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生活质量社会制度性分析

（一）城乡差异与人口流动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国家正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统计检验结果显示，分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来看，非农业受访者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农业户籍受访者（F=12.579，Sig.=0.000）。非农业户籍受访者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分值为63.17，农业户籍受访者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分值为62.06。而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受访者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不存在显著差异（F=1.529，Sig.=0.216）。

分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看，本地户籍受访者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外地户籍受访者（F=8.246，Sig.=0.004）。本地户籍受访者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分值为63.00，外地户籍受访者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分值为61.80。而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受访者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不存在显著差异（F=1.529，Sig.=0.216）。

从图3—7可看出，外地户籍受访者对生活现状满意度最低，其满意度分值仅为61.80。外地户籍受访者对社会层次和个人层次的生活现状满意度均为最低，不仅低于本地户籍受访者，而且低于农业户籍受访者。因此，有必要特别关注外地流动人口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等问题。

在宏观社会质量层次，农业户籍受访者和非农业户籍受访者的满意度较低，特别体现在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治安状况、物价水平等领域。在微观个人层次，农业户籍受访者和非农业户籍受访者的满意度较低，特别体现在社会地位、住房状况、家庭关系等领域。农业户籍受访者对社会地位和住房状况的满意度显著低于非农业户籍受访者，而非农业户籍受访者对家庭关系状况的满意度显著低于农业户籍受访者。

在宏观社会质量层次，外地户籍受访者比本地户籍受访者对住房状况、治安状况和物价水平的不满意度程度更高，不满意程度按照从高到低依次为住房状况、物价水平、医疗服务、食品安全、环境质量、收入增长、社会保障、治安状况、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在微观个人层次，外地户籍受访者比本地户籍受访者在生活压力、个人收入、住房状况、社会地位和家庭经济状况方面的不满意程度更低，不满意度按照从高到低依次为生活压力、个人收入、住房状况、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工作状况、发展机会、健康状况、人际关系、家庭关系。

农业户籍受访者的满意度较低，特别体现在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治安状况、物价水平等领域。在微观个人层次，农业户籍受访者和非农业户籍受访者的满意度较低，特别体现在社会地位、住房状况、家庭关系等领域。农业户籍受访者对社会地位和住房状况的满意度显著低于非农业户籍受访者，而非农业户籍受访者对家庭关系状况的满意度显著低于农业户籍受访者。

（二）社区类型

不同的社区类型的受访者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和未来生活的信心度存在显著区别。本次调查共涉及农转非社区、单位社区、商品房小区、高档小区、未经改造的老城区等社区类型（见图3—9）。

分社区类型来看，棚户区受访者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显著低于其他社区类型受访者（满意度分值仅为61.46），而其他类型受访者对生活现状满意度不存在显著差异。按照满意度分值高低排序，从低到高依次为未经改造的老城区（街坊型社区）、普通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小区、农转居社区、高档住宅区、单位社区和其他。

分社区类型来看，不同社区类型受访者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存在显著差异。棚户区受访者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显著高于其他社区类型受访者（信心度分值为88.38），而其他类型受访者对生活现状满意度不存在显著差异。按照信心度分值高低排序，他们依次为棚户区、农转居社区、其他、高档住宅区、普通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小区、未经改造的老城区（街坊型社区）、单位社区。棚户区受访者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高达88.38;农转居社区受访者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高达84.80;单位社区受访者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最差，其分值为79.75。

（三）社会结构与位置

社会学研究中有一个重要概念即“参照群体”，就是人们通过与其进行某种比照以便选取某种立场、态度或行为的群体。它不仅包括了这些具有互动基础的群体，也涵盖了与个体没有直接面对面接触但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的个人和群体。许多研究发现，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决策往往以其他群体的行为模式作为参照。

本报告主要分析人们的主观感受，而人们形成主观感受深受参考群体的影响。下面我们将比较不同参考机制和不同参考群体对受访者的生活质量的影响。

1.参照类型

从家庭背景、经济收入、个人能力、职业几个方面进行满意度分析。统计结果显示，以“家庭背景”作为参考标准的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最低，其满意度分值为61.03。以“职业类型”为参考比较标准的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最高，其满意度分值为65.62。以“家庭背景”这一先赋性资源为比较标准的受访者对个人生活的满意度和对社会质量的满意度均为最低。以“职业类型”为比较标准的受访者对个人生活的满意度和对社会质量的满意度均为最高。

从家庭背景、经济收入、个人能力、职业几个方面进行满意度分析。统计结果显示，以“职业类型”和“家庭背景”作为参考标准的受访者的生活信心度显著低于其他群体的受访者，其信心度分值分别为79.50和79.86;以“个人能力”为参考比较标准的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最高，其满意度分值为84.58。以“个人能力”这一自致性资源为比较标准的受访者对个人生活的信心度和对社会质量的信心度均为最高。

2.参照群体

从“社会上其他人”、“身边的亲朋好友”、“相同职业的人”、“单位内同事”、“很难说清楚”几个方面看受访者的参照群体及其对受访者的满意度影响。“很难说清楚”的受访者缺乏参照群体，其生活满意度为61.67，显著低于其他受访者。与“单位内同事”相比的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最高，其满意度分值为63.89。

从“社会上其他人”、“身边的亲朋好友”、“相同职业的人”、“单位内同事”、“很难说清楚”几个方面看受访者的参照群体及其对受访者的信心度影响，“与单位内同事”比较的受访者对未来生活变化的信心度最低，“与身边的亲朋好友”比较的受访者对未来生活变化的信心度最高。

3.社会地位

分社会地位层级看，主观社会地位分层对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统计结果显示F=92.94，Sig.=0.000）。主观分层地位越低的受访者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越差。分收入层级看，主观收入层级越低的受访者对生活的满意度越差。主观社会地位越低的受访者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度较低，而主观经济收入较低的受访者却对未来生活的变化最为乐观。可以说，主观社会地位对受访者关于未来的预期的影响甚过主观经济收入的影响。

与五年前相比，5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经济收入基本没有变化，43.1%的受访者认为其经济收入与五年前相比有所提高（见图3—11）。74.1%的受访者认为与五年前相比其社会地位基本没有变化，22.2%的受访者认为其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与五年前经济收入相比有提高的受访者对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其他受访者，其满意度分值为65.12，而收入有所下降的受访者其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最低，满意度分值仅为57.40。与五年前社会地位相比有提高的受访者对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其他受访者，其满意度分值为65.71，而社会地位下降的受访者其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最低，满意度分值仅为5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