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男人的生命之歌：《女神》

第一部分 作家简介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字鼎堂，1892年11月16日出生在四川省乐山沙湾。父亲是个商人，母亲是一个没落官宦人家的女儿，资质聪颖，喜好文学。在郭沫若小时候，母亲常给他吟诵一些简单的唐宋诗词，正是从母亲那里，郭沫若获得了最早的文学启蒙。他天资聪慧，四岁时就开始接受家塾教育，十二岁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堂，十四岁入嘉定府中学堂，十七岁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的中学读书。1914年初，抵达日本留学，最开始学习医术，后来弃医从文，1918年开始从事新诗创作，“沫若”这个笔名就是他首次发表新诗时所使用的。这一名字源自他故乡的两条河流沫水和若水，以此为名，有不忘故土之意。除此之外，他也曾使用过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名字，但相比较而言，郭沫若这个名字使用最多，也更为人们所熟知。

郭沫若一生建树颇多，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很少有像他一样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不凡成绩的学者：他是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1921年，他与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人发起组织了2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团体之一创造社，积极从事新文学创作。他的代表作《女神》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对中国的新诗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1926年，他参加了北伐战争，任国民党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郭沫若创作了《王昭君》、《聂嫈》和《卓文君》三部历史剧。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他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在此期间，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史，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卜辞通纂》十几种专著，为中国史学、文字学做出了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回国，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期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抗战时期，他又创作了一系列历史剧，如《虎符》、《屈原》、《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高渐离》等。1949年7月，他被选为全国文联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从事文化科学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参加一些政治社会活动和进行对外文化交流。在工作之余，坚持文学创作，发表了大量作品，如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史学论著《奴隶制时代》，文艺论著《李白与杜甫》以及诗集《新华颂》、《东风集》等。1978年，在北京逝世。

郭沫若带着他特有的激情与热忱，一生坚持在文化事业的各个领域进行探索，对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文学、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领域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郭沫若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

第二部分 作品赏读

《女神》出版于1921年，收入1916年到1921年之间的主要诗作。连同序诗共57篇。多为诗人留学日本时所作。《女神》共分三辑。除《序诗》外，第一辑包括《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第二辑分为三个部分。自《凤凰涅槃》至《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共十篇为《凤凰涅槃之什》，自《三个泛神论者》至《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共十篇为《泛神论者之什》，自《太阳礼赞》至《死》共十篇为《太阳礼赞之什》。第三辑分为三个部分，自《Venus》至《晚步》共十篇为《爱神之什》，自《春蚕》至《日暮的婚筵》（其中《岸上》为三篇）共十篇为《春蚕之什》，自《新生》至《西湖纪游》（其中《西湖纪游》为六篇）共十篇为《归国吟》。

《女神》表现了诗人郭沫若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思考，深刻揭示了富有现代气息的生命意识和生存观念。

诗人对五四的感受是深层的，它主要表现出郭沫若对生命本身的“生命力”的体悟。如果说闻一多所阐述的《女神》的时代精神首先是“动”的精神的话，那么，这种动首先是生命的动，是一种生命的运动形态：“二十世纪是个动的世纪。这种的精神映射于《女神》中最为明显。”闻一多认为，“动的本能是近代文明一切的事业之母，他是近代文明之细胞核”。他引述了《笔立山头展望》的诗行说，“恐怕没有别的东西比火车底飞跑同轮船底鼓进”，更能叫出郭沫若“心里那种压不平的活动之欲”。[28]《女神》洋溢着生命的运动形式，“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的狂叫！/我如电气一样的飞跑！”(《天狗》)郭沫若生命的律动与20世纪的时代律动是一致的，燃烧是生命的燃烧，狂叫是生命的狂叫。在这里，郭沫若是从个体生命体验出发，《女神》主要传达出诗人郭沫若对生命的感受与认同，是郭沫若生命意识的审美呈现。读《女神》，我们会被诗作中那种无所不在的能量所激动，郭沫若对“力”的歌赞，既是自我个性的体现，也是生命能量的爆发。在《天狗》中，郭沫若一反中国诗歌的常规，大胆运用现代科学常识，有效地进行了诗歌的现代转化，并且将个体生命的能量与时代精神结合在一起，真正写出了生命的歌：“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从生存生命的认识出发，《女神》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了它的价值所在。

第一，对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存在的思考。郭沫若是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关注民族、思考人生的，也可以说，他是从自我个体体验出发对人类的生存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深刻的思考。《凤凰涅槃》“象征着中国的再生”[29]的同时，是对人类生命的追问与理解，或者说，诗人是从思考人的生存与生命哲学的高度来关注中国的再生问题的。有关《女神》的哲学问题，宗白华早在《三叶集》的通信中就已经指出过：《天狗》“这首诗的内容深意”，是用“泛神论的名目来表写”的，而《凤凰涅槃》等诗篇“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意味浓深”[30]。在《凤凰涅槃》中，郭沫若借凤凰的歌唱，唱出的是生命的歌，是对人类生存现实中生命世界的追问：“宇宙呀，宇宙，/你为什么存在？/你自从哪儿来？/你坐在哪儿在？/你是个有限大的空球？/还是无限大的整块？/你若是有限大的空球，/那拥抱着你的空间/他从哪儿来？/你的外边还有些什么存在？/你若是无限大的整块，/这被你拥抱着的空间，他从哪儿来？/你的当中为什么又有生命存在？/你到底是个有生命的交流？/你到底是个无生命的机械？”这一连串的追问，让我们感受到诗的激动之余，对人生、社会产生深深的反思，会联想到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所提出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五四时代，能够进行这种思考的作家并不多见，而郭沫若无疑走在时代前列，从一个更深的层面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要回答也是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男性生命的审美呈现。作为五四时代的男性形象，郭沫若在《女神》中表现了一种典型的男性力量，这是一个时代觉醒的男性，是生命觉醒的男性，是大胆表现自我的男性。诗的主体是男性，诗的精神向度是男性，诗的美学构成是男性的力量和雄性的美。

《女神》作为男性的歌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诗作中男性的力量向度；二是女性美的审美向度。这两个向度是相辅相成的，构成了《女神》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这两个向度呈现出诗作对男性的雄壮力量的歌赞，展示了时代男性应有的力度。在这个世界中，聂政、凤、大海、太阳等都是男性的象征性形象，他们是男性力量的象征，也是一种社会化的象征。男性形象体现着诗人的情感特征，也体现出郭沫若的性格追求。在《女神》的审美世界里，男性的形象和女性的形象是相和谐的，男性形象是对女性形象的提高，而女性则又是男性的映衬。凤和凰是和谐的，他们的共鸣演奏了诗人动人的心曲，写出了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对人生的不同理解，也写出了凤和凰不同的性格世界。在《湘累》中，屈原与女须也是和谐的，是相互说明的。如果说在《女神之再生》中郭沫若直接赞美了女性，而在这部诗剧中，诗人则主要通过屈原进一步阐释了“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走”这一命题。比较于太阳、大海等男性，屈原是另类男性的代表，在他身上，既有雄壮的风格，又有优美的个性，他在不受理解的环境中歌唱道：“你怎见得我只是些湘沅小流？我的力量只能汇成个小小的洞庭，我的力量便不能汇成个无边的大海吗？”作为男人的海，屈原的心胸是博大无边的。但《湘累》不在于表现屈原的心胸，而主要在于表现引导诗人前行的“水中歌声”，以及由这歌声所激发出来的生命的律动：“好悲切的歌词！唱得我也流起泪来了。流吧！我生命底泉水呀！你一流出来，好象把我全身底烈火都浇息了的一样。”或者说，正是水中优美的女性歌声打动了诗人屈原，让他从这“能够使人流泪的诗”中感受到了人生的价值，也发现了男性自身所需要精神。

中国古典诗词极为讲究意象的选择与营造。春花秋月、晨钟暮鼓、春雨清风，都有可能成为诗人笔下的审美意象。任何审美意象都是诗人生命感受的诗意把写，所谓文以意为主即是如此。综观古典诗词中的意象，主要表现了古典诗人的中年心态以及文人化精神。而在郭沫若笔下，他承继了古典诗词营造意象的艺术传统，但《女神》中的审美意象则是具有创造性意义的，郭沫若更愿意选择那些具有男性特征的现代意义的意象，传达出郭沫若特有的精神气质。在《女神》中，大体是由几类相互关联的意象构成艺术的王国。大海、太阳中两个主体意象，这两个主体意象是男性的，呈现出诗作的美学指向，成为诗人精神的外化。《凤凰涅槃》、《心灯》、《日出》、《晨安》、《浴海》、《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光海》、《夜步十里松原》、《太阳礼赞》、《沙上的脚印》、《新阳关三叠》等诗篇中使用了太阳或海的意象。在《女神》中，太阳、海都是男性的象征，“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浴海》)，“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太阳哟！你请把我全部的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太阳哟！你请把我全部的诗歌照成些金色的浮沤！”(《太阳礼赞》)。这些意象都已经超越了古典文学意象的美学范畴，成功将古典文学意象进行了现代性转化。围绕太阳和海这两个意象，诗作中出现了“天狗”、“凤凰”等意象，这些意象不仅古典文学中没有或很少出现过，而且诗人所赋予的现代意义，使这些意象很好地传达出诗人的情感世界。而夜也是诗作的主要意象，这个意象完全不同于古典诗词中的月亮意象，它已经具有了现代诗的“幻想神思”境界。“女神”是郭沫若精心营造的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诗人男性情感的诗意表达。“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走”，既是郭沫若作为男性对女性的理解，又巧妙地将古典人物意象化地进行了现代转化。

《女神》在形式上的追求同样体现出男性化的特征。我们都注意到了《女神》的自由体式和汪洋恣肆的抒情特点，也注意到了《女神》中那个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形象是作为男性形象出现的，那么，也就难以理解郭沫若创作过程中的主体思维及其情感特征。梁实秋借《女神》的评论，认为“第一流的诗人”，应有“特殊的神思幻想，心境的光怪陆离”。郭沫若虽然不是梁实秋所希望的那种“永远站在社会边上的”[31]诗人，但郭沫若也不是执着于现实而忘记诗人职责的，《女神》既在体式上做到了自由，又保持了应有的节制。郭沫若不像新月诗人那样具有良好的绅士风度，因为《女神》时期的郭沫若还是穷学生，他所要做的就是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而像“天狗”一样狂叫。不过，这种狂叫并不是无节制的。那么，郭沫若是如何进行艺术节制的？郭沫若说过：“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并不是什么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弱长短，宫商徵羽；也不是什么双声叠韵，什么压在问中的韵文！这些都是外在的韵律或有形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

那么，什么又是郭沫若所说的“内在律”呢？看《雪朝》一诗所写的：“楼头的檐霤……/那可不是我全身的血液？/我全身的血液点滴出律吕的幽音，/同那海涛相和，松涛相和，雪涛相和。”《女神》的内在律便是用生命的血液书写出的诗的旋律。郭沫若说，“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诗人的情绪是生命的一种形式，是生命能量的外化。郭沫若认识到，纯粹的感情是不能成为诗的，诗人的感情必须是生命的爆发，是诗人生命向外扩张时的律动形式。“无限的大自然，/成了一个光海了。/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笑：/海也在笑，/山也在笑，/太阳也在笑，/地球也在笑，/我同阿和，我的嫩苗，/同在笑中笑。”(《光海》)这就是一种生命律动的形式，在大自然的环境中，诗人的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从而感受到了生命自然形态的美好与欢快，这时，诗人的情绪自然放松，呈现快乐状态，因而，其诗行是欢快的、明晰的。

第三部分 《女神》选录

天狗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X光线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1920年2月初作

心灯

连日不住的狂风，

吹灭了空中的太阳，

吹熄了胸中的灯亮。

炭坑中的炭块呀，凄凉！

空中的太阳，胸中的灯亮，

同是一座公司底电灯一样：

太阳万烛光，我是五烛光，

烛光虽有多少，亮时同时亮。

放学回来我睡在这海岸边的草场上，

海碧天青，浮云灿烂，衰草金黄。

是潮里的声音？是草里的声音？

一声声道：快向光明处伸长！

有几个小巧的纸鸢正在空中飞放，

纸鸢们也好象欢喜太阳：

一个个恐后争先，争先恐后，

不断地努力、飞扬、向上。

更有只雄壮的飞鹰在我头上飞航，

他在闪闪翅儿，又在停停桨，

他从光明中飞来，又向光明中飞往，

我想到我心地里翱翔着的凤凰。

1920年2月初作

浴海

太阳当顶了！

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

万象森罗，一个圆形舞蹈！

我在这舞蹈场中戏弄波涛！

我的血和海浪同潮，

我的心和日火同烧，

我有生以来的尘垢、秕糠

早已被全盘洗掉！

我如今变了个脱了壳的蝉虫，

正在这烈日光中放声叫：

太阳的光威

要把这全宇宙来熔化了！

弟兄们！快快！

快也来戏弄波涛！

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

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

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

全盘洗掉！

新社会的改造

全赖吾曹！

夜步十里松原

海已安眠了。

远望去，只见得白茫茫一片幽光，

听不出丝毫的涛声波语。

哦，太空！怎么那样的高超，自由，雄浑，清寥！

无数的明星正圆睁着他们的眼儿，

在眺望这美丽的夜景。

十里松原中无数的古松，

都高擎着他们的手儿沉默着在赞美天宇。

他们一枝枝的手儿在空中战栗。

我的一枝枝的神经纤维在身中战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