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传统的政治地位

政治与城市的关系，在空间结构上的重要表现是行政中心设置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美国学者施坚雅研究上述关系的结果显示，中国绝大多数的大都会和区域城市同时也是行政中心地。他认为，中国城市体系可看作两大系统：一是市场中心系统，一是行政中心系统。前者是“一个为致仕官员、无籍绅士和巨商所左右的市场贸易系统，非官方的政治和重叠的亚文化群世界”，后者是“一个衙门及各级官员在阶梯式的行政职位之正式等级中依次展开的世界”。^[30]徐州自古即是水陆交通要道，南船北马的交汇处，曾经是西通中原、南达吴越的孔道，也是驿道要冲和漕运要津。徐州不仅是宋、楚故都，且居六大古都北京（距徐州640公里）、西安（距徐州280公里）、南京（距徐州300公里）和杭州（距徐州560公里）的腰部，背负鲁南山区，南临江淮平原，扼苏、鲁、豫、皖四省的咽喉，为六大古都的屏障。诸种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塑造着徐州城市的特殊政治地位。徐州历史曾有大彭、楚国、徐州、武安州等名称，徐州从大彭氏国伊始，或为封国的都城，或为军镇所在，或是州、郡、府的驻地，一直是苏鲁豫皖接壤地区的区域性政治中心。^[31]历代统治者都视徐州为政治重镇，在其夺取王位和巩固王朝统治中，徐州都有举足轻重之势。

战国时期，宋国从睢阳迁都彭城。宋为齐楚所灭，齐威王将田婴封于彭城。彭城属楚，楚宣王业曾封有彭城君。秦汉之际，直至唐宋金各代，徐州曾分封有彭城郡王、徐国公、彭城县侯等近40人。

我国古代全国政治中心主要在陕、豫、冀和江浙，徐州的地理位置和交通处于这三个地区的重心，又是四省结合部，五省通衢，背负鲁南山区，对江淮有高屋建瓴之势。因此，当古代社会经济中心南移、政治中心东移时，徐州的政治地位随之发生了变化。北宋以后历代统治者更加注意将徐州作为加强统治的区域性政治中心。近代则人为地将其分裂，划为苏鲁豫皖四省份而治之。

在我国古代王朝的更迭中，徐州往往处于左右着社会政治局势的演变的重要地位。

秦的统一标志着先秦以来形成的东西对峙局面暂时缓和下来，但这种缓和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武力统一的秦国是很难彻底消弭东方诸国中不安定因素的。自秦灭楚始，楚地就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正是由于齐、楚等东方诸国的威胁，秦始皇在其有生之年进行了5次东巡，并死于途中。“彭城捞鼎”的故事，以及“立石东海上朐（今连云港市）界中，以为秦东门” ^[32]的事实，即说明了秦始皇渴望获得天统的心理及威慑东方的用意。

秦末农民起义、西汉“吴楚之乱”都是以徐州一带为中心展开的。因而汉初高祖铲除异姓王之后，即以跟随他多年、备有文韬武略的异母弟刘交为楚王，其目的之一是监视六国旧贵及地方豪强，二是防守汉室祖地，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其在东部的统治。

历史上常有南北相争的局势。尤其是在三国以后，南北相争态势更加明朗化，因而徐州的战略地位愈显重要。在南北相争中有三条界线，即黄河、淮河和长江三道防线，其中尤以黄淮之间最为重要。因此黄淮地区的争夺历来是南北对立势力的争夺焦点。徐州理所当然地成为争夺的重中之重了。刘宋文帝时，王玄漠论及彭城形势“南界大淮，左右清汴，城隍峻整，襟卫周固。自淮以西襄阳以北，经途三千，达于齐岱，六州之人，三十万户，常得安全，实由此镇” 。后魏大将军尉元上表曰:“彭城宋之要藩，南师来侵;莫不用之以陵诸夏。” ^[33]徐州南的埇桥是汴河中游的漕运的重要关卡，唐德宗时宰相李泌曾道：“东南漕自淮达诸汴，徐之埇桥为江、淮计口。”徐州一失，是“失江淮也”。为此，他建议置重镇于徐州，“夫徐地重而兵劲，若帅又贤，即淄青震矣”，“繇是徐复为雄镇” ^[34]。顾祖禹曾强调徐州的重要性，他说：“彭城之得失辄关南北之盛衰。” ^[35]近代黄兴也曾论及徐州形势：“南不得此，无以图冀东，北不得此，无以窥江东，是胜负转战之地。” ^[36]以上说明在分裂时期，徐州所处的特殊政治地位。当然，在统一王朝内部，徐州形势仍非常重要。宋代定都开封，徐州“因地近京畿而成为南北襟要，京东诸邑安危所寄”；明初定都南京，徐州为其北大门；南北直隶的设置，也使得徐州处于全国政治统治的南北中枢地带。政治区位的优越性有力地保证了徐州城市的不断巩固与发展。

正是由于徐州城市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清末裁撤漕运总督之后，清政府曾一度设立江淮行省。^[37]其意图在于维护其政治统治，因为“淮徐一带民情强悍，伏莽滋繁”，“既裁漕督，必须改设大员震慑其间”。^[38]

而到了近代，徐州政治地位下降，其行政影响的弱化对城市社会的发展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由于徐州城市对政治气候变化较弱的敏感性，经济发展的“自由度”大一些，经济规律的作用表现得更充分一些；另一方面，在政治力量的弱化，缺乏对徐州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管理和控制的削弱，导致社会的失序，使徐州城市发展缺乏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