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的阐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历史”作了怎样的阐述？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就是认为“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随着各地各民族之间交往的日益加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被打破，历史才由此发展到“世界历史”阶段。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

对此，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更是明确地说：“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历史的历史是结果。”[2]

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说：

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3]

由此可见，欧洲的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是各地联系日益增强和推动历史发展到“世界历史”新阶段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指出：

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4]

因此“大工业”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世界历史”是各地相互关联并日益成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是由具有世界历史性的事实构成的历史。

由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历史发展到“世界历史”主要是大工业促使世界市场形成和各民族联系日益加强的结果，因此“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其中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件会对另一个地方产生影响。恩格斯说：“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5]这种相互影响，使得处于“世界历史”中的事物成了具有“世界历史性的”（world-historical）事实。

那么，什么样的事物具有世界历史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6]在此，新机器、砂糖和咖啡成了具有“世界历史性的”事物，因为新机器使得英国可以向印度和中国倾销廉价商品，从而造成这些地方相关手工业者的破产，并使这些地方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蔗糖和咖啡都是殖民地的物产，但当加糖的咖啡成为德国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影响了海外砂糖和咖啡的输入，从而造成这些商品在德国的短缺，这成为德国人起来反对拿破仑的一个影响因素，因此砂糖和咖啡也成了具有“世界历史性”的事物。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扩大，当历史发展到世界历史的新阶段，地域性的个人就转变成了具有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他们说：“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够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7]“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8]因此，地域性个人向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发展，与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一样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个人的世界历史性与世界历史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那些具有大范围影响的事件也就具有了“世界历史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高度评价了1848年法国的六月起义，称这一事件是一次“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他说，在六月起义中，“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不仅法国，并且整个欧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惊动”。[9]

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世界历史”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和殖民扩张中形成，但向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是其必然归宿。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所描绘的是一幅怎样的世界图景？《共产党宣言》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0]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1]

在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世界历史”的主要特征及其发展趋势。这些特征包括： （1）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2）资本主义文明塑造着世界：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世界历史”中形成了一个不平等的世界殖民体系：欧洲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些特征正是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历史”的特征，一方面它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的反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批判态度。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从这种“世界历史”里看到了它向“共产主义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断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向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世界历史”的必然归宿。他们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共产主义时代的到来创造了条件。因为，每一个人的解放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就越来越受到一种异己力量即世界市场力量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就会摆脱各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联系，并形成各个人全面的依存关系及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而“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2]。因此，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共产主义这一世界历史性事业的实现。反过来，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而这种普遍交往使地域性的个人转变成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 （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 （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3]

另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述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历史”中，东方民族的命运也是他们所关注的。他们对欧洲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和“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现象进行了批判，把美洲等落后地区纳入欧洲殖民体系和世界市场而看作“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黑格尔把落后民族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迥然不同。

以上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观点。由于这些观点是他们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黑格尔等人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其“世界历史”理论与唯物史观紧密联系在一起。《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有明确的阐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4]“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5]因此，“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6]

现实社会中是物质决定意识，那么在历史研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但是，这样的历史在德国是写不出来的。”[17]因为“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抱着一种毕竟是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却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这种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成果”[18]。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对德国的历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批判。他们明确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