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近现代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之反思

以上，笔者将近现代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收缩为两个问题:即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开端与奠基，和下半叶以来的发展与限度，作了简要的回顾与分析。由这简要的回顾与分析，可以明确两点:一是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虽然20世纪上半叶尚属抽象性质的开端与奠基，和下半叶特别是80、90年代以来令人叹为观止的研究规模，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圆圈式或首尾相应式的思维方式看，从贯注其间的文学观念、架构模式以及更为深层的核心哲学中心领导观念看，两者其实是一致的。因此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80、90年代以来令人叹为观止的研究规模，实际上也只不过是其较为抽象的开端与奠基的最大限度的具体化与理论深化的发展而已，所谓终点乃具体的开端是也。

二是在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过程中，我们已看到形成过两种不同的学科研究方式和叙述形态。即“史”的研究方式和叙述形态(含“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史”和“中国文学思想史”等)和“论”的研究方式和叙述形态，即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这两种研究方式和叙述形态，虽然表面看来层次不同，但贯穿其间的主导性文学观念是大体一致的，即都是源自西方文论的纯文学观念，若再进一步收缩到最核心的哲学根基，作为其中心领导观念的则显然同样是西方的强项认识论哲学与美学。

那么，对近现代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整体成果的价值，应如何估量呢?本来估量每一主观文论研究成果，都需要一个客观的完整的文学理论基型。但目前这样一个客观的成熟的中国古代文论基型尚不存在，客观存在的只有中国学者所理解的西方文论基型。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开端，中国学者就以不同表述的西方文论基型，作为标志现代化的普世的文论的基准，来研究中国文论的史和论。到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西文论不同，西方文论的基型只能作为参照，而不能作为估量并建构中国古代文论的基准。但客观的完整的中国古代文论的基型还没有出现，换句话说，这只是努力接近的目标。因此，虽然已见到不少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个别成果乃至整体成果作评价的文章，但由于目前尚不存在客观的完整的中国古代文论的基型，因此，实际上尚无法真正估量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取得的成果的真实价值。

近年有学者说，为了避免价值不大的重复劳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纂工作目前已经暂告一段落……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下一步工作，就是用巨大的努力，贯彻现代文学批评意识，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们写评传”[44]。论者大致已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认识到中国古代文论(文学批评史)研究，由于前述三部令人叹为观止的大书的出现，已走向高峰，迈向阶段性的“终点”。但论者不是引导学界反思而是引导学界转向写“评传”。这就游离了本学科进一步发展的主流方向了。笔者认为，虽然我们以西方文论为基型，以纯文学为主导性文学观念和以认识论哲学美学为中心领导观念或核心结构的研究，走向了阶段性的“终点”，“暂告一段落”，但并不是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完成。从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自开端就选择西方文论的基型和纯文学观念为主导性文学观念，以及认识论哲学美学为核心结构，这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实际并不相适应，即不能深刻揭示中国古代文论的特质与真正面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还有一段自己很长的路要走。至于这条路应如何走，其主导性文学观念和研究基型，以及作为中心领导观念或核心的哲学根基为何?这仍都需要我们对已有研究成果作深度反思，以及提高学术视野才能明了。在这里，先就三方面的问题作反思。

(一)对研究态度问题的反思

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界似尚未见有人明确提出与论述，这表明古代文论研究界于此还未有自觉。因此，必须从已有较明确看法的一般历史学界与哲学界的看法谈起，以便从中获得相应的启示。唐君毅(1909—1978)说过，吾人的看历史之态度有两种:一种为“如一般历史家，止于一居今以述古，循流以考源之态度”。另一种为“哲学之态度……为直下在人之精神理想之泉源处立根，以顺流而下观之态度……由是而见历史之步步进展，即人之精神理想之步步生发，步步为人所实践之历程”[45]。这是讲“看”也即研究历史有两种很不同的态度，自然所“看”到的历史境界也截然不同。中国古代文论特别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是一种“史”，如何看待也可以有两种态度，而相应地也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研究境界。从目前所看到的古代文论研究，特别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方面，如以唐先生的两种态度区分，应说大多为一般历史家的态度，只止于古代文论现象由流溯源的描述;而缺乏哲学的态度即从古代文论家之“精神理想之泉源处立根”的态度。正因此，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古代文论特别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和著述，但由于大多只止于以西方文论为基础以及以纯文学观念为主导性文学观念“居今以述古”“循流以考源”之态度对待文论现象，而不在古代文论家“精神理想之泉源处立根”，因此已有论著难免肤浅，甚至不着边际。

如果说唐君毅还是从原则方面谈对待历史的态度，那么下面我们谈到的牟宗三(1909—1995)倒是深入一步具体从操作方面谈对待历史的态度。他说:“吾人看历史，须将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把自己个人的生命与历史生命通于一起，是在一条流里面承续着。又须从实践的观点看历史，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民族的实践过程史。把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是表示:不可把历史推出去，作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一个自然对象看。从实践看历史，是表示:历史根本是人的实践过程所形成的，不是摆在外面的一个既成物，而为我们的‘知性’所要去理解的一个外在体。归于实践，所以区别‘理解’。置身历史，所以区别置身度外。这两义是相联而生的。”[46]牟先生在这里区分了两种对待和处理历史的态度:一是将历史推出去，作为与自己不相干的客观外在物、外在自然对象看，以置身度外的认识论之“知性”去理解。二是以实践的观点看，把自己放在或处于历史中，即把自己的生命与民族历史生命通在一起，是在一条流里承续着看即研究。这也可以给我们以借鉴。已有的近百年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特别是“史”的研究，由于自开端就受强势的西方以认识论为基础的文化与文论的影响，大多都是将古代文论看作是外在体，客观自然对象，而置身度外，再以认识论的“知性”认识去理解分析。因此，我们虽然已有了很多古文论研究论著，但我们并不能把握古文论的历史生命，更遑论“承续”了。

与牟宗三相近，但有更深入阐述的是陈寅恪(1890—1969)，他在给冯友兰(1895—1990)《中国哲学史》(上卷)写的“审查报告”中说过:“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47]在这里，陈先生进一步的地方在于，他已由前述二先生深刻地分析而区分的客观存在的研究态度，转向审视研究主体的主观态度，研究主体如何取得研究和评论古人学说的资格。这就是要对古人学说具了解之同情，而要具了解之同情，则必须尽可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思想境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的感同身受之同情。这才可能理悟到位，而不隔阂肤廓。应该说这是了解古人学说真相的唯一恰当的，能实现主观与客观合一的主观态度。研究中国哲学是如此，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也是如此。在这里，现代研究者不应有过多的现代优越感，更不应居高临下，如视其为“乌烟瘴气”等。我们应该心存敬畏，才能入乎其内得其真义，出乎其外下笔作恰当的客观评论。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研究者难以统计，又有几人能怀此态度?

(二)对文学观念和理论体系问题的反思

正如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研究的开端和奠基者之一的罗根泽，在其大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宗明义所说:“欲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必先确定‘文学批评界说’;欲确定‘文学批评界说’，必先确定‘文学界说’。”[48]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最重要的概念或说起点是“文学”与“文学批评”概念，二相比较，文学概念又更为重要，对文学批评乃至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来说应处于主导性位置，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主导性或中心概念。

在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文学观念是相当复杂的。既有如朱自清所说源自日本的“纯文学”与“杂文学”之说，又有变通为广义文学、狭义文学与折中义文学观念的运用。从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受强势的西方文化与文论的影响，因此，大多数学者皆持纯文学观念为正宗和标准，并以这一纯文学观念去考察中国文学观念的发生和发展，但大多数学者包括郭绍虞等看到的都是一个失望的三段论，即由先秦混沌的文学观念演进到魏晋南北朝而渐至明晰，而隋唐宋以后又复归于混沌。于是，在失望中，研究者进而断定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不是纯文学观念，而是杂文学观念或折中义文学观念。这似乎明确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所谓杂文学或折中义文学观念区分的基准，仍然是西方的纯文学观念。正因此，我们很多古代文论研究者包括郭绍虞等名家，往往把我国古代文学观念由先秦的混沌演进到魏晋南北朝的渐趋明晰，视为中国古代文学观念渐趋“正确”或“进步”;若以此为准，那么在先秦的“混沌”以及魏晋南北朝后的复归混沌，则为错误或落后了。这样，我国古代在文学观念上，除了魏晋南北朝稍显一丝不太明亮的正确或进步之光外，其余漫长的时期里，皆处于不正确或落后的幽暗中了。这真是不堪设想的。这到底是历史存在的错误，抑或是我们研究者的误读呢?

近年，陈平原在为萧山来裕恂于1905年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再版写的《序》中谈到，该书有“文学”与“学问”、“道术”不分的情况后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学科边界日渐明晰，史家转而从审美角度来讨论‘中国文学’，像来著那样‘芜杂’的‘文学史’，因此逐渐被淘汰出局。不过，完全套用西方‘纯文学’思路，以今律古，同样不无流弊，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本就不是单纯的‘审美’，谈论古代中国的诗文，如何在‘文学史’与‘学术史’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对于研究者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49]这段话其实也是点了自“五四”以来，一味以西方纯文学观念为基准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死穴，并在存疑中表现了一种觉醒。陈先生说的是中国文学史，但与中国文学史相辅相成或说作为其中一部分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界，似尚未见到有这样的觉醒，自开端与奠基至今，一直在持纯文学观念为“正确”或“进步”的标准，而不感到自己的研究早已面临着与陈先生在文学史领域指出的“挑战”，此确太不敏感了。

其实固守西方纯文学观念为“正确”或“进步”，只是自“五四”以来，不少中国学者尤其是古代文学或古代文论研究者的一厢情愿，在西方，则其实并不那么固守。例如在诺贝尔奖，这一世界性的权威奖项中，其文学奖就从来并非只奖给纯文学作品的作者，而是也奖给在我们看来是非纯文学作品，甚至哲学著作的作者，如1908年奖给德国哲学家奥伊肯，1927年奖给法国哲学家柏格森，1950年奖给英国哲学家罗素等，也奖给写出杰出历史著作的作者，如1902年奖给德国历史学家蒙森，1953年又奖给撰写出杰出历史著作的英国的丘吉尔等。[50]已故港台学者徐复观(1903—1982)说过:“近数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以实用性文学为我国文学传统之一大弱点，因而特注重提倡传统中之纯美文学，尤以继承乾嘉学派者为然。但若想到西方文学发展之趋向，逐渐以新闻文学为中心，则我国实用文学之传统或竟系一大优点。”[51]对此，不知仍然固守纯文学观念为“正确”或“进步”论者有何感想。

由上分析可见，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一味持源自西方的纯文学观念为“正确”或“进步”，以对待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则未必妥当，也未必符合中国文学与文论发展的未来。中国文学观念应如何定性，如何命名?到底是纯文学、杂文学或狭义文学、广义文学与折中义文学，还是皆不合适?不合适又如何?这是后文要继续探讨的问题。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中国出现“文学”概念，要比西方早得多，西方是到16世纪才有明确的文学概念，而我们早在孔子那里就有了明确的文学概念。只是五四以来，学界一直持纯文学观念为“正确”或“进步”，因不符合，而避而不谈而已。其实孔子的文学观念与现代诺贝尔奖的文学观念，以致徐复观认为的现代西方文学发展趋向，倒是存在着明显的现象上的一致。

上文引罗根泽说，欲研究文学批评，必先确定“文学界说”，即先确定文学观念。这也就是说文学观念是研究文学批评的起点，并贯穿始终。从上文对近现代百年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简要回顾可见，由于受强势西方文化哲学与文论的影响，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界在文学观念问题上，几乎是毫无批判地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并以之为标准判断文学观念是正确、进步或错误、落后的。当然在这过程中，也间或有所保留，因此有些学者，例如陈钟凡等在界定中国文学观念时，也会夹杂进一些中国文学观念的“殊科”因素，罗根泽甚至持中国文学观念为折中义文学观等，但这一些说法，都仍然是以西方纯文学观念为标准的。

文学观念，既是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起点，又是贯穿整个研究过程的中心观念，但即使是中心观念，也只是一观念。我们知道，西方文论以纯文学观念为逻辑起点和中心观念，建构的文论体系是概念逻辑体系。那么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在“史”方面的研究，大多持纯文学观念为标准，相应地是否也持概念逻辑体系模式呢?从逻辑上说，应该是肯定的。但问题在掌握西方文论的概念逻辑体系，相应地也需要掌握作为西方文论的概念逻辑体系的认识论哲学基础，及数理·逻辑思维方式。这也是难度很大的。因此，我们看到，在“史”方面的研究者一般对文学观念界定得很清楚，但在文论体系上并没有同时也相应明确道明。为了省略篇幅，在这里，我们也不再逐一予以挖掘追踪辨析。同时，笔者认为，在文论体系问题上，可以以“论”方面的研究为代表看出。应该说在“论”方面的研究，研究者的文学观念与体系意识都是很明确的。上引傅庚生就很明确。他在《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中所建构的中国文论体系很明显就是模仿美国文论家文切斯特的四要素，即情感、想象、思想、形式文论体系模式的产物。同样，影响更大的刘若愚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建构的中国文论体系也是模仿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即世界、作者、作品、读者文论体系模式的产物。如果说傅庚生模仿的文切斯特和刘若愚模仿的艾布拉姆斯的文论体系，是西方文论概念逻辑体系的一种设计的话，那么傅庚生和刘若愚所模仿建构的中国文论体系，也大致可归属于概念逻辑体系范畴，当然不能说很纯粹，因为内里都有点中国文论特色的思考，故都有不同程度的混杂。在傅、刘的模仿性的所谓中国文论体系中，实际上中国文论只是材料身份，而没有自身的生命形态。这也就是学界说的，只是“西方文论在中国”，而还不是中国的文学理论。在这里，中国文论只是西方文论概念逻辑体系的一个例证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论是不能站立起来，与西方文论平等对话的。至于黄霖等著的影响更大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原人论》，应该说是第一部追求中国古代文论体系自身形态的有意义的尝试性大著。但遗憾的是，内里尚缺乏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基准”意识，其中尤以自我界定的“原人”为中心观念为麻烦事。同时，就文论体系形态而言，还没有由西方文论的概念逻辑体系转向中国文论的纲目体系形态的自觉意识。我们知道，中国文论体系不是孤立的问题，它是中国文化哲学的一部分，因此，要把握中国文论体系的自身形态，必须从更高层次或说作为核心的中国心性哲学为基础讲起。上文讲过，以仁心德性为核心的心性哲学与纲目体系乃互为表里的关系。因此，要明确中国文论体系之形态为纲目体系，必须同时对近百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哲学基础问题作必要的反思。

(三)对作为基础的哲学问题的反思

根据中西哲学提供的智慧，牟宗三曾概括出一个全部哲学的共同模型[52]。这个哲学共同模型，依佛教用语可以表述为“一心开二门”，“二门”为“生灭门”和“真如门”。“一心”指心体，可区分为二层次:自性清净心与成心。成心相通呼应生灭门，自性清净心相通呼应真如门。而依西方康德哲学，“二门”则可表述为“现象与物自身”。康德的“现象”就相当于中国佛教的“生灭门”，康德说的“物自身”则相当于中国佛教的“真如门”。从这共同模型看中西哲学，则各有侧重，积极与消极。西方哲学于“生灭”、“现象”一门积极，开得好，科学与民主就属于“生灭”“现象”门的事，并成就了伟大的认识论哲学，贡献巨大。中国则刚好相反，于“生灭”、“现象”一门消极，开得差，因此，科学不发达、民主不健全，于学之成为学向的认识论哲学及相应的逻辑学也没有形成。因此，有人说中国没有哲学，是可以这么说的，但必须明确，这里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式的认识论哲学。这是中国文化中的憾事。但中国于“真如”、“物自身”一门积极、开得好，因此也成就了一门有别于西方认识论哲学的心性哲学、人生哲学或道德形上哲学，同样贡献巨大。而西方则刚好相反，于“真如”、“物自身”一门消极、开得差，即使伟大的康德也只有“洞见”，只有“意志自由”、“上帝存在”、“灵魂不灭”三设准，及道德神学，而没有建构起道德形上学，这同样为西方文化中的憾事。可见，从哲学的共同模型看，中西哲学各有积极与消极，因此也各有成就，各有长短，中西方实为一可以互补会通的格局。(下详)

西方文论都有强烈的西方哲学背景，但主要是西方认识论基础。西方哲学的结构，按康德的说法，乃为一真善美统一的结构，认识论研究真，伦理学研究善，美学研究美，真善美三分而又统一于认识论哲学。真美善三分的美学在西方也叫感性学、情感学。西方纯文学观念形成的哲学美学基础就是基于认识论哲学美学的审美情感学。

如前所述，由于中国于生灭、现象一门消极。因此，在中国古代没有形成学之成为学问的认识论哲学，当然也有一些片段思想资料。也因此，没有形成学之成为学问的以认识论哲学为基础的认识论美学及认识论美学的各分支，当然也有一些片段思想资料。由于没有认识论哲学与认识论美学的基础，因此中国自然也没有形成以审美为主要特征的纯文学观念及系统理论，当然也有一些片段思想资料。笔者认为，这就是众多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想从中国古代文论中发现西方式的纯文学观念，及以之为逻辑起点的概念逻辑体系，而终于不免失败而失望并不免迷惑的终极思想原因。只是我们许多研究者不从根本的哲学美学上寻找解释，只局限于文论现象本身而已。

中国古代没有形成西方式的纯文学观念，及以之为逻辑起点的概念逻辑体系，因此，以纯文学观念为标准评论中国古代文论是不恰当的，为非“同情之了解”。当然同样也不宜以杂文学观念为标准去评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因为杂文学观念的基准仍然是纯文学观念为基础，并且只涉及量而没有涉及文学之质。

上文说过，中国没有形成学之成为学问的认识论哲学，和以认识论哲学为基础的认识论美学。但中国形成了以“真如”、“物自身”、常道、心性本体为对象的道德形上哲学，和以道德形上学为基础的道德形上学美学。哲学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文化的浓缩形态;反过来，各种文化包括文学则是哲学核心的扩散与呈现形态。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学是中国道德形上哲学与美学(或说中国心性哲学与美学)的文学现象呈现形态，而中国文论则是中国心性哲学与美学的文学理论呈现形态。我们可以从这一最高高度理解中国文学与中国古代文论。同样也可以以这同一最高高度理解西方文学与西方文论。如此，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西文学与文论的性质与特点，并通过高层次的比较，真正发现中西文学与文论的共同点与歧异点。由此可见，所谓纯文学与杂文学，广义文学与狭义文学乃至折中义文学等并不是中西文学的实质性区分，只是一种人为的套套。至于说西方纯文学观念为“正确”，或“进步”，中国文学观念因没有达到纯文学观念为“错误”或“落后”，那更是荒谬。这正像说中国文字没有走上拼音化为落后，并死路一条;西方文字因走上拼音化而为“进步”，为世界文字的共同方向一样。其实按名家，例如苏联学者B. A.伊斯特林所说，中西文字的起源皆为象形文字，如作为西方文字源头的古埃及、古苏美尔文字就皆为象形文字。[53]但后来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西方文字因受其认识论哲学分析性思维方式的限制，不能从象形文字跳出以发展，只好另辟蹊径，走拼音化方向。然而中国人则依靠自己的哲学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从象形文字跳出”[54]，以象形、象意、象声，创造形、音、义三者矛盾统一的完美文字体系，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字创造模式，从而也终于保住了中国文字不为拼音化代替，显示了中国文字的强大生命力。中国文字与中国文学和文论，皆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哲学的呈现方式，表现了大致同样的独特发展过程。

有人说过，凡是人类理性中应有的内容皆应在人类历史中出现。如上所述，中西文化哲学发展中，各有成就一面，亦各有憾事。中国文化哲学在发展中只于物自身、真如、常道、心性本体一门积极，取得丰硕成果;但于生灭门、现象界、非常道却消极，科学与民主发展滞后，学之成为学问的认识论哲学也没有形成，终成极高明中的憾事。但此作为理性的内容，自然也应在中国出现。这是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之处，因此，文论界近年又出现一种借“去西方中心主义”而排斥西方文论的倾向，这也是不妥当的。相反，西方文化哲学于生灭门、现象界、非常道积极，科学与民主较充分发展，学之成为学问的认识论哲学取得至高成果，但他们于物自身、真如门、常道消极，开得不好，也终成憾事。明乎此，我们就会明确中西哲学及其所呈现的各学科形态各自分际与会通之处。

然而从近百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情况看，由于研究者没有明确此点，不能从最高的哲学视野看待中国古代文论，因此在研究框架上，一开始即将中国古代文论纳入以西方认识论哲学为基础的西方文论框架中去分析，这是以西方文论的长处衡中国古代文论之短处。因此，处处看到中国古代文论的不足。以短处对别人的长处，自然自我矮化而“失语”。按西方研究框架，再怎样努力发掘材料，我们也发掘不出古代文论的精彩之处的。前面谈到已有学者不自觉地看到这点，发出了为避免重复劳动，中国文学批评史可告一段落，改为去撰写大作家评传的呼声。但应该说这不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新方向。那么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新方向是什么?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要超越既有“限度”，开拓新的学术空间和方向，就必须像牟宗三研究中国哲学那样，发现共同的文论模型。

前文说过，牟宗三通过确立全部哲学的共同模型，明确了哲学虽然只有一个，但有认识论哲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两种理论形态。同时明确了西方哲学的强项在认识论哲学，短处在道德形上学;中国哲学则刚好相反，其长处在道德形上学，短处在没有形成学之成为学问的认识论哲学，当然也有片段的思想资料。

哲学是文论的母体，或说基础与核心。依全部哲学的共同模型，我们相应地也可套出一个全部文论的共同模型，在这个共同模型里，由于中国没有形成学之成为学问的认识论哲学及数理·逻辑思维方式，因此，相应地中国也没有形成以纯文学观念为逻辑起点的概念逻辑体系。当然由于中国哲学中也有片段的认识论哲学思想资料，相应地在文论方面，中国也存在片断的有关纯文学观念及以之为逻辑起点的概念逻辑体系的思想资料。与中国哲学为道德形上学或心性哲学相互呼应，并为表里，中国文论形成的主流是以由技进于道的道文学观念，或大文学观念(《老子》说:“道强为之名曰大”)，为起点的纲目体系。明确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明确，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新的学术空间，和新的研究方向。这就是超越近百年来所走的以西方纯文学观念及以其为逻辑起点的概念逻辑体系为标准的限制，实践证明这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实际是不相应的;而转向走与中国心性哲学相表里的中国文论纲目体系的研究方向。这是一个明确中国文论自身体系形态的研究方向，笔者认为只有明确了中国文论自身理论体系之形态(即自身生命形态的展开方式)，中国文论才能真正站立起来，与西方文论平等对话，并走向新的未来。这就是我们通过回顾与反思近百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所获得的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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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文论”学科涵盖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上出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文学思想史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等各种命名与表现形态，其中“中国文学批评史”为最早出现的学科形态，本书探讨的是其理论体系之形态(即自身的生命形态的展开方式)。

[2]论文有罗宗强等的《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之研究》(《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等多篇，专著有蒋述卓等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

[3]舒新成:《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546页。

[4]《朱自清序跋书评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40—241页。

[5]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2页。

[6]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7]《朱自清序跋书评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36页。

[8]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9]罗宗强等:《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0页。

[10]《朱自清序跋书评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35页。

[11]同上书，第235、241页。

[12]郭绍虞:《我是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载《治学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页。

[13]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页。

[14]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15]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等处。

[16]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7]《朱自清序跋书评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41页。

[18]汪春泓:《关于“文章学”与“文学批评”的思考》，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页。

[19]林衡勋、劳承万:《关于中国文化哲学与中国文论发展的开合大律问题》，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20]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21]同上书，第5—13页。

[22]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3—34页。

[23]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9页。

[24]张思齐:《英国传记批评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触媒作用》，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9页。

[25]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5页。

[26]蔡钟翔等:《中国文学理论史·绪言》(一)，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页。

[27]蔡钟翔等:《中国文学理论史·绪言》(一)，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28]同上书，第23页。

[29]王运熙等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30]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等处。

[31]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32]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4页。

[33]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引言》，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页。

[34]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引言》，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页。

[35]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引言》，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页。

[36]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37]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7页。

[38]［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序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39]黄霖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原人论·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40]黄霖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原人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41]同上书，第5页。

[42]黄念然、朴英顺:《古文论体系研究的学术理念——从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谈起》，《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第77页。

[43]彭玉平:《从历史形态走向理论形态——兼评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41页。

[44]张思齐:《英国传记批评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触媒作用》，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8页。

[45]牟宗三:《历史哲学·附录一:中国历史之哲学的省察》，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10页。

[46]牟宗三:《历史哲学》，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1页。

[47]陈寅恪:《审查报告》(一)，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中华书局1961年版，附录第11页。

[48]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49]陈平原:《中国文学史·序》，载来裕中旬《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1页。

[50]参见刘文刚《诺贝尔文学奖名著鉴赏辞典》，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页等处。

[51]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52]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等处。

[53]［苏］B. A.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63页。

[54]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