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观点的二元性和自我的分裂

《平等和偏爱》禀承了托马斯·内格尔在《无源之见》中的“观点”学说^[7]。但是，在《无源之见》中，内格尔还没有把他的学说应用到政治哲学领域，虽然他确实利用这个思想讨论了一些相关的伦理问题，比如说，理由的本质以及区分道义论（deontology）和后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的根据。然而，在目前的这部著作中，内格尔试图系统地探究他在认识论领域发展起来的这个学说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的含义。这个“观点”的学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哲学中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内格尔关于观点的二元性的思想，我们最好首先考察一下在道义论和后果主义之间的争论。彼特·辛格信奉这样一个原则：如果我们能够避免糟糕的事情发生而不牺牲任何比较重要的东西，那么，我们应该做这件事。但是，这个条件“不牺牲任何比较重要的东西”有明显的解释的模糊性，尤其是当我们从牺牲者或行动者的观点来看问题时。这里，一方面，从行动者的观点来看，他或许问，为什么他需要对客观发生的事态负责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完整性呢？另一方面，从牺牲者的观点来看，他或许问，如果每个人的生活与任何其他人的生活同样重要，如果拯救更多的人的生命不可能补偿他的生命的丧失，为什么正是他被选择来做出牺牲呢？如果问这些问题本身是合理的，那么，后果主义的道德思维似乎没有严肃地考虑人的分离性——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具有与其他人一样重要的生活。

在内格尔看来，我们的道德思维的二元性表明，我们能够同时按照两个观点来思想和行动：一个是个人的（personal）观点，另一个是非个人的（impersonal）观点，这两个观点都居于同一个自我之中。个人的观点是由对一个人自己特别重要的欲望、计划、依附和忠诚来定义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个人的观点帮助形成了一个人的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亦即把他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东西。承认个人观点的重要性不是要否认所有人也许都能够享有某些共同的东西，但是，很明显，每个人自己的观点对于他看待和体验这个世界（包括他与其他人的关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然而，当我们认为有些东西对我们自己特别重要（特别有意义或者特别有价值）时，我们也会注意到，至少一些价值是非个人的：不论我们自己对生活和世界持有什么特殊的个人观点，理性的个体都能够赋予某些东西以同样的重要性。比如说，我们都能够一致地认为，某些东西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本质上是必要的。非个人的价值事实上是从个人的观点中进行抽象而得到的，它们是对每个人的生活具有同等程度重要性的东西。这样的抽象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一个理性的个体能够识别其他人的主张，正如其他人能够识别我们自己的主张一样。

然而，两个观点的共存在自我这里也产生了一种分裂。从非个人的观点来看，每个人都与其他人一样重要，不多也不少。因此，非个人的观点为普遍的公正和平等（universal impartiality and equality）提供了有力的要求。一方面，由于个人的观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依附于每个独特的自我，它也就产生了强的个人主义的动机和要求。如果这种类型的公正和平等是一个值得向往的社会和政治理想，那么，这些动机和要求就为追求和实现这个理想设置了障碍。把这两种观点调和起来绝非易事。例如，假设在一个社会中，当少数人的生活质量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无助地坏下去。从个人的观点来看，这些少数人的幸福生活是他们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结果；至少从右翼的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没有道德上的合法的理由剥夺或者削弱他们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从非个人的观点来看，与这些特别富裕的人相比，大多数人显然对生活资源和支配它们的政治权利有更迫切的需要。这些需要必须被满足，因为作为平等的个体，他们被假设也有权利追求和实现他们自己的个人幸福。这个例子示范了自由的价值和平等的价值之间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划分了自由主义的两个基本阵营——据说左翼的自由主义者强调平等，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则强调自由。

进一步看，一些其他的因素也使得把这两个观点调和起来变得格外艰难。非个人的观点要求认识到每个人的平等的重要性，但是，平等这个道德-政治目标的实现是体现在个人对其生活计划和生活理想的追求之中的，它要求以一种道德上允许的方式合理地配置资源。但是，人类的资源总是有限的，不可能充分满足每个人的需求。这就要求人们要有一种基本的道德意识。而且，由于某些道德心理学的实施，我们也无法忽视个人努力与资源配置的关系问题。另外，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每个人的生活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每一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的生活理想的实现是最重要的。因此，如果这两种观点能够调和的话，那么主要地取决于道德进步和社会结构的合理安排。在现实世界中，这两个观点总是动态地处于冲突之中，它们之间的永恒张力给伦理学和政治学带来了非常严肃的问题，没有一个观点能够被忽视，因为没有一个观点能够被还原为另一个观点。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个个体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在一个合理的可接受的社会-政治体制中几乎具有同样程度的重要性。事实上，一个观点不可能离开另一个观点而有意义地存在。因此，让我们回到观点的二元性的伦理-政治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