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夏、商、西周时期重庆的人口流动与移徙（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771年）

第一节 巴族在三峡中兴盛与外迁

一 因盐而兴的巴族

悠悠峡江，巍巍巫山，雄奇险峻，神秘莫测，这特殊环境孕育出一个伟大的民族——巴族。巴族习性刚猛，建立起一个地跨今川、陕、渝、鄂、湘、黔六省市的泱泱大国，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不可磨灭的篇章。

关于巴族的起源，当数《山海经》记载为最早，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对于巴族上述这段记载，尽管有不少意见相左的解释（笔者亦将在后文作出解释），但至少可以肯定，巴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出现，可提早到传说中的太皞时代以前。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传说里的氏族部落，一般都是从神话中引申出来。事实上，氏族和部落比关于他们的神话来源要古老得多。”也就是说，巴人的出现比记载的“后照是始为巴人”要早得多，如果上溯，可能与大溪文化峡江类型的创造者有直接联系，时间可达六千年前。

关于巴族的历史，《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曰：“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孟涂）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此事《竹书纪年》卷三亦曰：“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入巴莅讼。”

显然，孟涂司神和莅讼的地方就是巴人聚居的地方，这是解决巴人起源之地的关键。对此有两段资料，一是晋人郭璞注《海内南经》这段话时曰：“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今秭归县东的确有个丹阳城，笔者在鄂西从事考古工作多年，也亲自调查过秭归丹阳城，此处确为一处古城。二是《巫山县志》卷十一七云：“孟涂祠在县南巫山下。”两说不一致，是因为记述的两件事，一为住地，一为立祠地，但这两地都在大巫山之中，峡江之内，完全可能从秭归到巫山一带就是夏代巴人所居住的地方。

古老的巴人在这线天斗坪、丛林密箐的巫山之内、峡江之中何以为生？此处务农条件极差，只有依靠渔猎为主要谋生手段，狩猎是靠不住的，只有捕鱼才是根本的生计。这里除长江干流之外，支流甚多，长江中游的鱼类，每年秋天皆洄游三峡之内产卵交配孵化，渔业资源尤其丰富。因此，捕鱼不仅比较容易解决起码的果腹问题，而且成了巴人最主要的劳动手段。

与此联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个民族为什么叫“巴”。不少人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如认为巴就是“坝”，在我国西南地区有许多坝，生活在坝上的人就以地为称，叫“坝”，讹演为“巴”；也有人认为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水形若“巴”，以字为称，叫“巴”字；也有的如《说文解字》认为“巴”是象形字，即食象蛇，等等。有的解释有一定道理，如食象形说，但这就是将流说成源了。

张勋僚先生从民族学和语言学以及民俗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原来巴就是鱼，鱼就读巴，巴的称谓与其捕鱼的经济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

清代著名的四川籍学者李调元在《粤歌》卷三著录东楼吴代原所辑《狼歌》歌词“巴吞巴，度了笼洪力”一句下面注释曰：“‘巴’是鱼，‘度了’是一齐，‘笼’是下，‘洪力’是深潭里。这句整个意思就是鱼群一齐下到深潭里了。”同书卷四著录四民黄道原所辑《獞（壮）歌》曰：“巴摆投生水，巴不里漤淋。”李调元注曰：“‘巴’是鱼，有所舍而摆曰摆，‘里’是到，‘漤淋’是浊水。”这句话的意思是鱼喜欢清水，而不喜欢浊水。其实四川、重庆仍有呼鱼为鱼摆摆的。

清朝修的广西一些地方县志如《天保（今德保）县志》、《镇安（亦在今德保）县志》记载当地方言“谓鱼曰巴”；《永康（今扶绥县）县志》亦曰当地土话“鱼”曰“不拉”，不拉相切就是“巴”。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也读鱼曰巴。很可能“鱼”读曰“巴”在南方壮傣族语系中是很常见的。其实今重庆及川东一带仍有这种读法，如称装鱼的鱼篓为巴篓，鲢鱼为鲢巴，鱼复可读巴复。

鱼与盐密不可分，食鱼需放盐，更重要的是腌鱼更需要盐，每当捕捞食之有余，必需腌起，以备无鲜鱼时之需，或与无鱼地区交换其他生活必需品，因而巴人对盐的需求量很大，依赖性很强。而得天时地利之便，巫溪盐泉为之提供所需之盐，使巴族在这鱼盐之地迅速成长起来。正因自古盐与巴的特殊关系，古川东一带的重庆地区呼盐为盐巴。

在巴族生计问题上，任乃强先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巴族从事运盐、贩盐为主，这是很有见地的。巴人善水，常驾船往来于江河之上，捕鱼捞虾，并将自己腌制的鱼类运到别处交换必需的生产资料。而控制宝源山盐泉的巫咸之民和控制伏牛山盐泉的巫臷之民却并不善驾舟楫，他们除制作大量泉盐自给之外，需靠交换来获得各项生活必需品。这就为善驾舟楫的巴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巴族顺理成章地成了运盐贩盐的“专业户”，他们从少到多，由近及远，从少数人投入到举族参与。大巫山的盐泉通过长江这条干流和其他众多支流以及翻山越岭的小道，东到江汉平原，东北到豫西平原，北到汉中盆地、关中平原，西到成都平原，南到云贵高原，以解决那些地方的食盐问题，同时换回大巫山中缺少的东西，与巫山诸部进行交换。在这双重交换中，巴人得到较丰厚的收益，从而使自己的民族经济日益强大，经济是基础，雄厚的经济实力必然导致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大。

建立在上述情况之上，我们便可能诠释《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的“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咸即盐，咸鸟即盐鸟，即负盐之鸟，巴人驾着装载巫盐的舟船，驾轻就熟地在江河之上像鸟一样快捷如飞的行进，故被称为“咸鸟”。乘釐，乘是乘载的乘，釐为治理之意，即治理乘载之事，可解释为管理运盐之人。“后照”，“后”即首领，后来引申为国王，如夏后启、后羿等。“照”或许是灶的讹写，表明这时巴人不仅运盐，也聚族众设灶煮盐，以取得更丰富的收益，后灶，即管理盐灶的头领。上述三位巴人首领的名称，明确显示巴族的起源和初兴与盐直接关联着的。到这时，巴不再是一个无名小氏族，而是从事煮盐、运盐、贩盐，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名有姓，自称为“巴”的部落了，“始为巴人”即巴部落之称得到巫山诸部的认同。

从记载的巫山十六巫及未见记载的氏族部落来看，大巫山地区可谓“人丁兴旺”，而盐泉资源却是有限的，争卤争盐的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而当时整个中原和南方均已进入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军事民主制时期及初期奴隶制时期，原始社会民主平等的情况已成为过去，部落之间和平相处已为侵凌、掠夺所代替，人们以战争为职业，专事掠夺财富和人口，巴族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崛起并从事煮盐、运盐和贩盐的事务的。在他们辗转各地进行贩运盐的过程中，经常与阻拦勒索者拼搏，与夺盐、抢盐者争斗，因此，巴族男子拿起武器皆为战士，人人争先，为生存而战，为财富而战。或迎击来犯之敌，或夺路而进。在这种险恶条件下，巴族运盐、贩盐必然是一种集体的行动，是成群结队的往返，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既能贩盐，换取对方的东西，又能保证每个成员生命财产的安全。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巴族，必然形成刚猛剽悍、尚武善战的民族习性。

二 巴族的外迁与扩张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不断的增加，部落发展到一定程度要从中分出一部分，组成另一个部落——子部落，这是每个民族发展的必经之路，巴族也不例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巴族也先后分出子部落，孙部落。巫巴山地的物质条件毕竟有限，不可能容纳越来越多的人口，并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因此，一批一批的原始先民便从巫巴山地中走出来。中原北方是强大威严的夏商王朝，不可能去，他们便向东向西发展，或进入长江中游平原，或进入四川盆地，从而使巴族的历史具有了绚丽多彩和丰富辉煌的内容。

巴族主要是靠捕鱼为主，狩猎为辅的渔猎部落，加之又一直从事盐的长途贩运，而不是靠农耕而生的农业部落，因此，守土性不强，迁徙性则成为巴族的主要习性之一，这也正好可以说明为什么沿江巴文化遗址文化层一般来讲都不厚。由于贩盐的特殊营生使他们对大巫山周围了如指掌，再远一些的地方也不陌生，在巫山地区日益不能承受养育更多部民的情况下，他们便逐渐向外迁徙了。虽然，从取得盐泉的角度来讲，他们仍然和孕育自己的母体大巫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居住中心却转往峡江之外，从而形成以大巫山为中心，在川、陕、鄂、渝、湘、黔六省市内的大迁徙，将巴族的势力，将巴文化扩展到广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