理解和解释。
如此，社会学将市场运作和经济交易现象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在研究路径上采取综合策略，便可以对一些在经济学里无法获得解释的现象和问题提供正确合理的答案，也可对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形成新的理解。一方面，社会学将经济学中的假设条件当作严肃的研究课题。比如，经济的理性化历程及其逻辑始终是韦伯社会学著作的核心议题。韦伯不仅区分了形式与实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理性，而且深刻地指出过理性的相对主义特征，将“理性”视为一个历史性变化、具有特定历史情境逻辑的变量——用当代社会学的话来说，理性本身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这样，经济/市场的理性及理性化显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不能仅仅被作为研究的起点或人类行为的假设来处理。所以这也让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韦伯会认为，经济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去研究“经济理性”是如何作为更大的历史运动的组成部分而演化的。[7]再比如，在经济学里的“偏好稳定”假设，在社会学里成为了拷问的对象，“当经济理论从给定偏好开始时，它忽视了偏好如何形成的问题”（Beckert，2002：11）。因此社会学家会认为人们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人际交往圈的更迭和制度环境的变迁等诸多因素都影响偏好的形成和变化。
另一方面，市场社会学在研究思路上的“独特性恰恰是通过将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称为交易异常或悖论的现象做经验通则化（empirical generalization）或正常现象的处理而显现出来的。这些交易异常或悖论的现象（比如吉芬悖论、凡伯伦悖论和劳动力供给悖论）意味着对交易的通用经济法则的反转或异议，特别是供给法则”（Zafirovski，2001：31）。也就是说，经济学中的异常现象和例外情况往往会被社会学做正常化处理。
社会学将网络、制度与文化视为协调市场经济活动的三种主要模式，尽管观察和分析视角有差别，但实际上都将市场视为一个争斗的场域，强调社会行动者（不仅是企业公司，也包括消费者、工人和政府）之间基于特定关联方式而形成的拓扑结构对市场过程的影响。分割式路径造成的后果是，形塑市场的不同结构性要素在彼此隔离的操作过程中被予以区别对待。大多数学者并没有将这些结构性要素整合到一起的动机。然而，虽然分隔式的研究路径在科学形式上很美，但容易扭曲经济行动和市场发展的多重嵌入性特征，即倾向于彰显某一维度而忽视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维度，只是展现了市场在某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属性。这种处理方法与经济学的市场模型有一定的类似之处。
在沿着多元路径发展了三十多年后，市场社会学在世纪之交发生了迈向综合路径的趋势。尽管道宾（Frank Dobbin）在编撰《新经济社会学读本》时按照分割的研究视角以制度、网络、权力和认知对择选的经典文献进行分类，但他在第一章的介绍性章节里十分明确地指出：“我努力表明社会学家视这些机制共同起作用才导致了（特定的）经济行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个人的研究倾向于聚焦于四种机制中的其中之一，设定其他为常量，并不试图勾勒全景。然而社会学家事实上正在为经济习俗如何兴起和变迁的整合理论而努力。”（Dobbin，2004：4）我们在后面还将说明，国际经济社会学界相当部分有影响力的学者正在做的工作便是试图整合分割的分析视角。
之所以会发生综合路径的转向，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社会学家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尊重这样一个事实：通常情况下真实市场的形成、动力与转型往往是制度、文化和网络等诸多变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各种要素基本上是同时对市场过程施加影响的，而且一种要素的作用力往往离不开某些其他要素的支撑和配合，当然也有可能被抵消或削弱。在这种背景下，一旦采取某种本质主义的理论立场，先验的化简主义的理论解释原则和因果决定论可能很难准确把握复杂多变且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市场现象。
市场研究的综合路径坚持一种关系主义的方法论立场。在这一方法论立场上，综合路径针对上述不同影响变量采取关联策略，着重于厘清变量间的关系模式，同时在分析中侧重于考察参与市场的行动者之间、行动者与制度结构之间的社会关系模式对市场过程及其结果的影响。因此，关系主义倚重的是特定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的类型或者模式，而其理论化则是综合路径提升市场社会学相关理论的重要途径。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社会关系模式须与经济社会学一直所强调的社会人际关系（social relationships）或者社会关系网络区分开来，后者指的是人际之间的双边关系，比如血缘、地缘及通过各种社会接触而建立起来的联结关系。经济社会学实际上大大降低了社会关系的内涵，更忽视了其潜在的巨大理论价值。正如有学者指出，经济社会学虽然经常使用社会关系概念，但却停留在低度理论化的层面上，因为社会关系事实上通常所指的是社会人际关系（Calnitsky，2014）。而综合路径的社会关系思路有助于我们将具体的市场现象和市场问题置于具有独特社会关系模式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加以考察。
所以，如若要对市场形成更加完备的认识和解释，综合的路径不失为一个理想的选择。因为综合路径从根本上是反本质主义的（anti-essentialist）立场，也拒绝基于特定理论的先验性解释原则，而这显然更适合对复杂市场现象的研究。而接下来的问题则是，对于交织的协调模式如何综合？研究市场的社会学家对此业已做出了多种尝试。
（二）西方学者的努力
当代西方学者以不同的研究技艺糅合市场研究的社会学视角，提出了诸多不同的综合性分析框架，表1.1所列仅为已产生了较大影响或具有潜力的三种。
表1.1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学的三种综合分析框架
续表
这些理论框架的综合色彩特别明显和浓厚，但并不是各种因素的简单累加，而是围绕各自针对市场社会学所拟定的某个核心问题而提出来的，不同理论框架也有其对市场的不同前提预设。可以说，市场社会学里几乎所有综合分析框架并不是为了综合而综合，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综合在方法论上试图通过“多元有限的综合”，实现更好地认识和解释市场现象的最终目的。还有一些理论框架相对比较微观，虽然也有综合，但综合色彩不太强烈。比如陈纯菁在分析人寿保险市场上的经济交易时，将关系属性（包括信任、情感、对称和非对称性义务、算计成分等范畴）补充进关系的圈层和范畴而形成的新的分析框架（Chan，2009b）。
市场社会学走这种综合的路径并非没有学术传统和科学的理论依据。从韦伯的经典研究中可以看到，近代以来理性的资本主义市场之所以唯独在西方社会出现，离不开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宗教文化观念相结合的驱动力，两者是不可分的关系。韦伯（2010：17）指出，“在任何一个数种宗教并存的国家里，只要稍微看一下其职业状况的统计数据就会发现：资本拥有者、雇主、较高教育的熟练工人和现代企业中受过高级培训的技术或者经营人员，少有例外地，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经济场域中的这种社会结构对于理想资本主义的产生之所以极具重要性，其原因又在于：“无论是作为统治阶层还是被统治阶层，也无论是作为多数还是少数，新教徒都表现出一种指向经济理性主义的特定倾向”（韦伯，2010：20）。
因此，韦伯那里的文化驱动力不仅与财产权、自由劳动力市场、形式合理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等制度条件相互匹配发挥作用（汪和建，2012：29—50），还与特定的社会结构模式紧密相连。涂尔干则强调了“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s）[8]和经济知识的社会学在对市场协调的理解和概念化中的重要性，其独具原创性的路径表现为将经济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连接了起来（参见Steiner，2011）。可见，综合路径实际上在社会学的古典时代业已初现端倪。
从根本上来说，市场秩序的创建和维系有赖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持续有效的人类互动；其二是从互动中产生的社会制度、文化认知和社会结构。当代的综合视角大多将市场理解为一种特殊场域，乃因为场域是网络、制度和文化所共同形塑的互动领域，而不是单一因素能决定结果的王国。社会学将市场视为各种社会性力量充斥其中并协调利益冲突的场域，与经济学的个体主义和工具主义视野形成鲜明对比。市场的场域隐喻给社会学者通过不同方式来实现对市场的综合分析留下了空间。场域中既有携带各种类型的资本去争夺资源的行动者，也有其特定的分层结构，分层结构反过来影响行动者的行为策略和市场所得。因此场域中的市场行动者不仅要创建一种有利于自己利益的规则秩序，更需要争取一种于己有利的市场的社会结构。而后者借由网络、制度和文化脚本的相互交织关系形成，并通过模塑行动者的机会、资源、偏好选择与合法性策略而创设了关于如何解决冲突的特定的市场协调模式。作为场域的市场也将能动性还给了行动者。在场域里，行动者回应市场情景的具体经济决策和行动策略会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如在市场危机中，人们既有可能遵从从众心理和模仿行为导致“羊群效应”而出现“自证预言”现象，也有可能会由于对自己某种信念的坚持而出现“安慰剂效应”。
综合路径要么明确提出、要么隐含对分割式研究路径的批评。而批评并不仅仅指向研究者将市场的整体性和多维属性刻意进行分解而导致的市场不完整性和片面解释。各种分割式路径还被指责，其对单一宏观结构的关注实际上支持了一种决定主义的理解思路，同时也极大地忽视了市场场域之动势（dynamics）的重要根源，而这与社会结构的多重性特征是联系在一起的（Beckert，2010）。而从已提出的综合分析框架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综合路径的前提假设：只有同时考察不同因素以及诸多因素之间的彼此作用和相互联系之后，才有望揭示那些真正影响、形塑市场秩序形成和市场发展动力的重要机制。因此采取综合分析框架的研究路径，显然是为了避免研究者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和分析市场现象。这种学术实践的基本策略是针对各自拟定的核心问题，糅合以往处于分割状态或被忽视的若干重要维度，着力分析不同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特定关联模式是通过何种机制建构了市场。
（三）中国学者的努力
在西方学者纷纷提出一些颇具新意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路径的同时，中国的社会学者也在努力结合本土经验推动市场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和具体研究的发展。而综合路径的尝试，并不限于西方学者。部分中国社会学者也不谋而合地在提倡类似的研究路径，并身体力行地做了一些理论探索和经验研究。在此，我们主要以汪和建的《经济与社会：新综合的视野》为例来加以说明。[9]
该部著作涉及的经济社会学议题甚广，但洋洋洒洒十六章内容始终是在探讨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中心议题，特别是市场的问题。[10]建基于深入的学理剖析和扎实的经验研究，汪和建声明其目的是旨在促进当今经济社会学迈向“新综合”的再转向，并指出这种再转向的具体旨趣是将经济与社会关系研究建立在不同研究视角上的“多元有限的综合”。而“新综合”则可以概括为分析范式的新综合与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的新综合，其主体思想是强调当代新经济社会学与古典经济社会学的亲和性和思想脉络的延续性。正因为我们可以将汪和建的主张视为对古典经济社会学的一种皈依（且在当今经济社会学界表达过同样体会和思想的学者也并不少见），代表了新经济社会学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汪和建所彰显的古典转向的主要特征是，重返经济与社会相互关系（而非仅仅专注社会结构对经济的影响）的核心议题，从微观层面的行动实践入手但着眼于宏观现象的解释，在分析策略上以社会学的因果分析为主兼顾历史的因果分析方法，实现科学的解释策略与人文的理解策略的有机融合。
1.方法论：分析范式的新综合
汪和建（2012：25—26）指出：“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在通过嵌入性视角和社会网络分析获得了社会学帝国主义的反击和某种分析的精确性的同时，又束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视野和研究层次。……也就大大削减了经济社会学本应具有的研究空间。”而当前的剧烈转型特别是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实践，事实上为古典经济社会学的重新“复活”提供了某种环境和条件。汪和建期望通过重拾古典经济社会学家的学术遗产，将经济与社会关系研究建立在不同研究视角的“多元而有限的综合”的基础之上。这一思路的实质，我认为是在强调关键性自变量的基础上对经济与社会关系进行综合性因果分析。他通过对韦伯和涂尔干著作的深入研读，认为古典经济社会学大师实际上为我们奠定了迄今仍有必要进行深入挖掘并予以承继的学术传统。
汪和建盛赞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探索为该学科确立了基本的研究理念、对象和方法，称得上是经济社会学领域第一次“哥伦布式的尝试”。在他看来，韦伯并非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认为韦伯的研究范式是建立在比较社会学和理解社会学基础之上的一种多因素的“弹性的解释体系”，所以其对西方理性资本主义的形成所做的分析，是要说明在西方历史上，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是如何互动，如何配合，以致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型。
通过对日本和中国台湾经济发展的个案研究，汪和建认为韦伯的整体思想与方法可以借用于对东亚社会的探索。与韦伯同时代的涂尔干见证了法国社会当时丛生的经济和政治失范现象，他视之为一种道德危机的集中表现。而这正是由于一场波兰尼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的脱嵌过程，彻底切断了经济与其原本赖以为基础的道德秩序之间的有机关联所导致的。因此，涂尔干凸显了经济和社会失范中的道德维度和人性视角。汪和建同样对涂尔干的道德性视角表达出了由衷的景仰。通过“再访涂尔干”，汪和建（2012：168）指出，该视角不但是对经济学中的“去道德化”倾向的一个有力批判，也是引领新综合经济社会学把道德分析与社会结构分析结合起来的桥梁。
由此可见从古典经济社会学大师韦伯和涂尔干那里，汪和建所析出的最主要学术理念（超越了深刻的学术思想本身的重要性），乃是一种强调关键变量的有限综合的分析范式。而这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都具有莫斯意义上的“总体性社会事实”的特征。任何一项市场经济的活动——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都终将启动整体社会的各项制度。
针对作为总体性事实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经济现象，为避免狭隘，“多元有限综合”的理论范式保持其抽象性、概括性和开放性便非常重要。这要求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框架需一如既往地坚守社会学自身多元化的独特优良传统和学科优势，而不仅仅是效仿经济学的做法。汪和建的贡献在于，将这样一种方法论更直截了当地予以指出并说明其合法性。他从韦伯那里找到的制度——文化分析框架，从涂尔干那里找回的道德与社会结构相结合的视角，实际上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既保持着社会学的开放和多元传统，而同时又不失优雅简洁并对现实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经济社会学研究可以使用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因为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具有某种综合性（汪和建，2012：83）。而当某种固有的社会学理论方法不能满足对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需求时，就需要经济社会学家在自己设定的研究范围内创造出某种独立的新综合的理论与方法。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社会学里有不少带有强烈综合色彩的理论概念（比如二重性结构和社会资本），而这些概念在特定背景下具备成为综合性理论分析工具的潜力。面对转轨期的中国经济和市场现象，我们有时候可能在既有的理论族群里找不到一个可对某类独特现象进行有效分析和解释的理论框架。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哪几种理论或哪几种视角进行综合后，是否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而不是当即尝试着去提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理论”。
当今经济社会学的“主流”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其哲学基础（这一哲学思潮的先驱正是社会学始祖孔德），崇尚理性主义，以“科学”思维并依托数理逻辑的“科学”方法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展开社会学分析，试图使社会学研究更多地体现出“科学”的成分。这的确使经济社会学既迅速地生产了很多新的知识，丰富了经济社会学这门学科，也缩小了经济社会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差距”。然而，“主流”研究范式也由此越来越重分析、轻综合，重形式、轻问题和内容，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便体现为重量化、轻质性。但是，这种“科学”方法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完全替代人文知识和质性研究方法，而后者越被边缘化，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前景只会越黯淡。尽管方法是由具体问题所决定，但从一门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经济社会学要拓宽研究视野、提升研究层次，就有必要避免科学的解释方法和人文的理解策略之间的严重失衡。汪和建通过强调韦伯和涂尔干的视角，通过其侧重于质性方法的经验研究，即表明了这样一种避免失衡的努力。
客观上来说，在经济的实践领域人文思维是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的参与者主要还是凭借经验和直觉来进行决策和行动，或者简单地借鉴他人或其他企业的经验，模仿他人或其他企业的做法，依照地方性知识行事，参照“权威”人士的经验并听从他们的建议。[11]汪和建讲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故事，说明了企业经营者科学思维在重要经济决策上的缺席。在该个案里，S是吴江市某针织制衣厂老板，该厂生产的“XY”牌系列产品在市场上颇为畅销。当作者问及他的这个商标名称有何特殊的含义时，S解释道：“我女儿叫星月，那一年属老鼠，是早上三四点钟生的。我想星星月亮配老鼠正好。我们这里用子女的名字给厂或商标命名挺多的，我们想我女儿的名字挺响亮的，所以品牌当时想就叫‘星意’，但江西一个厂家已经用了，没办法只好用了‘XY’，亿万发财的意思……”（汪和建，2012：307）
在方法论的层面，市场社会学综合视角理想愿景或者说其显著特征，理应是其研究处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上。这样的一些研究“或许不够精确，但它却比某些‘精确的’理论更易于接近理解问题的实质”（汪和建，2012：189）。显然，汪和建深知建构一种帕森斯式的综合理论范式是无甚意义的，因此他仅仅是在方法论的层面呼吁一种多元有限的综合范式。因为这种“综合”一旦被限定了具体面向，便会具有决定论色彩而只在特定的问题域里具有应用性和解释力。所以针对具体问题的综合范式，仍需研究者在借鉴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审慎思量。
总之就市场议题而言，当今经济社会学的任务不仅仅在于揭示市场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和社会构件的特征及其逻辑，更在于呈现、解释它与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具体关系。不难发现，这种主张与西方学术界主张综合范式的社会学者的理念是相通的。而这种研究不仅仅要深入剖析后者如何形塑行动者的经济行为、如何构筑现实的经济秩序，还需关注经济过程和经济秩序反过来对行动者社会行为、对社会过程的影响。也就是说，经济社会学有必要对经济与社会构成的相互作用关系展开一种双向分析——当前经济社会学更多的是探讨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而较少探讨经济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及其反向作用机制。而该书对转型期中国人的工作伦理、雇佣关系的研究，以《金翼》为例证对人际关系在中国商业社会中的建构和运用的分析和诠释，既体现了这种双向分析的特点，也充分展现了“多元有限综合”范式的洞察力和解释力。
2.理论的新综合：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
韦伯和涂尔干得以确定他们在社会学领域至高的学术地位的原因，相比有效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显得更加重要。然而，新经济社会学在这方面的表现却相形见绌。新经济社会学运用主流的“科学”方法，充分显现出了形式之美，但由于其研究较少有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关怀——新经济社会学从诞生开始似乎便对“宏大议题”缺乏兴趣，因此多数研究实际上丧失了内涵之美。这可谓构成了新经济社会学的根本性危机。显然，当代新经济社会学的古典转向意味着，其还需批判性地继承古典经济社会学所关怀的一些重要议题（譬如资本主义经济的起源和动力、市场社会的逻辑），回应时代的挑战并基于对当今现实经济现象的考察加以推进。
汪和建的若干研究议题都具有强烈的理论抱负，涉及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难题（如企业起源、社会学的市场理论等等），而他对理论的关怀大多建基于对当今现实经济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从交易成本角度解释企业起源及其规模问题是科斯的经典贡献。汪和建基于深入分析后指出科斯理论中潜藏了目的论和反历史主义的错误。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家族企业现象出发，汪和建从历史和非经济事实的角度对企业起源和转化问题给出一种新的解释，认为企业是由家户经济共同体转化扩张而来，家族企业起源于共同构成家庭结构的“亲属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在控制—支持关系上的失衡及其调适（汪和建，2012：173—190）。这不得不说是社会学家对科斯重要理论少见的回应。
市场是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共同感兴趣的核心问题。然而，不少经济社会学的市场研究实际上悬置了对“市场”概念本身的讨论。从语义角度看，市场经常同时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经济制度和作为具体场所或产业的经济实体而被使用着。由于对“市场”这个抽象概念缺乏明确的说明，研究者在使用这个概念时赋予了它足够的包容性，以至于同一个概念即便在同一项研究中也具有截然不同的涵义，有时直接使用经济学意义上作为价格机制的市场，有时视之为一种特殊制度，有时又指涉具体的交易场所（譬如塞列尼，2010）。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核心概念紧张”现象。由于社会学与经济学一样缺乏一个市场理论，对市场的定义都未形成共识，这种“核心概念紧张”的现象在不少研究中都存在。因此，构建一种社会学的市场理论是当前新经济社会学重要的基础性议题。汪和建近年来便一直试图通过一种自我行动逻辑的理论框架，来探讨中国人的市场实践特性及其内在逻辑，并试图提出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
社会学研究的经济现象往往是以“宏大问题”或者说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的面貌出现的。对宏观层面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进行解释的理想进路应该是怎样的？这在社会学里其实是存在显见分歧的。汪和建的路径是从微观的行动实践分析入手，基于对导致宏观模式的微观过程的剖析，通过提炼理论上的因果机制来建立微观过程与宏观秩序的链接，强调宏观问题研究建基于微观分析。[12]在汪和建的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中，“自我行动”是他用来分析微观行动实践的一个本土化原创性概念。他将之定义为“一种以关系理性为约束的自我主义的行动……是一种具有特殊属性的既受‘自我主义’驱动又受‘关系理性’约束的社会行动”（汪和建，2012：270）。汪和建的研究试图表明，正是基于一种自我行动的逻辑，改革以来中国人纷繁复杂的市场实践可以概括为“自主经营”“网络生产”和“派系竞争”三大基本特征。在他看来，这样的市场实践逻辑恰恰是中国自改革以来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重要原因。
汪和建并没有将市场实践中“自我行动的逻辑”的探索限定为上述两个分析进路。他指出“自我行动的逻辑”类似于布迪厄所谓“惯习”和“实践感”在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它既约束人们的选择，又不影响人们做出各种自主的甚至偏离该约束的策略行动（汪和建，2012：192）。他对自我行动的分析是通过自我主义和关系理性两个概念而实现的。自我主义导向自治感进而使人们形成自主经营偏好。关系理性致使人们倾向于亲友关系的运作，借此获得资源。不难看出，作者将文化—心理路径与结构—行动路径统一到了其“自我行动逻辑”的理论框架之中。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基于对“中国居民市场实践社会调查”结果和其他一些个案访谈资料的描述分析，汪和建较为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中国人为什么倾向于将自主经营当作其参与市场实践的首要方式的问题。由于是否受关系理性驱动的亲友关系运作的影响是市场参与者能否获得并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社会资源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这也就给中国私营企业为何迅速增长但组织规模却偏小的现象提供了一种理解思路。社会学研究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自然离不开对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关系现象的关注。沿着关系理性的分析线路，汪和建又通过深度的个案访谈探讨了网络生产何以可能以及关系交易如何影响生产网络的运作问题。
在汪和建看来，自主经营、网络生产和派系竞争恰恰构成了当代中国人市场实践的三大特性。那么，又如何理解中国社会的日常市场活动所体现出来的上述三大特性呢？他认为，自我行动的逻辑构成了其内在的逻辑。在概括经验事实的特征和分析事实的逻辑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其“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关于这个具有鲜明的综合色彩的社会学市场理论，汪和建强调：
“市场实践”——可以将其定义为与市场建构及其运作有关的所有的活动——也因此可能成为市场社会学中的一种新的研究视域。“市场实践概念”以人们在参与市场建构与运作过程中采用的实践策略为优先关注事项。……“市场实践”概念旨在将实践者当作研究的核心，以此为视点，一个真实的且值得观察的市场便是一种实践者的市场，也即以实践者为中心及被实践者感知、参与和运作的自我的市场。（汪和建，2013：48）
不难发现，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很牢靠地因循了前文所述市场社会学的两个逻辑起点。在方法论上，这个理论试图综合的是“相互关联的社会结构、信念和策略”（同上：49），实际上是主张在结构、文化/认知和行动的交织关系中分析具体的市场实践。对于一个具体的市场理论而言，这个理论综合的因素不可谓不多——恰恰因为被综合的因素是互为前提同时也是互为因果的，因此应用到对现实现象的理解、解释和分析上本身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认为其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这一理论缺乏理论理应具有的锚定功能。更具体地说，该理论由于抽离了市场本身的属性，很难说形成了针对市场本身之运作和建构逻辑的理论抽象，进而一旦我们用其他经济社会对象替代“市场”，亦可得到一个新的理论；其二是权力维度的缺失使该理论的理论目标较难真正实现。该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是在回应如何理解和解释中国的市场实践经验的问题。然而在转型期中国面临重建和发展市场的双重任务的独特背景下，这种基于行动理论的社会实践理论由于缺乏对权力或者说政治维度的关注，很难说能够充分实现其“辨识出当代中国人的市场实践之内在逻辑”的理论目标。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对于市场社会学来说，其在方法论和研究技术上的意义要远大于理论本身。
尽管如此，这个理论的建构对于中国的市场社会学来说仍不失为十分有意义的探索。汪和建之所以要从发展一种朝向社会实践的市场理论，在于他有着这样一种判断：无论是市场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还是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理论，其对市场的社会结构理论的修正和转向都是有限度的，即要么陷入方法论个体主义，要么陷入了方法论结构主义。为避免这种陷阱，他主张从市场的社会建构分析进一步转向市场的社会实践分析，因为“‘实践’活动天然地就具有将结构与行动及其建构与运作（规则或结构的再生产）结合起来的特性”（汪和建，2012：378）。显然，这种试图消解结构分析与行动分析之内在张力的理论主张受到了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影响和启发。不过，布迪厄所讲述的实践逻辑理论可以说是一个“模糊的实践感”的逻辑理论，对经济社会学来说只能带来思想上的启发，难以真正推进本领域的理论发展和经验研究。而汪和建对中国人市场实践的经验研究，则力图使布迪厄那里较为含混和模糊的实践理论既彰显出经验上的应用性，同时又能以此来揭示经济实践中相对较为清晰的逻辑。
汪和建对布迪厄理论加以改造、“移用”到经济社会学领域后，实际上大大增强了实践理论的解释力，可谓既发展了理论又推动了对中国人市场实践的特征及其逻辑的经验研究。不过，虽然布迪厄的这一理论是个模糊不清的理论，但他有关该理论的一句话却是值得研究者高度注意的。他说道：“理论的谬误在于，将关于实践的理论观点视作实践的实践关系，更准确地说，将为了对实践给出一种解释而构建的模型视为实践本身的准则”（Bourdieu，1990：81）。主流经济学正是由于对此缺乏应有的警觉，经常将其理论推导的逻辑运用到对经济实践的分析中去，从而导致经济学领域经常滋生诸多与实践并不相符的观点和结论。经济学里有不少简洁优雅的形式模型。许多学者（不限于经济学者）却漠视这些模型的前提假设和约束条件，直接将模型运用到对真实世界的分析和解释中去，或者直接用实践的逻辑去检验理论的逻辑，由此产生诸多谬误。经济社会学里对既有理论模型的简单套用和检验现象，也比比皆是。
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现实经济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构总归要受到多重因素尤其是非经济因素和社会机制的交织影响。于是，经济社会学家发现社会嵌入是市场的根本属性。而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分析范式作为一种形式嵌入/社会建构论取向，实际上是在部分地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范畴的基础上，论述诸多非经济因素如何形塑市场的运作。颇为悖谬的是，主流经济学的市场模型既是形式嵌入/社会建构论者的批判对象，却同样也是他们的分析起点。与经济学不同的是，他们在非经济因素和社会机制对市场的影响问题上持肯定的立场，而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则相反（符平，2013：244）。而汪和建则主张，经济社会学应当建立在对纯粹经济理论的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之上，社会学的市场的社会结构理论应当是朝向建立一种基于特殊行动理论即自我行动的逻辑的社会实践理论的方向迈进，将研究的焦点从“规则”或“社会结构”转向“实践”本身（汪和建，2012：364—387）。而这样一种转向，尽管在具体分析路向上并不是十分清晰，但因循一种韦伯意义上的理解社会学思路，从社会行动入手观察和解析作为特殊的社会行动的市场实践，将人文理解和科学解释策略融合起来探索市场实践的社会机制，不可谓不具有远大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