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代中国的第一场意识形态战争

一　假设的历史

太平天国是19世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在十多年残酷的拉锯战后，太平天国最终失败，清朝也是“惨胜”。根据历史学家们保守的估计，至少有一千多万人丧生，最多则可能是近一亿人，占当时中国人的四分之一。这种惨酷，也许只有20世纪更大规模的战争可以与之相提并论。面对生命的凋亡，争论清兵和太平军谁该负更大的责任，谁是谁非，虽然显得是那么的苍白，却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主题，它牵涉到诸多的子课题，诸如政教关系、制度改革与革命、宗教竞争与冲突、如何包容异文化、暴力与和平等等。我们能看到的历史后果，只是太平天国彻底改变了清朝的命运，使一个帝国走向了衰败。我们面对历史，所能做的是，以史为鉴，让历史上的灾祸成为后人的“历史记忆”，使他们具有“历史免疫力”，面临相类似的处境时从前人的错误中汲取教训，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而避免同样错误的最好方法，当然是从制度上建设“防火墙”，隔绝犯错的可能性。比如，西欧宗教改革引起了天主教和新教之间、新教各宗派之间的厮杀，而促使思想家们（如霍布斯和洛克）和政治家们提出并逐渐实行政教分离的政治制度，国家和教会各有权限，政治和宗教各自良性发展，从而使西方和其他文化传统区分开来。[1]

历史没有“假如”。[2]但这不能妨碍我们去“假设”。假设当年太平军不是顺江东下占领南京，而是一鼓作气长驱直入北京又会如何？假设当年曾国藩自杀成功，湘军全军覆没，又如何？假设石达开获得洪秀全的信任成为“军师”，又如何？假设洪秀全借鉴朱元璋，以“驱逐鞑虏”为帜，弃明教（上帝教）而采儒教，使儒士归心，又如何？假设太平天国推翻清朝，统一中国，中国又将如何？最后这一个“假设”，各派史家会给出不同答案。冯友兰先生曾说太平天国是神权政治，倒退到中世纪，阻碍中国现代化。不过为何不可以设想，太平天国由洪秀全建立起一个韦伯式的清教国家，而由洪仁玕将之现代化呢？须知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已获洪秀全赞同，只是时势不给其落实的机会。如能落实，则太平天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藉由在“道”的层面与英美的相通，而对科学、民主渐进地接纳，避免法俄式的反宗教革命。

20世纪“太学”曾经是盛极一时的“显学”。民国时，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烛照下，太平天国被萧一山、简又文等称为“民族革命”；共和国建立后，史家又都将太平天国视为“农民革命”。随着90年代初“告别革命”的“现代化论述”的兴起，“五朵金花”黯然失色，被视为“伪问题”弃置一旁，“金花”丛中开得异常艳丽的天国研究也遽尔衰落。“太学”界人才老化，框架陈旧，一个时代缓缓落幕。新世纪前后，对天国宗教的研究则“异军突起”，比如历史学家唐德刚就承简又文之遗绪，把太平天国称为“宗教革命”。也有人把太平天国视为“邪教”，如潘旭澜《太平杂说》。史景迁的《上帝的中国之子》和夏春涛的《天国的陨落》亦从宗教视角来考察太平天国。除了注意太平天国与基督教的联系外，亦有人将之与民间宗教作比较。

以往的“太学”太局限于中国视域，其实从世界传教史和思想传播史来看，不能不为洪秀全、冯云山的“世界性”惊讶。就跟20世纪初进化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科学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传播，也汹涌澎湃进入中国并掀起阵阵惊涛骇浪一样，太平天国也可以被视为18、19世纪英美基督教两次“大觉醒运动”的海啸在中国掀起的巨浪。“现代化”在思想上采取了法俄式的“剧烈”断裂和英美式的“温和”改良两条不同进路，前者是与天主教、东正教传统决裂，后者则是在基督教的包容中逐步改进。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使那个时代普遍洋溢着一种千禧年主义激情：世界出现异象，将趋于文明之境，某些人或民族负有拯救人类的使命，要将福音传遍全人类。只不过法国人持世俗版千禧年主义（启蒙主义进步史观），美国人持基督教版千禧年主义罢了。从其传播到中国的时间上说，后者只比英美本土晚了一点，而前者则要晚上一百多年。就在太平天国前后，在英美（尤其美国）兴起了一系列的新宗派、新宗教，如卫斯理宗、安息日复临会、摩门教，如果与太平天国相比较，我们会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的诸多相似，都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救世使命感与紧迫感。从这个角度，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个新颖的结论，那就是太平天国是“大觉醒运动”在中国结出的一个果，可称为“中国人的基督教”，正如摩门教是该运动在美国结出的一个果，而被称为“美国人的基督教”一样。这一点，如果用以五旬节派和灵恩派为代表的“南方基督教”在20世纪中后期的风行作比较，会看得更加清楚。南方（亚非拉）基督教的特点是字面解经、治病赶鬼、圣灵感动、神魔对立，天堂地狱二分。在组织上本地人主导，在观念上以基督教的神系压倒和取代本土神谱。南方由于未能像北方（欧美）那样充分现代化，而处于“前现代的世界观”中，因此其宗教经验很容易与新旧约中的中东处境相吻合，获得共振。就此而论，太平天国的上帝教未尝不是“南方基督教”的先驱。夏春涛认为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应该是洪仁玕而不是洪秀全，是没有认识到洪秀全赶上了当时英美的最新潮流，眼光还是比不上毛润之。

无论是“民族革命说”、“农民革命说”还是“宗教革命说”，都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晚清。曾国藩就将剿灭太平天国视为“卫道”之圣战，传教士亦竭力想搞清它是否为基督教异端。但任何一种理论，都难以解释太平天国这个“四不像”。它有极度的复杂性，古今中外新旧文化因素杂糅为一，前现代性与近代性纠结不清，自具一种古怪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