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当你除了故事以外记不清任何事情的时候，故事能让一切获得永恒。
——梯姆·奥布莱恩
作为当代著名的小说家，梯姆·奥布莱恩（Tim O'Brien 1946—）以越战老兵身份在美国文学中发出了独特的声音。一直以来，他被誉为越战作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他所创作的八部作品[1]，每一部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越南战争。1978年他创作的《追寻卡西奥托》（Going After Cacciato）真实地展现了美军士兵对于战争的困惑与恐惧，因其题材内容和艺术上的独到之处获得了美国文坛的好评，在出版的第二年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也由此确定了他作为一位重要的越战小说家和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地位。美国的《书览》杂志曾对此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由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欧纳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和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撰写的美国战争小说光荣榜，因为这部小说的加入而扩大了。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奥布莱恩的短篇叙事集《他们携带之物品》（The Things They Carried）、中篇小说《林中之湖》（In the Lake of the Woods）、《恋爱中的汤姆卡特》（Tomcat in Love）以及《七月，七月》（July，July）等作品也相继面世，并获得了法国声誉最高的最佳外国图书奖、美国芝加哥论坛的中心奖、美国历史家协会的詹姆斯·芬尼莫尔·库珀奖。此外，奥布莱恩还因《他们携带之物品》、《如何讲述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How to Tell a True War Story）等短篇小说而获得《时尚先生》杂志奖、欧·亨利奖以及普希卡奖等。这一切更加巩固了他早已确立起来的美国最重要的越战小说家的地位。正是因为奥布莱恩在其整个创作中，一直在关注这场战争对于美国人的情感和心理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关注越战老兵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种种危机，有人甚至把奥布莱恩作为越战小说的代名词。
事实上，像历史上所有的血腥战争一样，越南战争对美国和越南这交战的两方都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创伤。据统计，仅越南这一方，北越牺牲的士兵就大约有一百万人，另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平民伤亡[2]。拉尔夫·德·贝茨曾不无尖锐地指出，“为了坚持拯救越南，美国人杀伤了几百万越南人，加上成千上万的难民，名副其实地毁灭了这个国家的许多天然景色”[3]。而在1956年到1973年间[4]，美国前后共有三百多万士兵来到越南。据美国官方统计，在这场战争中死亡的美国人人数为58 000人。对于众多的美国人来说，越战的失败打破了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美国神话，使美国人的自信和尊严遭受了空前的打击。人们都希望尽快忘掉这段耻辱和伤痛的经历。但是，这一经历所造成的影响远未随着越战的停止而消除，它的阴影一直笼罩着美国人的生活，并且已经渗透到政治、历史和文化等各个层面，在很长时间内让美国人陷入无休止的痛苦之中[5]。这正如莫里斯·艾泽曼所言：“越南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们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都没有料到，越战的结果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是美国人痛苦和分歧的根源。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战争中失败，并且还付出了牺牲五万八千多条生命的沉重代价。这是美国人心灵上一个从未愈合过的创伤。”[6]
在美国国内，人们对于这场战争一直众说纷纭。马里塔·斯特肯曾提到，“迄今为止还没有产生一个关于越战唯一的、可以认可的历史，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来自战争失败所象征的美国帝国主义和男性的标准叙述的瓦解。越战的历史是由相互冲突的许多历史组成，但是在经常对立的叙述中，一些特定的元素却是无可争辩的，即战争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分裂和越战老兵的边缘化”[7]。对于大多数越战老兵而言，在参加了这样一场不符合先前战争形象的战争，一场美国公众拒绝相信的战争以后，他们受到的影响远未随着他们从越南的撤离而消除。越战的噩梦像鬼魂一样长时间地笼罩在他们的生活中。对于越战老兵而言，关键是没有人在乎他们。“他们认为，自己在一场发生在遥远的地方且不得人心的战争中卖命，甚至眼看自己的战友悲惨地战死在战场上，最后却没有得到国家应有的尊重。”[8]很多老兵在回国以后不仅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而且不少人在回国后无法适应新的生活，也难以融入到社会中去，由此产生的与周围环境之间持续不断的疏离感从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些老兵的边缘化。这一状况直到80年代后才有所改变。1982年美国越战老兵悼念碑建成。在此之前围绕它的建立和设计等问题所引起的诸多争议反倒促使美国公众开始关注那个曾被他们遗忘的特殊群体——参与越战的老兵。在那一时期，越南战争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文化论题，就好像“一个传说中的怪物或邪恶的野兽最终被人们捕捉住，现在做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巡游”[9]。
对于越战老兵的关注也促使人们注意到这一特殊群体的创作[10]。著名越战文学批评家菲利普·D.贝德勒（Philip D.Beidler）指出，“在越南战争之后所产生的各种最为明显也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之一是：它使得相当一部分亲自参与了这场战争的美国人开始了写作生涯。对于那段在美国人的生活、历史和文化来说都属于极为痛苦、混乱的时期，很多有着亲身经历的人都力图通过文学的方式来理解它并且探询它的意义”。[11]尽管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反映美军士兵在越南作战的作品，但是从整体来看一些重要的作品主要还是在70年代后期才得以问世[12]，当时越来越多的出版商陆续出版发行关于越南战争的叙事作品[13]。与这些叙事作品相关的评论文章和著作也大量涌现。卡利·塔尔（Kali Tal）指出，在1978年到1982年之间，关于越战老兵写作的相关评论研究文章像一股涓涓细流一样开始涌现，而1982年以后陆续出现的各种越战文学评论著作则使得这些细流会聚成了一股强大的洪流[14]。
奥布莱恩的创作自然也在这些批评家的关注之中。但是“战争小说家”的这一定位使得批评家们主要关注点在其早期直接关于战争的回忆和影响的作品上，这主要包括《如果我死在战区》（If I Die in a Combat Zone）（1973）、《追寻卡西奥托》（1978）以及《他们携带之物品》（1990）中的部分故事，而对其后来的创作，尤其是90年代以后的创作关注较少。事实上，奥布莱恩本人对于“越战小说家”或者“战争小说家”这一身份并不太认同[15]，他也曾在多种场合对此表示异议。在与拉力·麦卡夫莱（Larry McCaffery）的访谈中，奥布莱恩提到：“我不是一个越战作家。尽管越南战争促使我成为一名作家，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战争小说家。”[16]批评家米莱拉·鲁塞维克（Mirala Roncevic）也认为，“给奥布莱恩贴上越战小说家的标签似乎太具有局限性，甚至过于简单化。因为他的作品不断地对故事讲述的技巧进行挑战，这使得他在探讨事实与虚构、现实与想象之间关系的同时也得以展现了他那简洁、明晰的写作风格”[17]。从奥布莱恩的整个创作来看，虽然他在每一部作品中都涉及了这场战争，但实际上他在很多时候也只是将战争作为一种隐喻，以此来探讨人们生活中一些更为深层次的东西。尽管如马克·赫尔伯里所言，21世纪的很多美国读者都将通过迈克尔·黑尔（Michael Herr）的《快件》（Dispatches，1978）和奥布莱恩的《追寻卡西奥托》、《他们携带之物品》等叙事作品来了解越南战争，但奥布莱恩的创作已经远远超越了对于这一场战争的记录和表现，其作品不仅仅以独特的方式记录了美国士兵在越南的经历，更是从历史、文化、道德和哲学等层面对之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发掘。他反复探讨的一些具体题材和主题包括：在虚构作品和现实生活中事实与想象力的不断交织；对人类真理的各种探寻；参与越战所引起的道义上的争斗；人类的心灵忍受那些非人道行为的限度；民族对于战争应当承担的集体道德责任，以及人们对于故事讲述及其精巧、虚构之手段的需要等等[18]。正因为他的作品在记录越南战争这一经历的同时，也展现了一种历史的关怀和文化的深度，这使他被批评家誉为“美国的康拉德”：“如果说有一位美国的康拉德，或者是有一位越南战争的荷马，即一位将特殊的创伤与人类共通的主题相结合的艺术家的话，那么这一人物非奥布莱恩莫属。”[19]
在创作技法上，奥布莱恩承认自己深受威廉·福克纳、欧内斯特·海明威、詹姆斯·乔伊斯以及约瑟夫·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他也极为注重风格的创新。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对奥布莱恩在力图传递战争的恐怖和故事讲述之力量等方面的努力予以了很高的评价，尤其在论及《他们携带之物品》时曾提到：“奥布莱恩先生写了一部非常重要的书，这不仅仅是对那些对越南感兴趣的读者而言，任何对于写作技巧感兴趣的人也会发现它的重要性。”[20]国内有批评者指出，奥布莱恩的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与罗伯特·斯通的新现实主义基本上代表了当代美国小说创作的两大模式，甚至认为：“奥布莱恩的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技法，比他的主题创作成就更高。”[21]事实上，尽管奥布莱恩十分关注小说形式技巧的创新，但是他对于纯粹的形式技巧上的试验曾明确表示很反感，因为对小说道德效应的关注和深刻主题的探询一直是他最为重视的。他曾以不同的方式仿效康拉德、海明威、福克纳和乔伊斯这些现代主义的大师，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大师们是将小说作为一种高尚的职业，将他们自己的作品看作是赋予了更深层意义的当代世界的转喻[22]。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奥布莱恩对于文学价值所持的观点是非常传统的，他认为小说的真正核心在于：对真实的、重要的人类价值的探讨[23]。在《他们携带之物品》的一个短篇故事《死者的生命》中，他通过叙述者提出：“故事能拯救我们。”[24]奥布莱恩极为重视小说的道德效应，认为小说一个最为普通的目的就是“将读者置于故事讲述者或者至少是故事中人物的处境之中，其目的就是将其放置到他人的道德框架之中”[25]。
在对奥布莱恩创作艺术的研究中，很多批评家经常注意到的是奥布莱恩的作品中那种矛盾和混乱的感觉，便往往将其当作一种后现代技法，或者是一种比喻或象征，并将其视为作者对于战争在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影响所作的评判。这种阐释对于那些没有亲历战争而只是通过虚构来讲述战争故事的作家们来说或许是适用的，但是正如卡利·塔尔（Kali Tal）注意到的，这类阐释忽略了奥布莱恩这一类作家作为战争幸存者所直接体验到的、个人的境况[26]。因为对于众多越战老兵来说，越南不仅仅意味着一场战争，它也是造成精神创伤的场所。塔尔发现很多越战老兵的写作最深层次的原因是参与了那场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恐怖、悲伤、罪恶和无助感。这样，通过将越战文学置于创伤话语的语境之中，塔尔指出大多数批评家的局限性，即无法以一种全局、整体性的观念来看待这场战争，亦即“不可避免地将战争简化为某种隐喻性的东西”[27]。对于奥布莱恩而言，越南战争成就了他作为当代杰出小说家的地位，也成为他的创作之源。尽管他本人在回忆录《如果我死在战区》（1973）里曾一度否认战争对他造成的影响，但是在他后来的创作，尤其是90年代以后的创作中，他越来越关注这种经历，其作品中的人物创伤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他于1994年创作的《林中之湖》以及同年发表的自传性随笔《我心里的越南》[28]都表明当时他本人似乎难以走出创伤化的悲观境地。这一点似乎也证实了卡利·塔尔的论断：“幸存者文学往往倾向于在创伤化经历至少过后十多年才开始出现。”[29]塔尔对越战老兵叙事之心理学根源的重视在马克·赫尔伯利（Mark Heberle）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在赫尔伯利看来，越南战争中老兵创伤与其他创伤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单是参战的个体在精神上所受到的一种刺激和侵害，而且也是一种共通的经历[30]。这些老兵不像其他遭受创伤的群体，他们都有一种因其行为而产生的罪恶感。在越南，美国士兵发现自己分不清越共和平民，这常常致使他们因滥杀无辜而引发内心深处无法磨灭的罪恶感。此外，战争的结果以及民众对于参与这场战争所持的态度也使得老兵的创伤变得格外复杂。在战场上，他们觉得自己同胞的生命是被浪费掉了。战争的失败，让老兵感觉到他们所施行的暴力和忍受的痛苦没有任何结果。此外，美国国内掀起的关于这场战争之价值和公正性的论争，以及后来整个民族对于战争体现出来的冷漠、健忘或忽略都无法为他们的创伤提供任何满意的解决方案。所有这一切在奥布莱恩的作品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和众多越战老兵作家一样，奥布莱恩的作品既表现了因越战引起的创伤，又因这一战争创伤而产生。他的每一部小说都聚焦于一位在越南受过创伤的人物，比如一位受伤的退伍老兵（《核时代》、《七月，七月》），或者是一位参与了战争罪恶的人（《林中之湖》、《恋爱中的汤姆卡特》）。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作为暴力的观看者或者参与者受到了创伤，都具有很多独特的创伤化症状。但与此同时，这些人物并非仅仅受到了战争的创伤，童年以及爱情和婚姻生活中遭受的各种创伤都交织在一起。作者似乎是让这些人物通过追溯他们精神创伤的根源从而最终达到恢复的目的。
但是，正如赫尔伯利所言，很多对于越战恐怖性事件的叙述都是直截了当的对个人经历的叙述。这些经历是那些试图清晰再现创伤情形的战士所共有的。然而奥布莱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非简单地复制或回忆他自己的经历，他将越南战争本身作为一种资源，从而把创伤重新塑造为一种超越了战争的家庭和个人的创伤[31]。此外，很多其他越战老兵的叙事大都是将创伤的情形和后果以一种透明的方式叙述出来，似乎写作是能够充分表现难以言说之经历的载体，而奥布莱恩的叙述作品则使得人们将注意力吸引到其写作本身，吸引到表现的困难和建构性上。他的作品中，创伤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反复不断地出现，具有不同的结果，没有任何线性的进程，也没有任何终结。在赫尔伯利看来，“这是一种对个人经历进行重新塑造的写作，其目的在于通过虚构来超越该经历，或者将这一经历本身作为虚构并对它进行再创造。这种写作是创伤艺术，而奥布莱恩则是这种艺术的一位重要开拓者”[32]。这样，通过考察创伤在奥布莱恩整个创作中的作用，赫尔伯利对于奥布莱恩作为20世纪后期的一位重要美国作家进行了重新定位。他认为奥布莱恩对那种毁灭性经历的表现和他通过不同的创作对该经历的反复叙述，实际上是对当代美国“创伤后文化”[33]最为丰富和复杂的表现。在赫尔伯利看来，尽管越南是创伤化的领地，也成就了奥布莱恩后来的创作生涯，但作家本人拒绝接受“战争作家”这一定位，其作品中创伤化的情形反而随着作家及其作品远离越南战争而变得更为普遍、明显，这些事实都表明：将奥布莱恩称为“创伤艺术家”[34]更为贴切、中肯。赫尔伯利将文学创作与心理学相结合的研究也体现了当代美国文学研究中一种新的走向。这也为全面、深入地理解和研究奥布莱恩的创作以及整个美国战争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一 奥布莱恩小说的研究现状
迄今为止，国内对奥布莱恩的研究极为有限。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国内涉及奥布莱恩作品的研究不足10篇，它们包括对奥布莱恩作品中与战争相关的内容题材的介绍分析[35]，对其早期作品《追寻卡西奥托》（1978）和短篇故事集《他们携带之物品》（1990）中两个短篇故事的研究[36]。对奥布莱恩90年代以后的作品的研究极少[37]，更没有将奥布莱恩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的研究。我们认为，奥布莱恩的创作不仅仅是美国越战文学研究中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38]，也是深入理解、认识当代美国文学和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这是因为在他90年代之后的作品中，奥布莱恩已经将这场战争拓展为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争斗。它们折射出很多当代美国社会中与性别、爱情、婚姻等相关的道德伦理问题。
国外批评界对奥布莱恩作品的研究是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对越战老兵开始关注这一整体历史文化语境相关联的。1982年越战老兵悼念碑的建立以及围绕它所引起的各种争议反而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一特殊群体和他们的创作。针对批评界对越战文学的日益关注，越战文学评论家菲利蒲·杰逊曾不无幽默地指出：“当创造性领地尚未被完全耕耘之时，批评的领地已经开始硕果累累了。”[39]
对于文学批评界关于这场战争的持续性论战，赫尔伯利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概括：表现性的（模仿性的）；经典性的（具有文学特性的）；文化性的（意识形态的）。[40]在赫尔伯利看来，模仿性的批评主要是评价一部作品是否有效地表现了战争的现实；经典性的批评是看一部作品是否对美国文学的主体、民族神话以及国民的宗教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而文化性的批评则考察一部作品是如何揭示或掩盖了体现美国社会特征的有关种族、性别和阶级等意识形态话语。这些特征在一个充斥着非理性的消费、商业化的大众文化以及景观政治的年代里通常是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41]。
虽然在具体的研究中，不同的批评视角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重叠，比如很多关于越战的作品往往因为深刻表现了战争中的残暴、荒谬，或者展现了参战士兵在战场上反复无常的情感变化等，而被列为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之作，从而更加丰富了美国文学传统。但是，上述三个方面可以使人们在区分各类批评的侧重点的同时，更好地把握美国越战文学以及当代美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和新走向。下面我们根据赫尔伯利的这一观点从三个方面对国外批评界关于奥布莱恩作品的研究状况进行概述。
第一类侧重于模仿性的批评家主要考察奥布莱恩的作品中是否真实地表现了越南战争。对于这一场战争的特点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弗雷德里克·詹明信认为，“越南战争是第一场可怕的后现代战争。……这场战争导致了所有以前的叙述范式的崩溃，随之而来的是越战老兵可以借此讲述这样一种经历的共同语言的消失”[42]。与此观点相一致的批评家认为，对于像奥布莱恩这样的越战作家来说，传统的手法无法表现战争本身所充满的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策略和事件。比如林纳尔德（Donald Ringnalda）就指出，由于人们无法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叙述手法来表现越南战争的特征，以奥布莱恩的《追寻卡西奥托》和《他们携带之物品》为代表的作品则使用碎片式的、非线性的以及其他试验方法为读者提供一种类似于战争中才能体验到的经历[43]。因此，这类批评家关注的主要也是奥布莱恩为了表现越战之混乱、荒诞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种不确定性而使用的各种后现代的写作技法。在帕特里克·史密斯（Patrick A.Smith）看来，奥布莱恩和他同时代的作家深受60年代新闻主义创作手法的影响，运用“意识流的叙述，加上创造性的细节和一种对话体，来将传统的客观的新闻故事转化为某种能够反映所表现题材（越南战争）之混乱、超现实的特质”[44]，力图更为逼真地表现战争经历在情感和理性上产生的影响，追求一种更为诗化或隐喻性的真实。他认为，语言本身的混乱所体现的实际上是从语言的角度对战争的隐喻，而这正是奥布莱恩作品的特质。此外，将越战的特质与小说的叙述技巧和文体风格相关联的研究中还包括凯瑟琳·卡罗维（Catherine Calloway）对《如何讲述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中元小说形式的探讨[45]、斯蒂文·开普林（Steven Kaplan）对《他们携带之物品》中不确定的叙述者的研究[46]等重要文章。总之，在这类批评家看来，奥布莱恩根据自身经历运用各种想象性手法，主要是力图向读者表现内在于越战中的那种奇特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真实，从而使读者对这种真实性有更好的了解。
从文学经典性批评这一方面来看，批评家倾向于将奥布莱恩的创作置于英美文学传统这一大的背景之中，来考察他的创作是否“加入到这一传统之中，并且成为这一传统的延续或者改写”[47]。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源自于越战文学评论家菲利浦·D.贝德勒（Philip D.Beidler）的影响，于1982年面世的《美国文学与越战经历》是他首部研究越战文学的专著[48]。在该著作中，贝德勒为很多后来的越战文学批评奠定了基调。他将越战置于美国神话的大背景下讨论，认为所有越战文学作品与美国文学传统是一脉相承的，都可以在早期美国文学中找到影子。与此观点相一致的批评家包括佳里·克里斯特（Gary Krist）。他在评论奥布莱恩的《他们携带之物品》时，指出“有时这部书就像现代版的《坎特布雷故事集》，只不过在这里轮流讲述故事的香客变成了战士，他们在通向一个更具有含混性的道德行程之中。另一些时候，这部书又像《在我弥留之际》的越南版本，每个人物看待事件的视角使得整体的叙事更加复杂化”[49]。在米尔顿·贝茨（Milton Bates）看来，奥布莱恩作为一位最重要的美国战争小说家，正是由于对“什么是勇气？你是如何获得勇气的？”等问题的探讨而“加入到我们伟大的战争小说家这一光荣传统之中——克莱恩、海明威、琼斯、梅勒、海勒和冯尼古特”[50]。另一位战争文学批评者埃里克斯·维隆（Alex Vernon）则将文学传统和奥布莱恩的军事经历相结合，讨论在战争语境中，男女之间的感情和性爱关系在奥布莱恩的作品中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它们与《永别了，武器》等美国文学史中其他一些优秀战争小说的互文性又是如何体现的[51]。
在文化批评家看来，由于越南战争不仅仅是一场战争，也是了解和认识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的重要窗口，一部反映越战及其影响的作品可能因其展示了美国在20世纪末的情形，或者表现乃至重构了身处其中的美国人的意识形态而具有价值。这种文化性的批评在菲利浦·D.贝德勒第二部著作《重新书写美国：越战作家那一代》（1991）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不同于其第一部著作《美国文学与越战经历》（1982）对越战叙事文学和美国文学传统之间密切联系的强调，在这一著作中，他将奥布莱恩列为他讨论的第一个作家，认为奥布莱恩的作品从整体来看，是“当代作家对文化意义生产之‘勇气’的最为持久、严肃的思考之一”[52]。正如标题所示，在贝德勒看来，以奥布莱恩为代表的作家实际上是通过他们的写作对当代美国文化进行修正，因为他们的作品涉及受越战影响的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贝德勒认为，“奥布莱恩的主题从一开始就是古老的、基本的，也是重大的话题，诸如戒律、诚实、正直；理解、接受和容忍”[53]。这一观点与沃尔特·H.卡普斯的论断是一致的，后者认为越战经历从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战后的政治状况，“越战结束后，在美国发生的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视为对那一场战争的反映或回答”[54]。对于多数文化批评家来说，奥布莱恩所有的文本都是表达诸如性别、种族等意识形态的媒介。
在第一部从性别的角度来研究越战文学和电影的重要著作《美国的再度男性化》（1989）中，作者苏珊·杰芙特（Susan Jefford）曾指出“战争，尤其是越南战争的场地不仅仅指作战的战场，也指性别的战场。在这里敌人是作为女性化进行描述的，而妻子、母亲和女朋友则是作为参加战争的理由，所用的词汇都具有性别倾向”[55]。在她看来，性别是美国战争表现中的关键因素，是在美国主流文化中阅读、理解以及重新定位越南战争的基础。她清晰地阐明了越战文学男性批评家们的潜藏话语，并且认为这些批评家们设法重构的美国神话和传统从本质上来讲都是男性化的。她指出，“越南战争文学以及关于这场战争的其他表现形式只是当代美国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的象征性表现，而且这种主流的文化意识形态是父权制的”[56]。尽管杰芙特本人并未对奥布莱恩进行直接批评，但是她这一著作的面世使得很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就奥布莱恩作品中女性人物的呈现对他发起了进攻。这些批评家对奥布莱恩作品中女性的性别化、工具化的表现极为不满。洛里·史密斯（Lorrie Smith）认为，奥布莱恩在其作品《他们携带之物品》中“将妇女表现为不可理喻、缺乏理解力，充满了危险性的人物”[57]。而在角谷美智子看来，“充斥于奥布莱恩作品的关于女性的描述都带有一种憎恶女人的情绪”[58]。
从种族中心主义这一视角对奥布莱恩创作进行批评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瑞尼·克里斯托弗（Renny Christopher）。在《越南战争/美国战争》（1995）中，奥布莱恩作为种族中心主义代表成为克里斯托弗主要的批判对象。他认为，奥布莱恩在强调自己和战友的痛苦的同时，忽略了越南人，在战争结束了20年后还反复提及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应只说明他过于“关注个人的琐事”[59]。吉姆·内尔森（Jim Neilson）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奥布莱恩无法传递有关越南的任何具体的、个人的特征这表现了其“文化上的无知和种族中心主义，而这也是美国军事领导者和政策决策者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奥布莱恩这种对于个人经历的关注所导致的结果是他缺乏更宽阔的视野。……他也没有将他在越南的行动视为推进美国地理政治这一更大策略之组成部分来进行考察”[60]。
此外，近几年来利用文化研究中多元的、跨学科的这一基点，对奥布莱恩作品进行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一些学者把研究视角转向了心灵创伤，从文学和心理学的双重角度，分析越南战争给越战老兵留下的心灵创伤在奥布莱恩作品中的反映。虽然如国内的一些批评者所言，“这种把文学与人文关怀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思路，是当前美国文学研究界的一个主流”[61]，但事实上，创伤研究兴起的本身主要还是“取决于一场政治性运动的支撑”[62]。且不论研究本身源自于何种目的，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创伤在当代小说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63]，而且创伤理论已经成为了一面越来越重要的棱镜，透过它人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待当代的写作。例如，一些学者分析奴隶制留下的心灵创伤在黑人小说中的反映，其中一个典型研究对象就是莫里森的《宠儿》。在运用创伤这一棱镜对奥布莱恩进行的研究中，颇受关注的还有卡利·塔尔从创伤与恢复这个方面对奥布莱恩作品的分析。但是这些研究者忽略了奥布莱恩作为一位精英作家的文学想象和再创造的能力。而这一点在马克·赫尔伯利的研究中得到了弥补。他将奥布莱恩的创作置于当代美国创伤后文化这一大的背景之中，从变态心理学和创伤后叙事这一框架中对奥布莱恩的整个作品予以重新审视，指出其丰富的想象性和重新构建性的一面，认为奥布莱恩的作品是对美国创伤后文化最为丰富和复杂的表现：“他对自我毁灭性经历的表现和他的反复叙事不仅仅表现了越战的特征，也表现了当代美国创伤后文化中父子、男女、朋友等之间的各种关系。”[64]
总之，国外研究的整体情况表明，批评者主要聚焦于奥布莱恩1990年代以前的作品，尤其是《追寻卡西奥托》和《他们携带之物品》中的一些选文，这与将奥布莱恩视为越战小说家的这一定位是分不开的，因为1990年代以后的三部小说虽然提及了越南战争，但是显然不如前面作品中对于战争的关注程度。而我们认为对其后期作品的分析研究，使我们在将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其创作相关联的基础上，能更好地把握奥布莱恩创作的整体全貌。此外，上述不同层面的批评，实际上反映了研究者在不同阶段的两种走向：早期研究主要关注作品中的后现代写作技巧，近期研究在当今文化研究的影响下，主要注重对小说中蕴含的性别意识、婚姻关系、道德价值观念以及文化批判色彩等方面的考察[65]。这些文化批评家在揭示奥布莱恩作品中各种意识形态的潜藏话语时所体现出来的深度和广度，为人们认识、理解和深入研究奥布莱恩的创作提供了很多新的启示。但与此同时，这类批评也存在着不少局限性。首先，从奥布莱恩的创作来看，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关于性别、种族等方面的潜藏话语，实际上并未如上述文化批评家所声称的那么简单、绝对化。在不同文本中，有时甚至在同一文本中，我们都可以发现隐含作者的态度是有所变化的。此外，从创伤这一基点出发对奥布莱恩的研究中，赫尔伯利虽然全面地考虑了作家本人的个体经历与其作为整体的文学创作之关联，也关注到了越战这一20世纪美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对美国越战老兵这一独特群体的深刻影响，但他的着重点主要在于创伤的作用和表现，他恰恰没有关注到，创伤化作家力图通过创伤叙事的写作与读者进行交流，从而力图从这一经历中恢复的这一层面。
事实上，从奥布莱恩的创作本身，我们也可以发现其中的一大特点是作家本人对其作品的不断改写。这一改写过程涉及叙述中各个层面的交流活动。此外，由于奥布莱恩对于故事中的讲述层面极为重视，这使得我们在小说的阅读过程中发现，与对于过去（历史）事件的详细叙述相比，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互作用要更为引人关注。那么，在这种创伤叙述的交流中，作者通过作品的不同层面向文本的读者进行交流的时候，究竟传递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或价值观念？这一切又是如何影响读者的判断？如同有人指责越战老兵悼念碑把美国人，而非越南人当成了战争的主要受害者，比如悼念碑提出了1300名美军失踪人员的问题，但在同样的空间里，它并未提及30万名越军失踪人员。那么在这种源自于越战创伤的叙述中，是否也同样存在民族主义话语的局限性和复杂性？如果存在的话，它在这一叙述交流过程中又是如何与越战老兵“既是受害者又是施暴者”[66]这一身份交织在一起？玛丽塔·斯特肯认为，“越战被描绘成一种美国男性气概受到无法复原之损伤的事件，因此恢复老兵的名誉就是重振美国男性气概”[67]，那么男性老兵的创伤叙述与美国男性气概的重新恢复之间的联系又是如何得以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地？当越战老兵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位置——作为一种特殊暴力的执行者和受害者时，他们又是如何将民族集体暴力与个人创伤相关联？此外，奥布莱恩创作本身与其自身创伤化经历的恢复这二者之间究竟存在何种程度的关联？这一系列问题正是本研究力图探讨和揭示的。
二 本研究目的、方法和总体框架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著作主要运用修辞叙事批评方法，结合创伤理论，对梯姆·奥布莱恩源自于越战的叙事作品进行解读。在全面考察奥布莱恩创作之基础上，本研究主要侧重于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的四部作品：《他们携带之物品》（1990）、《林中之湖》（1994）、《恋爱中的汤姆卡特》（1998）、《七月，七月》（2002）。之所以如此设计，是因为以往的批评主要关注的是在此之前的作品，而在这四部作品中，奥布莱恩较之前期创作更为注重叙事的形式技巧问题，尤其是叙事中的讲述交流层面。《他们携带之物品》出版后不久，奥布莱恩在接受麦克·柯菲（Michael Coffey）的访谈时，就曾表示：“在这部新作里我想创造一种新的形式。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真正去创造形式。甚至在《追寻卡西奥托》中，形式也只是我阅读福克纳和乔伊斯等人作品中所获得的，尽管人们在这其中也发现了某种具有创新性的东西。而这部作品中，我觉得有某种东西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68]在其随后的三部作品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叙述方式之独特性。那么，在这种讲述之独特性的背后，反映了奥布莱恩何种交流目的？这正是本研究力图分析和揭示的。本论著在主要考察这几个文本中隐含作者的讲述目的、文本的叙述策略以及读者判断三个因素之基础上，将文本视为上述三个方面的动态性交流，并以此为依据来建构研究的每一章节。
这一强调文本、作者和读者之互动的文学研究方法所体现的是后经典叙事批评的主要特色。90年代中后期以来，后经典叙事学迅猛发展并且在当今国际文学批评界呈现强劲发展势头，出现了众多的研究派别。修辞性叙事理论就是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派别之一。不同于经典叙事学批评以文本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修辞叙事学主要研究作者、读者和文本这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它既注重文本本身的特征，同时也关注作者意图、读者判断以及社会历史语境的影响，因而在当今的文学研究中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在运用修辞叙事批评方法的基础上，本研究也借鉴了国外文学批评界近几年在奥布莱恩研究中出现的新成果——将奥布莱恩作为“创伤艺术家”进行重新定位。我们认为：在考察奥布莱恩的越战经历与其文学创作之关联性的基础上，将修辞叙事批评与创伤理论相结合，可以更为清楚地揭示奥布莱恩如何在不同叙事作品中力图实现多重目的：一方面他努力通过写作来走出个人创伤，另一方面他将个人创伤化经历的讲述与其对性别、种族、暴力、婚姻等相关道德伦理问题的态度相结合，在邀请读者对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各种影响进行反思的同时，也对当代美国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实予以披露。希望本研究能够使我们更为全面、深入地看待这位当代美国著名小说家源自于越战的文学创作。
全书分为导论、正文、结语三个大的部分，其中导论部分在介绍了本研究背景的基础上，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概述，同时阐明了本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意义。结语部分对本研究各章节的分析进行了概要性总结，指出奥布莱恩的创伤叙事之独特性以及本研究的意义。研究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简要介绍修辞叙事批评的基本理论和阅读原则，然后简要回顾创伤研究兴起的过程及其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奥布莱恩源自于越战的创伤叙事进行整体概述。
第二章主要分析奥布莱恩1990年发表的短篇叙事集——《他们携带之物品》。在分析作品中人物叙述者创伤化特征与真实作者之关联的基础上，本章主要分析该作品中隐含作者在第二人称叙述和聚焦的控制中所体现的性别、种族话语之复杂性。
第三章主要分析奥布莱恩1994年发表的叙事作品——《林中之湖》。本章通过该作品叙述层次和结构安排的分析，揭示出作家是如何通过小说叙事策略与自身经历的关联，将个人的创伤叙述延伸为民族集体暴行的披露，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当代美国历史文化进行批判。
第四章侧重于分析奥布莱恩1998年出版的喜剧性作品——《恋爱中的汤姆卡特》。本章主要针对作品中人物叙述者的可靠/不可靠性这一叙事策略，揭示隐含作者的多重讲述目的、叙述伦理以及由此引起的读者判断。
第五章主要是针对奥布莱恩2002年出版的《七月，七月》的研究。在指出该作品相对于前三部作品在叙述方面之独特性的基础上，本章分析了叙述者对距离的控制和聚焦模式的使用，并且揭示这些特征如何与隐含作者的讲述目的相一致，即在走出个人创伤之后，力图呈现经历了越战一代人的集体创伤和当代美国创伤后文化的掠影。
三 研究意义
我们认为，叙事本身不仅仅可以视为一个故事，而且也是一种行为，即“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个他人讲述一个事件”[69]，这一界定可以使我们更为全面、深入地把握奥布莱恩的整体创作及其创伤叙事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本研究的意义体现如下：
1.运用修辞叙事批评方法，聚焦于叙事作品不同层面的交流，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关注同一作家不同作品中的隐含作者，从而更为全面、深入地理解奥布莱恩的作品。
近几年来叙事学研究在国内外都呈现强劲的发展态势[70]。国内叙事学研究状况表明我国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包括对后经典叙事学各研究派别的深入评析，以及运用这些方法对经典作品的重新阐释等[71]。但整体来看，这方面的研究仍然不足，尤其是运用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对一个作家进行系统的分析考察，这一类研究极为少见。本著作对奥布莱恩90年代以后源自于越战的创伤叙事进行分析解读，关注不同文本中隐含作者、文本策略和读者判断这三者之间的动态性交流，对作品中隐含作者在性别、种族、爱情、婚姻等方面的态度之复杂性和矛盾性予以揭示。这一分析在展现修辞叙事批评独到之处的同时，也让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领会奥布莱恩通过不同创伤叙事力图实现的多重交流目的。
2.利用当今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特征，将修辞叙事批评方法与创伤理论相结合，以对叙事作品进行重新解读和阐释。
从心灵创伤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研究，这是国际文学界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动向，在国内文学批评中极为少见。而将后经典叙事理论与越战创伤叙事相结合的研究，尚付阙如。近几年国外批评界从心灵创伤这一视角对奥布莱恩的研究中颇为引人关注的是马克·赫尔伯利的研究。他全面考察了奥布莱恩本人的越战经历与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关联，也考虑到了越战这一20世纪美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对于越战老兵这一独特群体的深刻影响，但是赫尔伯利研究着重点主要在于创伤的作用和表现，并没有关注到创伤化作者力图通过创伤叙事的写作来与读者进行交流，从而走出个人创伤的这一面，而我们认为，这一点正是奥布莱恩创伤叙事之关键所在。本著作将创伤理论与修辞叙事学相结合对奥布莱恩创伤叙事的分析表明，奥布莱恩这几部作品的创作实际上表现出了这样一个过程：作家首先力图通过叙述交流走出个人创伤，然后又证明这一努力之艰难，继而以一种走出个人创伤的态势对自己前期创伤化状态予以反讽、自嘲，最后以冷静客观的语调力图呈现历经了越战一代人的集体创伤并以此证明叙述对于个人创伤恢复之重要性。这一研究视角为奥布莱恩的作品提供了一种新的、更为全面的解读。
3.促进国内美国战争文学，尤其是越战叙事文学的研究。
国内目前对美国越战文学的研究总体来讲还极为有限，尤其是对与越战相关的叙事作品缺乏系统、整体性的研究。对奥布莱恩这位不仅在美国越战文学，而且在当代美国文坛中都极具影响力的作家进行的系统研究，亦付阙如。事实上，对于越南战争在美国文学和文化中的表现予以关注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在越战过后的几十年中，美国人总在极力颂扬“二战”、忘却越战，力图消除战败给他们带来的阴影，对战争中双方真正的受害者缺乏足够的关注。大众媒体甚至将战争作为一种景观呈现给普通民众，在道德价值观上加以误导，以牟取自身所需的商业利益。所有这一切无疑会对这一战争的文学表现产生很大的影响。本著作通过比较系统地研究奥布莱恩源自于这场战争的叙事，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当代美国文学和文化中的各种形态，从而促进国内美国战争文学的研究。
[1] 奥布莱恩的作品包括：《如果我死在战区》（1973）、《北部之光》（1975）、《追寻卡西奥托》（1978）、《核时代》（1985）、《他们携带之物品》（1990）、《林中之湖》（1994）、《恋爱中的汤姆卡特》（1998）和 《七月，七月》（2002）。
[2] Stanley Karnow，Vietnam：A History.New York，1997，p.23.
[3] ［美］拉尔夫·德·贝茨：《1933—1973美国史》，（下，杜鲁门尼克松党政时期：1945—1973），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史研究室译，1984，第442页。
[4] 1965年第一支美军作战部队在越南岘港登陆，美军正式卷入战斗。1973年北越与美国在巴黎最终签订了停战协约。1975年4月30日西贡被北越军队占领，最后一名美军士兵撤出西贡，标志着越南战争的结束。
[5] M.Paul Holsinger，War and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A Historical Encyclopoedia，1999，p.360.
[6] ［美］莫里斯·艾泽曼：《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孙宝
译，2006，第7页。
[7] 马里塔·斯特肯：《墙、屏幕和形象：解析越战老兵悼念碑》，见《视觉文化读本》，2003，第123页。
[8] 同上，第179页。
[9] Kali Tal，Worlds of Hurt：Reading the Literature of Trauma，1996，p.53.
[10] Philip K.Jason，Acts and Shadows：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Literary Culture，2002，p.8.菲利蒲·杰逊在此书中分析越战后涌现出大批文学作品的原因时指出，虽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下列原因至少来说应该是极为关键的：在“二战”和越战之间，美国的教育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更多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当这些年轻人从越战返回国后，有很多人将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应通过文学形式表现出来。
[11] Philip D.Beidler，Rewriting America：Vietnam Authors in Their Generation，1991，p.1.
[12] 在众多反映这场战争的文本中，就叙事作品来看，尤为引人关注的有奥布莱恩的《追寻卡西奥托》（1978）、罗伯特·斯通的《亡命之徒》（1974）、拉里·海涅曼的《帕科的故事》（1986），以及斯蒂芬·赖特的《绿色沉思》（1983）等小说；奥布莱恩的《如果我死在战区》（1973）、菲利普·卡普托的《战争的谣言》（1977）、罗恩·科维克的《生于七月四日》（1976）等回忆录，以及迈克尔·黑尔的《快件》（1978）等可以作为社会文献和观察者报告的叙事作品。
[13] 以美国的几大著名的出版社为例：Avon早在1978年就开始重新发行系列越战小说，这个系列一直持续到1982年，Ballantine主要关注与战争相关的非虚构小说系列；Random House也重新发行越战小说。1987年8月4日的纽约时报评论声称，“越南战争已经打入到美国的文化前沿”。在该篇文章中作者将这一现象称为“越战潮流”。
[14] Kali Tal，Worlds of Hurt：Reading the Literature of Trauma，1996，p.189.
[15] 在David Louis Edleman对奥布莱恩所作的这次访谈中，奥布莱恩明确指出，如果因为其作品中涉及越南战争就将他列为越南战争小说家，“那就等于把莫里森称为黑人作家，把康拉德称为海洋作家，或者将莎士比亚称为皇室作家”。＜http：//www.dave-edelman.com/interviews/obrien-full.cfm October 1，1994.＞
[16] Larry McCaffery，Interview with Tim O'Brien.In Chicago Review33.2 （1982）：131.
[17] 转引自Patrick A.Smith，Tim O'Brien：A Critical Companion，Greenwood Press，2005，p.13.
[18] Concis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Literary Biography Supplement：Modern Writers，1900-1998.Gale Research，1998，p.43.
[19] Thomas Myers，“Tim O'Brien”.In 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Vol.152，American Novelists Since World War Ⅱ，Fourth Series，Edited by James D.Giles and Wanda H.Giles，1995，p.142.
[20] Michiko Kakutani，“Slogging Surreally in the Vietnamese Jungle”.In New York Times，6 Mar，1990，p.C21.
[21] 甘文平：《论罗伯特·斯通和梯姆·奥布莱恩关于越南战争的小说》，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3，第xi页。
[22] Larry MaCcaffery，“Interview with Tim O'Brien”.In Chicago Review，33.2，1982，p.138.
[23] Ibid.，pp.129-149.
[24] Tim O'Brien，The Things They Carried，1990，p.225.
[25] Alex Vernon，Soldiers Once and Still，2004，p.191.
[26] Kali Tal，“Speaking the Language of Pain：Vietnam War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a Literature of Trauma”.In Fourteen Landing Zones：Approaches to Vietnam War Literature，Ed.Philip K.Jason，1991，pp.217-250.
[27] Kali Tal，“Speaking the Language of Pain：Vietnam War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a Literature of Trauma”.In Fourteen Landing Zones：Approaches to Vietnam War Literature，Ed.Philip K.Jason，1991，p.223.
[28] Tim O'Brien，“The Vietnam in Me”.I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Oct 2，1994，pp.48-57.
[29] Kali Tal，Worlds of Hurt：Reading the Literature of Trauma，1996，p.125.
[30] Mark Heberle，A Trauma Artist：Tim O'Brien and the Fiction of Vietnam，2001，p.17.
[31] Mark Heberle，A Trauma Artist：Tim O'Brien and the Fiction of Vietnam，2001，p.24.
[32] Ibid.，p.33.
[33] 在赫尔伯里的著作中，他运用了科比·法维尔的“创伤后文化”这一概念。后者在其论著《创伤后文化》中指出创伤后紧张应急综合症中有四个特征与当代美国文化相关联。法维尔将创伤作为一种理解过程，并以此来阐释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人生活中的各种暴力现象。详见Kirby Farrell，Post-Traumatic Culture：Injury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Nineties，1998，pp.11-12.
[34] Mark Heberle，A Trauma Artist：Tim O'Brien and the Fiction of Vietnam，2001，p.xix.
[35] 甘文平：《论罗伯特·斯通和梯姆·奥布莱恩关于越战题材的小说》，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36] 陈敦全：《一部越南战争沉思录：梯姆·奥布莱恩的〈追寻卡西奥托〉》，1998年《国外文学》第3期，第46—51页。蔡春露：《论奥布莱恩小说的不确定性与元小说模式》，2003年《外国文学》第1期，第39—44页；蔡春露：《奥布莱恩与其越战题材的后现代主义小说》，2003年《外国文学 》第3期，第23—24页；王丽亚：《“真实故事”的虚构与阅读——评梯姆·奥布莱恩的《怎样讲述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2008年《外国文学》第1期，第3—11页。
[37] 甘文平的博士论文在第二章第四节讨论了《恋爱中的汤姆卡特》（1998），指出“小说从哲学层面认为越南战争和战争般的生活具有许多类似之处”（第75—82页）；在第四章《林中之湖》里提到奥布莱恩运用了后现代主义写作技法，指出该小说运用了新历史主义观点思考越南战争中的美莱事件（第129—135页）。
[38] 事实上，奥布莱恩在当代美国文学中的重要性早已为国内美国文学研究者认识。李公昭在《20世纪美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复兴与发展》一文中指出，包括梯姆·奥布莱恩在内的后现代现实主义作家“给美国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坛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详见李公昭：《20世纪美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复兴与发展》，《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6—10页）胡亚敏在博士论文《美国越南战争的幻想与幻灭：论美国越战叙事文学对越战的解构》中也提到奥布莱恩“无疑是越战作家中杰出的代表”（第12页）。她的博士论文主要分析越战文学如何解构美国人以前想象的越战。在她列举的众多美国越战叙事作品中，就包括了奥布莱恩的多部作品。（详见：胡亚敏：《美国越南战争的幻想与幻灭：论美国越战叙事文学对越战的解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4）
[39] Philip K.Jason，Acts and Shadows：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Literary Culture，2002，p.3.
[40] Mark Heberle，A Trauma Artist：Tim O'Brien and the Fiction of Vietnam，2001，pp.299-300.
[41] Ibid.，p.300.
[42] 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2003，p.44.
[43] Donald Ringnalda，Fighting and Writing the Vietnam War，1994，pp.25-42.
[44] Patrick A.Smith，Tim O'Brien：A Critical Companion，2005，p.13.新新闻主义创作手法是一种因新闻记者汤姆沃尔夫的使用而被广泛采用的文体，他使用意识流的叙述，加上创造性的细节和一种对话体，来将传统的客观的新闻故事转化为某种能够反映表现题材之混乱、超现实的特质的东西。
[45] Catherine Calloway，“How to tell a True War Story：Metafiction in The Things They Carried”.In Critique36（Summer，1995），pp.249-57.
[46] Steven Kaplan，“The Undying Uncertainty of the Narrator in Tim O'Brien's The Things They Carried”.In Critique35.1 （Fall，1993），pp.43-52.
[47] Mark Heberle，A Trauma Artist：Tim O'Brien and the Fiction of Vietnam，2001，p.300.
[48] 在此之前，关于越战叙事文学的评论散见于各种期刊、杂志和报纸。
[49] Gary Krist，Innovation Without Tears，1991，p.692.
[50] Milton Bates，“Tim O'Brien's Myth of Courage”.In Modern Fiction Studies33，no.2（Summer 1978），pp.263-79.
[51] Alex Vernon，Soldiers Once and Still：Ernest Hemingway，James Salter，& Tim O'Brien，2004，p.191.
[52] Philip Beidler，Rewriting America：Vietnam Authors in Their Generation，1991，p.6.在他的第一部著作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Experience of Vietnam（Athen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2）中他详细讨论了25位运用重要的文学形式来表现越南战争的各种现实状况的作家。
[53] Ibid，p.12.
[54] Milton Bates，The Wars We Took to Vietnam，1996，p.3.
[55] Susan Jefford，Remasculinization of America：Gender and the Vietnam War，1989，p.xi.
[56] Ibid.，p.39.
[57] Lorry N.Smith，“The Gendered Subtext in Tim O'Brien's Esquire Stories”.In Critique36.1，Fall，1994，pp.16-39.
[58] Michiko Kakutani，“When the Magic of Youth Turns into Midlife Misery”.In New York Times，Oct11，2002，p.E45.
[59] Renny Christopher，The Vietnam War / The American War，1995，p.230.
[60] Jim Neilson，“The Truth in Things：Personal Trauma As Historical Amnesia in The Things They Carried”，1990.＜http：//victorian.fortunecity.com/holbein/439/essays/neilsonthings.html＞
[61] 芮渝萍等：《中国十五期间美国小说研究》，见《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23—27页。
[62] Judith Herman，Trauma and Recovery，1992，p.9.在这一著作中，赫尔曼指出“能否对心灵创伤进行公开研究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关于战争创伤的研究也只有在对年轻人牺牲生命这一事实可以进行质疑的语境下才是合法的。对于性或者家庭生活中创伤的研究也只有在对女性和儿童的从属地位可以进行质疑的语境下才是合法的。这些研究能否取得进展也取决于它们能否获得一种足以强大的政治运动的支持，它要强大到既能够保证调查者和病人之间合作的合法性，又能够抵消那种社会上常见的对一切予以沉默或否认的倾向。如果没有这种对于支持人权的强有力的政治运动，充当见证人这一积极的过程就会不可避免地让位于忘却的过程”。
[63] 这从近几年来国外出现的专门研究创伤与小说创作之间关系的博士论文和著作中可以看出。本论文作者通过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UMI）数据库进行随机检索，检索到100余条相关记录。此外，在这一领域颇为引人瞩目的批评家有Cathy Caruth，Judith Herman，Anne Whitehead，David Jarraway，Kirby Farrell等。
[64] Mark Heberle，A Trauma Artist：Tim O'Brien and the Fiction of Vietnam，2001，p.xx.
[65] 本论文作者通过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UMI）数据库对奥布莱恩作品研究状况进行随机检索，在检索到的61条相关记录（从80年代至今）中，发现90年代以前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从叙事策略、语言形式等层面对奥布莱恩的小说进行研究，而在此之后的研究多侧重于种族、身份、性别和创伤等研究，但是所选择的文本基本上是以奥布莱恩的前期作品为主。
[66] Peter Martin，“Conclusion”，from Vietnam Reconsidered，edited by Harrison Salisbury，1984，p.213.皮特·马丁在这一文章中指出，“老兵们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位置，他们是一种特殊暴力的执行者和受害者。这就是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痛苦的原因”。
[67] 马里塔·斯特肯：《墙、屏幕和形象：解析越战老兵悼念碑》，见《视觉文化读本》，2003，第136页。
[68] Michael Coffey，“Tim O'Brien：Inventing a New Form Helps the Author Talk about War，Memory，and Storytelling”.In Publishers Weekly，Feb 16，1990，pp.60-61.
[69] James Phelan，Narrative as Rhetoric：Technique，Audiences，Ethics，Ideology，1996，p.8.
[70] 周小仪、申丹：《中国对西方现代文论的接受：现代性认同与反思》，《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1期，第100—114页。这篇文章对西方形式主义文论（包括新批评和叙事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作了详细评述，并且作了如下统计，“根据中国期刊网的收录，在1994到2005年，发表了近万篇叙事研究方面的论文，这些论文大体可以分为注重形式审美研究和注重叙事结构的文化意义这两大类”。
[71] 申丹在2005年出版的《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绪论中提到国内叙事学研究状况时指出，“迄今为止，国内的研究有一个问题，颇值得引起重视：无论是译著还是与西方叙事学有关的论著，往往局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西方经典叙事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80年代中期以来的后经典叙事理论”。（详见申丹等著《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2005，第3页）这一状况随着《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2005）以及国际上首部《叙事理论指南》中文版（2007）的出版以及系列对西方后经典叙事理论深入评介的论文的面世而有较大的改观。此外，还有运用后经典叙事批评方法对海明威、凯特·肖邦等作家系列经典短篇故事进行重新阐释的系列论文，这一切使得国内叙事学研究界主要聚焦于经典叙事批评这一整体研究状况有很大的改观，但整体来看，还显得相当不足，尤其在对于当代作家的系统研究方面更显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