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太平天国与启示录》的内容与创意
一百多年来关于太平天国的著作已有许多，自然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受时代和作者水平的限制，本书亦必有其长处和短处。就“有意识”的层面来说，笔者在写《太平天国与启示录》这本书时，只着眼于笔者感兴趣的上帝教意识形态——尤其它与19世纪初期来华传教士、与《圣经》和基督教的关系，这也正是能够发挥笔者所受学术训练的地方。关于太平天国，可以谈的方面真是无数，前辈学者（如罗尔纲和茅家琦）在“硬事实”上已经做了杰出的研究，不必再重复，一些“思辨”性质的判断（如上帝教是否“邪教”）也已有许多，意见无非那么几种，这些笔者或许会作简要介绍，但不会重复。笔者的重心，不如说在于“发现”和“重估”，发现上帝教的一些“秘密”，或对其作出“重估”，它离科学更近一些，而离思辨更远一些。
《太平天国与启示录》共分五章。
第一章“由宗教革命引起的宗教战争”，回顾并反思了一百年来太平天国研究中的三种范式：“民族革命论”、“农民革命论”和“宗教革命论”，作者认为太平天国首先是导源于新教传教运动的宗教革命。上帝教受基督教一神论排他主义的影响，极端反偶像，引发与传统社会的矛盾，酿成宗教革命，进至引发上帝教与儒教之间的宗教战争。
第二章“别样的基督教”，反驳了以罗尔纲、简又文、王庆成、夏春涛等先生为代表的一个传统看法——上帝教受到了广西本地宗教影响，“民间宗教化”了。通过对太平天国文献的分析，笔者指出，上帝教的主要特征，如天神下凡、传言、治病赶鬼、预言、异梦、末劫观等，都有《圣经》的来源，是基督教之内在逻辑在特定语境中的外在显现，无论从圣经、从19世纪早期西方基督教新宗派，还是从今天的“南方基督教”来看，它都是基督教的“异端化”，并向着“新宗教”发展，它与民间宗教的关系充其量是一种外在的“平行”关系，而不是一种“混合”、“折衷”或“为其所化”的关系。
第三章“太平天国与启示录”，从文本上考察了洪秀全自传《太平天日》关键部分“丁酉异梦”跟圣经《启示录》的对应关系，从语言、形象及神学观念的相似，揭示出洪秀全在写作《太平天日》时，有意识地模仿了《启示录》，因此，“丁酉异梦”有神学创作的成分。《启示录》的神魔斗争论和末世论通过洪秀全影响了太平天国运动的进程。
第四章“千禧年主义及其中传”，追溯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新教来源，认为其基本神学来自18、19世纪英美基督教新教“大觉醒运动”，其核心是盼望基督很快复临拯救世界的千禧年主义。千禧年主义强调基督就快复临、神魔对立、信者上天堂得永生、不信者下地狱受永苦。这种神学通过新教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米怜、郭士立、麦都思、罗孝全等人，影响了梁发和洪秀全等人，也为儒家学者梁廷枏知晓。洪秀全跟摩门教等基督教新教派相似，认为“天国迩来今真来”，南京作为“新耶路撒冷”实现了旧约和新约的愿望。
第五章“一个基督教国家的现代化方案”，先指出学者（如冯友兰、袁伟时）在对待洪仁玕《资政新篇》与洪秀全《天朝田亩制度》时的矛盾，即一方面贬低洪秀全，抬高洪仁玕；另一方面却又难以解释为何洪秀全会赞同《资政新篇》。笔者指出，洪仁玕长期跟西方传教士交往，接受了他们的“基督教文明观”，因此提出了一个基督教国家的现代化方案，而跟囿于客家农村理想的洪秀全有所不同。但就政教合一、把基督教设立为垄断性的“国教”、废除传统宗教、使中国文化基督教化、模仿西方基督教国家实现现代化上，二者是根本一致的。
本书基于大量的文本对照、对比和分析，反驳了许多流行的看法，提出了新的观点。
第一，反驳了上帝教“民间宗教化”的观点。作者指出上帝教的教义都有《圣经》的来源，它的要素和思路都是基督教的，跟民间宗教没什么关系。它跟基督教内“五旬节派”等强调“圣灵的恩赐”的教派相似，可以说它是今天“南方基督教”的先驱之一。
第二，发现《太平天日》在写作中模仿了《启示录》。以前做太平天国研究的多为历史学家，对基督教神学和《圣经》不是很了解，因此，看不出洪秀全在写《太平天日》时模仿了《启示录》，上帝教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启示录》！这将改写我们对上帝教的认识。
第三，前辈学者囿于各自的意识形态，常常对洪秀全和洪仁玕一褒一贬，难以解释何以“愚昧落后”的洪秀全能够支持“开明先进”的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未能看到二洪在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使中国文化基督教化、实现“基督教式的现代化”的目标上是一致的。
第四，几乎逐项找到了《资政新篇》各项建议的来源和出处，以坚实的文本证据显示洪仁玕深受传教士“基督教文明观”的影响，《资政新篇》反映了当时传教士的基督教式现代化观念。
第五，从全球传教史的视野来看待太平天国，这和传统太平天国研究侧重于就中国来谈天国不同。同时，以往研究多从外部描述太平天国运动的各方面，是传统史学的进路，本书则是从思想传播史的角度对太平天国神学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分析，从“外史”转入“内史”。
第六，复兴“宗教革命说”，证明太平天国首先是一场“宗教革命”和“宗教战争”。基督教新教向外传播，脱离西方政教分离的政治环境，进入传统政教关系环境中的清朝后，演变为新派别——“异端化”的上帝教。上帝教因为其严格的反偶像崇拜，必定与中国原有宗教社群产生冲突，并因受到官府弹压而进一步发展为宗教战争。它与16—18世纪西方由于宗教改革、新教派涌现而引发的宗教战争十分相似。西方后来用“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消解了宗教冲突，而清朝由于没有政教分离制度，也没有“宗教自由”（充其量有“宗教容忍”），当排他性极强的一神教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异端化”为上帝教后，必然引发宗教纷争，太平天国可谓近代西方向中国输出的第一场革命。
[1]关于宗教宽容思想的发展，可参伯里《思想自由史》第五章“宗教的宽容”，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关于西方政教分离跟非西方文化政教关系模式的区别，可参马克·里拉《夭折的上帝》，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尤其谈霍布斯政教关系思想的第二章“大分离”。关于宗教改革所导致的宗教战争在思想史上的后果，可参见潘能伯格《近代德国新教神学问题史》之“导论”部分，香港道风书社2010年版。
[2]本节其余部分出自笔者为陶短房《这个天国不太平》（中华书局2010年版）一书所写的评论，原文标题“洪秀全信天国吗？”，发表于《时代周报》2011年1月13日，此处略去了原文技术性较强的后半部分。
[3]本节原题“近代中国的第一场意识形态战争”，是为赖利《上帝与皇帝之争：太平天国的宗教与政治》（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一书所写的评论，原文发表于《时代周报》2011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