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顾海良

“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是马克思开始经济学研究时就提出的观点。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事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说出适合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新话”。比如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适合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话”。邓小平对此作出高度评价，认为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的印象，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撰写的“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日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篇章，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的伟大贡献。

1.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研究对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经济的事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对象。

对经济学对象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时期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是马克思提出的对象的典型性的观点；另一种是恩格斯提出的对象的特殊性的观点。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以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为“例证”。因为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最典型的国家。通过分析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人们能够透彻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提出了对象特殊性的观点。他认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经济学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经济学国别特色的必然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强调的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特殊性质。因此，它以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为前提，以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为对象。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性运用。

2.整体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马克思注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经济制度本质。《资本论》第一卷是以“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开始，以“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对自身的否定”为最后结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丧钟就要敲响了”，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指向。《资本论》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从属于经济制度本质研究。

与上述研究侧重点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则集中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以对经济制度本质研究为基础，着力探索经济体制、经济运行规律。换言之，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必然展开形式。

3.确立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理论地位。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当代诠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标识。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生产力问题，即怎样评价生产力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性质和本质中的地位、怎样理解生产力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作用。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由此前进一步，邓小平同志认为要把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结合起来。他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要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讲全”，就不只是生产力的问题，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创新的根本所在。

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是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理论。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我们清楚了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理论，增强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清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理论，确立了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根本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相适应的战略规划和战略步骤的基本内涵；清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关系多样性现状的认识，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特别是关于所有制结构和分配体制基本格局的理论；清楚了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和目标。列宁认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确立的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视阈，凸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力的水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4.讲究“剥离下来”和“结合起来”的方法论要义。方法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先导，方法创新显现于重大理论创新之中。马克思就是在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科学革命中，实现了经济学方法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创新，最显著地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创新。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首先必须突破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天然联系”的传统观念。在经济思想史上，抽象的经济范畴的形成大多经历了“极其艰难地把各种形式从材料上剥离下来并竭力把它们作为特有的考察对象固定下来”的过程。“剥离下来”就是离析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依附关系，从资本主义经济中“剥离”出市场经济这一具有体制性规定的抽象范畴。1979年11月，邓小平提出要从“方法”的角度搞清楚市场经济和社会基本制度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这就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运行“方法”所具有的体制性的规定，认定市场经济是一个体制性范畴就从根本上破除了那种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传统观念。

但是，抽象范畴只有在思维的一定层面上才有意义。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性范畴，只有与一定的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才是充分的、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我们要一方面把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下来”，形成抽象意义的市场经济范畴；另一方面要强调市场经济体制必然与一定的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形成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观念、新实践。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同志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论断。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经济体制改革宝贵经验时，胡锦涛同志指出：“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

5.重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是以改革理论为先导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改革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要全面系统地进行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价格体系改革和计划、财政、金融、分配、流通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根本上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问题。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的重大任务。

6.坚持社会主义两个根本原则。邓小平在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时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这两个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基本内涵。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并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不过，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就是其中一种主要实现形式。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两个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确立，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坚实的、可靠的制度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分配理论的创新，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二是统筹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解决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问题，需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以效率为前提，加重公平的分量，规范分配的方式，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7.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核心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党的十四大之前，我们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等目标模式的选择。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作出了初步探索。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基本框架，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宏观调控体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作出了具体规定。

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出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性任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推进各方面体制的改革创新，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要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企业、财税、金融等改革为重点，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党的十七大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概而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问题，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全会和历次代表大会研究最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中最具创新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8.紧抓科学发展主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江泽民同志强调：“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阐明了发展观念、道路、战略、目标、方式和动力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科学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我们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出发，科学制定并适时完善“三步走”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科学发展，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以新的中国风格和时代特征。

9.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实行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的基本国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开放理论。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包括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包括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领域的开放，包括沿海、沿边、沿江地带、内陆城市和地区的开放。当然，我们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实现自主发展。

10.构建有机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对象方法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突出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整体研究，把握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基础地位、以“剥离下来”和“结合起来”为方法论要义；在理论结构上，以经济改革、经济制度、市场经济、科学发展和对外开放为主导理论。这些主导理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主导理论的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生成一系列衍生性理论。主导理论和衍生性理论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过程。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用以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问题，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另一方面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程，即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使得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际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中得出的新思想、新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内涵和新形式。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称的“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两个方面，前者是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后者是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过程；前者是理论运用和探索的过程，后者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两个过程交织在一起，螺旋式地发展。

（原载《前线》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