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2014年城市居民工作环境状况的总体分析与讨论

（一）工作环境指数及三维度的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理论假设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本次城市居民工作环境满意度调查从客观工作环境（包括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工作场所和工作生活平衡四个因子）、客观组织环境（包括工作自主性、工作歧视和组织支持三个因子）、主观心理环境（包括职业期望、工作压力、工作自尊、工作安全感、工作效能感五个因子）三个维度构成了受访者总的工作环境指数。2014年城市居民工作环境指数为63.06（总分为100，分值越高表示对工作环境越满意），标准差为8.15，呈现负偏态（见图4—2）。这表明，2014年城市居民对工作环境总体满意度一般。

其中，客观工作环境的贡献值为21.02，客观组织环境的贡献值为15.76，主观心理环境的贡献值为26.28（见图4—3）。

按原始分统计，工作环境指数与其三维度的均值等总体情况见表4—5。

其中，在客观工作环境的评价上，城市居民对自身工作场所的满意指数较高（66.99），然后依次是劳动报酬（满意指数为64.26）、工作生活平衡（满意指数为62.40），对工作时间的满意指数最低，仅为58.86（见图4—4）。

统计显示（见图4—5），对“我经常加班工作”一题的回答中，4669名受访者不同程度表达赞同的比例高达71.3%（其中，完全赞同占9.5%、比较赞同占23.8%、一般赞同占38.1%），这使其成为城市居民个体对客观工作环境的评价中满意指数最低的一项。由此可见，目前城市居民工作中，加班现象已然成为非常普遍的职场现状。

本次调查中城市居民客观组织环境满意指数为64.33，其中按照各因子得分高低依次为：组织支持因子为70.98、工作自主性因子为62.54、工作歧视因子为59.69（见图4—6）。

如果仔细分析代表工作歧视的题项“在工作中有时会遇到性别和年龄歧视”（见图4—7），我们会发现，4694名受访者中，5.7%表示“完全赞同”工作中会遇到性别与年龄歧视的境况，26.8%表示“比较赞同”，38.2%表示“一般赞同”，比例较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尽管当今中国通过《劳动法》等法规条例来保障公民公平享有工作权，但是，在实际工作场所中和具体工作岗位上，却仍然存在性别和年龄歧视，影响了城市居民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

除了客观工作环境与客观组织环境之外，对个体工作环境指数影响最大的是个体主观感受到的工作环境。在分析城市居民主观心理环境的时候，我们发现（见图4—8），个体的职业期望、工作压力、工作自尊、工作安全感和工作效能感五个因子上的得分分别为62.97、51.99、68.11、62.70、65.45（分数越高，满意度越高）。

其中，工作压力的得分最低，在具体分析该指标的题器“我时常觉得工作压力大而感到很累”时发现，高达4065名受访者对“工作压力大”表达了不同程度的认同，占总受访者的85.6%（见图4—9）。

（二）讨论

1.城市居民工作环境总体满意度一般，二代农民工群体与持城镇户籍的企业员工在工作环境的主观感受上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目前城市居民对自己所处的工作环境总体上还是较为满意的。分别具体考察农民工群体（因本次调查对象是城市居民，因此持农村户籍的受访者即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以下简称为“农民工”）与城市员工群体（持非农户籍的受访者）。他们的工作环境指数分别为62.65（农民工）、63.22（持城镇户籍的员工）。即便从指数上看，农民工的工作环境指数略低于城市员工，在统计分析上也显示出二者在工作环境体验上的显著差异（F=4.128，Sig.=0.042）。这表明，尽管城市居民对自己所处的工作环境的满意度总体上表现为较为满意，但细分起来，目前持有农村户籍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与持城市户籍的企业员工在工作体验上还存在着差异。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城镇化进程的积极效果和有待推进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对二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仍需要给予制度、政策以及文化上的包容。

本次受访者中，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所占比重较大（25—34岁占38.5%、35—44岁占24.4%、15—24岁占17.9%），在学界，我们常把他们称为“二代农民工”。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二代农民工很可能在幼年时期就跟随父母进入城市，或者他们就在城市出生，在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层次上与城市人虽然没有太大差异，但是在户籍问题上依旧造成了身份的区分，进而使得他们对工作环境的主观体验存在一些差异。然而，在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这些年里，城市对农民工的接纳与包容程度也在逐渐提升。在就业领域，企业单位选拔员工也更多关注于员工自身的技术和素质，并非把户籍类型放在第一位。尽管学界普遍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身份认同仍然是城镇化进程的一大难题，但是从工作环境的主观体验的角度上来讨论，问题则转移到企业在用工问题上要给二代农民工创设更多有益的工作条件，以匹配他们逐渐城市化的认知。如果企业仍然沿用20世纪90年代密集型企业的用工制度，“富士康的连跳”悲剧还会重演。

2.加班现象、工作歧视、工作压力大是拉低城市居民工作环境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尽管从总体来看，城市居民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尚可，但是具体剖析各个考察因子发现，71.4%的受访者反映在工作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加班现象，70.7%的受访者在工作中遇到过性别和年龄歧视，还有高达85.6%的受访者觉得工作压力大而时常感到很累。

首先，调查结果显示，在“我经常加班工作”题器上，农民工群体的得分为57.40、城市员工的得分为59.44（分值越低，加班现象越严重），且F值为8.497，Sig.值为0.004。这表明，在加班现象上，农民工群体显著高于城市员工。这一结果与其工作性质有密切关联。现实中，城市中的农民工往往从事与体力相关的简单工作，基本工资往往不高，这就决定了农民工想要拿到满意的薪水，只能选择超时加班工作，这已然成为农民工的“生存之道”。尽管超时工作给农民工带来了短暂的收益、为企业创造了超额利润，但是，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和过度疲劳，也会给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带来很大危害，造成社会上陆续出现“民工荒”和“富士康”之类的事件。

其次，在工作中遭遇到性别和年龄歧视也是拉低城市居民工作环境满意度的因素之一。尽管我们认为现代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更趋于公平化，但是本次调查结果却显示高达70.7%的受访者仍然遭受过不同程度来自性别或年龄的工作歧视。这也就是说，在工作中性别、年龄歧视是较为普遍的，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人群。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与中国目前仍处于人口红利时期有密切关系。有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近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2亿多。据预测，2016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10.1亿，2020年仍高达10亿左右。[11]这预示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都不会缺少劳动力。如此，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现状下，必然出现择优选择，从而导致就业难或一定程度工作歧视等社会问题。

最后，随着城市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现代都市人体验到的工作压力也在增大，严重影响着城市居民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数据分析显示，工作压力越大，城市居民的工作环境满意度越低，且二者存在显著差异（F=141.610，Sig.=0.000）。进一步考察发现，这种工作压力在农民工和城市员工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F=2.394，Sig.=0.122）。这表明，城市居民对自己工作环境是否满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项工作给其带来多大的工作压力的影响，并且，这种压力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城市员工都深有感受。这一结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现状。工作超负荷、职业发展期望、家庭经济支持、人际纠纷、住房问题等所带来的压力，纷纷在人们所从事的工作这一点上汇集。在这里，工作除了是城市居民实现个人事业目标的途径，还被赋予了更多额外诉求：人们期望在工作中还能获得理想的经济收入、积累良好的人脉等，以供其家庭、子女、个人需求的满足。这使人们在工作中感受到的压力变得愈来愈大，这样一来，要么裹足不前、抑郁成疾，要么过度工作，导致“过劳死”的社会现象。因此，工作压力大已然成为影响都市人生存的一大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