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概念提出之学术意义

左翼文艺运动不仅是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文艺领域的重大历史现象，也是这一时期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关键问题，甚至还是同时期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提出“左翼启蒙派文艺思潮”这样一个语词具有跨学科的重大学术意义。

首先，引入“左翼启蒙派文艺思潮”这一概念，能够深化对左翼作家文艺创作及文艺思想的认识，探寻左联前后、20世纪40年代与新中国成立后三个历史时期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肌理和脉络，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左翼作家的文学活动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的整体框架内予以观照，从宏观上分析、把握文学史上的相关分歧，进而形成关于左翼文艺运动的整体观。以往的左翼文学研究往往把主要关注点放在左联作家与外部作家的争论方面，对其内部分歧以及相关的理论差异虽也进行了某些探究发掘，但对某些文学现象的阐释还没能切中肯綮。例如，关于左联宗派主义问题，尽管有了许多较为深入的分析，但对相关的思想差距似乎还缺乏超越性的把握。引入左翼启蒙派的视角，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所谓宗派主义不过是左翼功利派与左翼启蒙派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两者之间的分歧不仅在于以往论述所重点关注的人事纠葛方面，而且在人事纠葛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文学理念与思想理念的差异，与外在的人事纠葛相比，后者才是真正难以弥合的裂隙。再比如，文学史对于胡风为主导的七月派以及冯雪峰、聂绀弩等作家在国统区的文学实践与丁玲、萧军、艾青等人在解放区的文学实践，往往是分开叙述的，很少提及两者的内在联系；通过这一概念，就可以把这本来就是一群作家在不同区域的文学活动联系起来考察，进而可以发现，他们不仅在文学实践、文学理念以及思想观念、政治态度等方面存在着相似性，而且两者一起无意中扮演了毛泽东倡导的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反对者角色，解放区左翼启蒙派是《讲话》形成的主要对立性因素与现实根据，而国统区启蒙派却自在性地构成了《讲话》精神统一文坛的主要障碍，两者无疑都是《讲话》精神要规训的文艺对象。这种认识显然要比支离破碎的文学史叙述更完整、更深刻。

其次，明确提出“左翼启蒙派文艺思潮”这一概念，可以具体把握这一文艺思潮的理论特质与思想特征，有利于将其与左翼功利派文艺思潮予以明晰、透彻的区分，并从这一特殊角度探寻五四启蒙话语的具体走向与潜在变化。学术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对丁玲、王实味、萧军等为代表的解放区左翼启蒙派作家的价值追求、文艺思想、创作倾向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如上所述，《讲话》是在同解放区左翼启蒙派的对立中产生的，并在向国统区推广的过程中受到国统区左翼启蒙派的排斥，所以探讨解放区左翼启蒙派与国统区左翼启蒙派的内在联系以及他们共同的理论追求与创作取向，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实际上，左翼启蒙派与左翼功利派的主要分歧，在于前者在革命文艺运动中不愿放弃五四启蒙主义观念，力图将改造民众（包括革命队伍中的）的精神弱点、提升人的素质这一命题融进新时代的左翼文艺的创作与批评中，这就与左翼功利派的民粹主义倾向产生了极大分歧，其真正根源在于鲁迅等先驱者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对以农民为主体的国民素质的认识差距；更进一步说，也就是后者单纯的政治革命诉求与前者较为复杂的政治革命和思想启蒙并重的复合诉求两者之间的差异。由于中国产业工人阶级的弱小和农民占据了当时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农民出身的军人，毛泽东等领导人事实上也把农民当作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正式的说法是革命同盟军），所以在延安当蜂拥而来的知识分子与以农民以主体的军人、干部队伍时隐时现地发生某些冲突时，中共高层在情感取向上往往倾向于后者而不是更能代表现代性价值的前者。延安左翼启蒙派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代表边区的知识者发出了某种郁积在心的声音，表达了知识分子追求理想矢志不悔的入世情怀，因而对当时的政治文化秩序造成了某种冲击。自延安整风开始，知识分子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都是被规训的对象，也就是说，在左翼功利派的政治文化中，不是高素质的知识分子提升低素质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干部的素质，而是后者“改造”、同化前者，而改造的焦点又是其“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主要是指五四个性主义为中心的启蒙主义观念。与延安启蒙派相呼应，胡风和他身边的青年作家也很警惕“人民崇拜”，尤其反感把人民与知识分子对立起来的相关叙事；冯雪峰也多次表达类似的观点。这样一来，左翼启蒙派捍卫的五四启蒙主义传统与左翼功利派在“人民”问题上的民粹主义倾向，就发生了几乎是必然的碰撞，他们所操持的启蒙主义话语因为不适于左翼功利派的功利需要而被视为危险的言论，因而成为被规训的对象。

再次，使用这一概念可以深化对20世纪一系列政治文化事件（如“革命文学”论争、“两个口号”论争、延安文艺界整风、重庆关于“主观”问题的争论、香港《大众文化丛刊》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东北《文化报》事件、1955年胡风事件、1957—1958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等）的认识，探寻其中的内在逻辑，挖掘相关的规律性内涵。实际上，整体来看，这一系列政治文化事件是左翼功利派为夺取文坛甚至政坛话语霸权而有意策划的一次次行动，是遮蔽左翼文艺内部以及革命阵营内部的另类声音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左翼功利派主导者历来就把“统一意志”看作实现其功利目的的基础和前提，所以不允许左翼文艺阵营内部众声喧哗局面的存在，更不会容忍革命阵营内部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意志。又由于左翼功利派主导者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建构与整合，习惯于以“阶级斗争”的视角来看待革命阵营内部的文化文学领域不同观点之间的论争，这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往往把不赞成其意见的一方看作某种意义上的“阶级敌人”。所以，左翼功利派从解放区整风运动开始，就进行了针对王实味的“延安批判”、针对萧军及《文化报》的“东北批判”和针对胡风及七月派的“重庆座谈”与“香港批判”。新中国成立以后，左翼功利派在文艺界进一步强化了思想清算，这种清算首先是从七月派开始的。七月派作为左翼启蒙派曾经活跃在国统区的一个较大分支，形成了迥异于左翼功利派文艺观念的创作倾向及理论趋向，而且影响大，涉及面广，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新中国成立后《讲话》精神统一文坛的主要障碍。因此，左翼功利派在对胡风等人进行了多年的意识形态询唤失败之后（从20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文化情境来看，即便他们接受询唤，也难逃被“惩罚”的历史运命），政治上的清算也就势在必然了。而对丁玲、艾青等人的批判不过是对解放区左翼启蒙派的补偿性惩罚，尽管他们早已表态归顺到工农兵文学的旗帜下，并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创造出大致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艺术果实；然而在左翼功利派的主导者看来，他们曾经是异端思想病菌的传染源，由于战争时期的政治形势需要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左翼功利派采取了打击重点、分化瓦解的“规训与惩罚”策略，在解放区他们幸运地成了被规训、询唤的对象而不是像王实味那样成为被“惩罚”的对象。而随着新中国成立后阶级斗争理论的扩大化实践，思想斗争领域的现实需要迫切要求把他们曾有过的思想“病菌”亮到太阳底下重新曝晒、消毒。于是，左翼功利派又把他们在延安时期的“言论”与早已从文坛上消失的王实味、萧军的相关言论一起重新刊登出来，进行全国性的“再批判”。特定情况下的权力意志并不怎样顾及个人命运，已被意识形态询唤也不会成为“恕”免其“罪”的理由。而对冯雪峰、聂绀弩等人的惩治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与前两者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左翼启蒙派的边缘位置。综上所述，“左翼启蒙派文艺思潮”这一语词，带来了重新分析、打量这些文化文学事件的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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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翼功利派是对左翼文艺阵营内部那些特别重视文艺的党性原则和政治功利性而相对忽视艺术追求与启蒙功利的文艺领导者和文艺工作者的统称。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阶段和左联初期，这一派别的主要构成者是创造社、太阳社作家群；在左联中后期，聚集在以周扬为首的左联实际领导人周围的文艺工作者是其主要成员。抗战爆发后，左翼功利派作家分赴延安和重庆等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成了这一文学派别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成为这一派别的灵魂人物；原来的功利派理论家作家则成为《讲话》精神的主要阐释者、实践者和维护者。新中国成立后，左翼功利派理论家长期承担文艺界的领导与管理工作，是“文化大革命”前文艺界历次思想批判的主要策动者和实施者。

[2] 李勇：《究竟什么是文学理论——兼论文艺学边界问题》，《厦门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3] 王实味很早就在北大旁听过鲁迅的演讲，认真研读过鲁迅著作，并曾与鲁迅通过信，尽管在上海时他试图通过其同学陈其昌（托派成员，即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提到的陈仲实）接近鲁迅而未果，但还是将其视为自己的人生楷模。此外，他与胡风还是北大同学。参见黄昌勇著的《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和朱鸿召编选的《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等著作。

[4] 支克坚等：《鲁迅的启蒙主义、革命文学成败得失及其他——支克坚先生访谈录》，《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5] 王富仁：《胡风的深刻性和独创性》，《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

[6] 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60页。

[7] 刘思谦：《丁玲与左翼文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1期。

[8] 陈早春等：《冯雪峰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页。

[9] 刘增杰：《文学的潮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页。

[10] 刘增杰：《文学的潮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

[11] 袁盛勇：《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3页。

[12] 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页。

[13] 陈顺馨：《周扬和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影响的不同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3期。

[14] 王嘉良等：《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形态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15] 陈思和：《当代立场与新文学传统》，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16] 王福湘：《悲壮的历程》，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页。

[17] 刘川鄂：《鲁迅的超越性：在左联与自由主义文学流派之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4期。

[18] 赵歌东：《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19] 严家炎：《胡风在四五十年代文学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

[20] 严家炎：《胡风在四五十年代文学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

[21] 严家炎：《胡风在四五十年代文学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

[22] 严家炎：《胡风在四五十年代文学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

[23] 支克坚：《胡风论》，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页。

[24] 支克坚：《胡风论》，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25] 张永泉：《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26] “左翼文学，是指由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论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1930年至1936年‘左联’六年以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的文学。……左翼文学在经历了30年代主流文学、40年代解放区工农兵文学、‘十七年文学’（1949—1966）和文革文学（1966—1976）这几个实践阶段之后走向终结。”刘思谦：《丁玲与左翼文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