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语言理解中的抑制机制研究

一　与语音抑制相关的研究

在语言理解中，抑制可以在语音、亚词汇、词汇、句子和语篇等多个不同层次和水平上发生。目前，对于句子、篇章阅读理解等方面的抑制机制的研究已为数不少，然而对于语音子系统中的抑制研究并不多见。对于抑制在如听力或口语这些需要引入听觉、发音系统的语言信息处理过程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成果相对匮乏，未来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强。

现有关于语音抑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翻译过程中语码转换的心理过程和认知机制上。翻译是需要占用大量认知资源的复杂任务。在同声传译中，许多认知活动同时进行，口译员需要在严格而短暂的时间限制条件下处理不同的语言编码;在理解元语言语篇意义的同时，在大脑中进行两种语码的翻译转化，并在此基础上用目标语言表达出文本意义，从而完成整个翻译过程(Gerver，1974)。而在这一过程中工作记忆、注意等基本认知能力的作用不可忽视。尽管学术界对工作记忆的认识和界定长期存在分歧，但许多研究者认为工作记忆在高质量翻译中起着确定性的作用(Baddeley，1986、1996、2000;Gile，1997)。

有研究者曾尝试从工作记忆容量、双重任务分配与选择注意和词汇知识等不同角度，对口译员在理解元语言的信息的同时如何抑制语音干扰进行了考察。在Padilla等人(2005)的研究中，被试由专业口译员组、高工作记忆广度组和控制组组成。实验前，研究者先测量了各组的工作记忆广度，被试被要求大声阅读句子并回忆每句的最后一个单词(Daneman＆Carpenter，1980)。研究发现，口译员组和高工作记忆广度组之间差异并不明显，而二者与控制组之间却存在显著差异。上述结果表明，工作记忆广度对于同声传译效果的影响可能仅为必要条件，而非决定性因素。与此同时，研究者们预测，与工作记忆管理能力相关的抑制机制可能对于区分同声传译的水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对此，有研究进一步对口译员工作记忆中的抑制机制与口译效果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Paddilla et al.，1995、2005;Christoffels et al.，2003)。实验材料由6组16个西班牙语单词组成，被试由专业口译员组、非口译员组和控制组组成。实验中，三组被试被要求在无声和语音干扰两种条件下记忆这些单词并进行回忆。语音干扰条件是指被试在记忆单词的同时口中发出“bla bla”的声音。实验结果证明，专业口译员组没有受到无关音节的干扰，而其他两组均出现了普遍的语音抑制效应。由此可见，虽然较大的工作记忆容量可能是同声传译所需的必要条件，但仅仅如此并不能解释口译员组语音抑制效应的消失。

与此同时，另一个实验要求被试在正常条件和视觉追踪条件下记忆单词并回忆，后者要求被试边听耳机中的词边用鼠标跟踪屏幕上移动的点，以此来考察被试进行双重任务时选择与分配性注意的协调性。结果显示，双重任务条件下，各组回忆的单词数量均有所减少，由此可见进行双重任务时的注意分配与选择的协调能力并不是口译员的优势所在。在上述基础上，研究者又以12个新的专业口译员作为被试，其中10个母语为西班牙语，另2个母语是英语，但都在西班牙生活了10年以上。实验材料为64个西语单词和对应的英语释义组成。当材料由不熟悉的刺激(假词)组成时，语音抑制显现;而当实验材料由熟悉的母语词组成时，语音抑制消失。可见，特定的背景知识和技能对于复杂认知任务中的抑制效应具有显著影响。

综合上述结果，工作记忆中的抑制机制在口译等复杂度较高的认知任务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工作记忆广度或容量的影响并非适合于所有条件下。通常认为工作记忆容量大的个体较不易受到无关语音干扰的影响，但其背后的原因仍不明朗。对此，有研究(Brewin＆Smart，2005)进一步探讨了阅读理解中抑制语音干扰能力上的个体差异及其原因。实验中，被试单独在一个安静的房间内面对电脑，实验过程始终头戴耳机。实验任务是要求被试在及时和延迟两个不同时间段上尽可能忽略耳机中的任何声音干扰刺激，并在此前提下进行数字更新和阅读理解任务。实验中被试得分越高，则表明其工作记忆容量越大。结果表明，被试工作记忆容量与抑制无关语音干扰刺激间的正相关仅仅发生在即时抑制阶段，而非延迟抑制阶段。这一结果表明，即时抑制能力不佳的个体更易受到语音干扰的影响。

尽管对于语音抑制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基本上局限在口译任务方面，涉及其他认知过程中的语音抑制研究为数很少，亟待加强。例如，听说和语篇阅读过程中的语音抑制问题，特别是复杂认知活动中语音抑制发生的内部机制和规律等均需要加以深入的研究。

二　字词加工与词汇学习过程中的抑制机制研究

尽管抑制机制的作用在Gemsbacher等(1990)结构建构框架中有清楚的描述，但该理论框架主要适用于以句子或语篇为背景的语言理解过程，抑制机制在其他语言加工层次，如亚词汇加工中的作用还未被纳入其中(周治金等，2002:376)。例如，Dominguez等(1997)发现抑制机制对基于音节的单词视觉识别有重要影响。在某些语言中(如法语和西班牙语)，音节是主要的亚词汇功能单位，对正确识别单词有重要影响。在这些语言的理解和加工过程中，认知系统把输入单词的字母序列切分为音节，音节被激活后相关信息迅速扩散到词汇层面，激活所有在给定位置含有该音节的单词。抑制机制的作用，正如Dominguez等所证明的那样，就是抑制那些与视觉输入不匹配的单词，降低其激活水平，以保证正确的单词被识别出来。

许多词汇理解模型都认为，当理解者第一次听到或读到一个单词时，该词所提供的信息能激活各种不同的潜在意义。然后，由词汇、语义、句法和其他的信息源改变这些意义的激活水平，最终，只有一个意义最强烈地被激活。这个意义就是被理解者所存储、提取并纳入其正在发展的心理结构的意义(Gernsbacher et al.，1990)。例如“词汇信息加工的多层次交互作用模型”(Taft，1994)就曾指出，词汇加工包括由低到高的字素、词体、词素和复合词等多个层次，最后通达词义。视觉呈现一个词时，它将从底层开始激活各层次上的词形单元或“结点”。激活也将传播到与各层次上词形单元相连接的读音单元和概念表征单元。在层次结构中，激活既可以往上扩散，也能向下传播来加强低层次单元的激活水平，即交互激活。词汇的语音加工依赖于读音单元的激活，字素、词体和词素层的语音加工之间存在合作与竞争。例如，词的不规则性延迟了命名反应时是因为字素—音素层次的读音输出与词素层次的读音输出之间发生了冲突，所以词素层次的读音需要抑制字素—音素层次上的读音。在词体到尾音水平上发生的一致性效应(consistency effect)说明，词体在激活了一个以上的尾音后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竞争。

在汉语字(词)的加工中，亚字声旁激活与整字语音激活之间也存在促进和抑制。周晓林等(2001)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汉字阅读中整字与亚字的加工方式是平行展开的。在汉字的识别过程中，成字声旁(或形旁)的字形结构从整字的视觉输入中抽取出来，匹配到它们自身的字形、语音和语义表征上，这种匹配与整字的加工平行进行，导致整字和声旁的语音激活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如果声旁的语音激活与整字的语音激活一致，它们将相互支持。如果声旁的语音激活与整字的语音激活不一致，它们将相互抑制。例如，当启动字(如“紫”)与合体目标字(如“猜”)的声旁有语义联系时，对合体目标字的命名时间会延长;即声旁的语音激活对整字的语音激活产生了干扰。汉语合成语中词素意义加工与整词意义加工之间也存在促进和抑制。如，启动词“华丽”可以促进对目标词“华贵”的加工，但是启动词“华侨”在获得充分的加工时间后，会抑制目标词“华贵”的加工(转引自周治金等，2002)。

以上所述的词汇和亚词汇加工中的抑制一般属于自动抑制的性质，而词汇歧义消解的过程及其抑制机制则反映了受控制性的同时加工。在无语境条件下，歧义词的多个意义是顺序激活的。歧义词的主要意义首先通达，随后次要意义得到激活。如果歧义词得到充分的加工时间，那么注意将集中指向于其主要意义，次要意义受到抑制。所以，与次要意义有关的探测词出现后，需要重新引导注意到达心理词典中次要意义的位置(Simpson＆Burgess，1985)。在一定的语境条件下，语境能引导读者通达歧义词的合适意义，与语境不一致的意义受到抑制。Simpson和Kang(1994)在一个实验中给被试呈现一个歧义词，在歧义词呈现后200ms，呈现探测词，要求被试对探测词进行命名，这是一轮实验(trial)，例如BANK-MONEY。同一个歧义词在间隔0、1、4或12轮实验后，再次呈现给被试，其后的探测词可能偏向先前的探测词的意义(一致)，如BANK-SAVE;可能偏向歧义词的另一个意义(不一致)，如BANK-RIVER。结果表明，与控制条件相比，在一致条件下被试对探测词的命名时间较短，在不一致条件下被试对探测词的命名时间较长。这说明，先前对歧义词某个意义进行加工的过程，可以作为一种情节(episodic)语境，对随后歧义词意义的通达产生影响;所以，与先前一致的意义得到促进，与先前不一致的意义受到抑制。Simpson认为本实验中抑制的性质类似于负启动。

Gernsbacher和Varner等(1990)对句子中的歧义词消解过程的研究也表明:被试在理解句子过程中，首先激活歧义词的多种含义，在350ms内，那些不适当的含义得到抑制而不再被激活。这种现象还表现在非歧义词干扰上。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理解过程中，会首先激活该词的全部意义，然后抑制与句子语义无关的词义，同时进一步激活与句子语义相关的词义。研究还发现，与目标句子越相关的词义，记忆效果越好。杨丽霞和陈永明(2002)采用固定和非固定速移动窗口阅读与选择性再认相结合的实验范式，考察了词汇加工水平和句子加工水平的抑制机制。结果表明，干扰材料的性质(意义性、语义相关性)会对抑制的效率产生影响。干扰词越有意义，与句子语义联系越紧密，干扰也越大。Kemper等(2006)在一项研究中采用分心阅读范式研究了青年人和老年人在言语理解过程中抑制不同干扰信息时的眼动轨迹，结果发现，分心词的性质(物理特点、语义相关性)会影响到被试的阅读效率。

在外语学习中，单词成为重要的基础环节。在理解句子时，如果学习者能够依靠单词拼写的直观印象来辨认单词而不是靠语音规则在脑中形成的语音表征进行辨认，那么其阅读效率相对后者会有所提高。日本学者Shigeo Kato(2009)有关二语单词辨认过程的研究发现，高效率的阅读需要在语音抑制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原因在于该过程省略了语音处理的加工环节，因而提高了二语阅读的效率。

Linck等人(2009)的研究比较了浸入式教学环境下母语为英语的西班牙语学习者两种语言的发展。实验中被试分别被要求完成一个理解任务(翻译)和口语产出任务(口语流畅度)。研究结果表明，浸入式教学模式对外语学习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在浸入式环境下，由于二语始终保持激活状态而导致母语持续被抑制，与目的语词汇相比，被试母语词汇很难被有效提取。

三　与句子理解相关的抑制研究

与词汇相比，句子在现实生活中更为常用，是主要的语言表达与交流形式，对于句子加工水平上抑制机制与规律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Hasher和Zacks(1988)曾提出“抑制缺失假说”用来解释句子理解能力随年龄衰退的现象。该理论认为，老年人理解语句意义困难的产生是由于在工作记忆中控制信息激活和保持活跃的抑制机制的衰退导致的。因此可以推断出抑制具有潜在的可分离的两种角色，即有选择地阻止信息被激活进入工作记忆，以及降低已存在于工作记忆中信息的活跃度。Stephen(1996)等人的研究采用限时命名任务比较了年轻人和老年人句子阅读中抑制无关干扰的能力，发现年轻人从记忆中消除与主题无关信息的能力在老年人中明显缺失;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在句子阅读中抑制和语境无关信息的效率明显低下。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老年人无论在何种语境下歧义词的多种意义都被激活。

为解决代词指代，保持课文表征的连贯而进行推理时，指代者可以促进所指者的激活，抑制非所指者的激活。Macdonald(1990)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当代词所指者和非所指者为不同性别时，对代词非所指者的抑制较早出现。当代词的所指者与非所指者为同一性别时，对代词非所指者的抑制需要较长时间。Gernsbacher(1989)曾研究过代词指代和重名指代中的抑制机制。研究发现，在名词重复指代的情况下，抑制机制立即被触发且抑制的强度很大，即对非所指者的提取受到了强烈的抑制。代词也能触发对代词非所指的抑制，但是这一抑制过程强度较弱且需要一定的时间发展。如果代词所指者与非所指者为不同性别时，代词的性别特征能触发较强的抑制。周治金、陈永明等(2001)也发现，指代者对所指者的激活有促进作用，对非所指者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在英语文本中有歧义的单词在常见词汇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Britton于1978年曾保守估计这一数字约为32％。阅读时排除同形异义词不恰当词义的能力无疑会对流畅阅读有很大帮助。Gernsbacher(1990:430－445)采用歧义词探测任务比较了不同阅读理解水平个体在句子理解过程中抑制无关信息的差异。实验时，首先向被试呈现句尾含有歧义词的句子，并要求被试阅读并理解;接着，向被试呈现探测词，要求其判断探测词与句子的意义是否相符合。由于实验句子后的探测词与句子的意义不一致，如果被试要作出正确的判断，就必须抑制句尾歧义词的不适当意义。结果发现，高阅读理解水平组被试抑制歧义词不适当意义的能力显著高于低阅读水平组。

杨丽霞等人(2003)在参考前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采用多媒介语言理解测试量表对语言理解能力进行了测查。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可以对包括书面、口头以及图画形式表达的内部语言理解在内的汉语综合理解能力进行评定。该研究采用自控速移动窗口阅读与选择性再认判断相结合的范式，通过两项实验考察了语言理解能力高低不同的两组大学生在理解加工汉语两从句复合句过程中抑制外在干扰信息的能力。实验任务是意义适合性判断，即判断探测刺激与目标刺激意义是否一致，侧重于考察抑制机制的清除功能。研究结果显示，干扰材料的性质影响句子加工水平的抑制效率，有意义的比无意义的干扰材料更难以被抑制;对于有意义的干扰材料，与话题有关的比与话题无关的刺激更难被抑制。在自控速句子加工过程中，语言理解能力不同的人在抑制机制上存在的差异只在较高干扰强度的条件下表现出来，低理解能力者抑制干扰的效率较低。

还有学者采用眼动技术和分心阅读相结合的范式考察了句子理解中的抑制过程，以及外在干扰信息的性质如何影响阅读中的抑制效率(Kemper＆McDowd，2006)。研究结果发现，语义相关干扰词比语义无关干扰词的阅读时间、注视时间更长，注视次数更多。语义无关干扰词比无意义字符串的注视时间更长、注视次数更多。该结果说明:阅读过程中干扰信息越有意义，与目标句语义联系越紧密，则越容易被激活，抑制效率也就越低。这一结果符合Hasher等人提出的一般认知过程中抑制加工的原理。对于非词(字符串)的抑制除了表现在后期加工指标外，还表现在第一遍注视时间和注视率这两个反应初始加工的指标。然而，研究发现，相关和无关干扰词的差异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字符串与词的物理特征的不同影响到了初始加工，而语义相关和无关词的物理特征是相同的，所以抑制效率的差异更多地表现在了后期加工的指标上。

Kemper等(2008)采用分心阅读范式进行的眼动研究也发现，干扰信息与目标句在物理性质上的区别越明显，被试越容易对其进行区分和抑制。在王敬欣等(2009)的实验中，研究者在句子当中插入不同性质的干扰词(相关干扰、无关干扰、字符串干扰)，要求被试在忽略这些干扰词的前提下将注意力放在对目标词和句子的整体阅读上。研究结果发现，干扰词与句子的意义相关越强，越容易被激活，抑制效率越低，表现为阅读速度下降，注视干扰词和目标区的时间更长，注视次数、回视率更多。正如Collins和Loftus提出的激活扩散模型所言，当一个概念被加工或受到刺激，在该概念结点就产生激活，然后激活沿该结点的各个连线，同时向四周扩散。先扩散到与之直接相连的结点，再扩散到其他结点。语义联系越紧密，强度(使用率)越高，扩散得越快。所以在忽视这些干扰词的过程中，相关干扰词更容易被激活从而难以被抑制。

王永德(2009)研究了外国留学生阅读汉语句子时对无关信息的抑制。结果发现，具有中等汉语水平的不同母语留学生抑制无关信息表现出与其母语类型有关的规律，但差异程度已比他们在初等水平时减小。留学生母语使用的文字跟汉字的联系程度、其母语相关语法规则跟汉语相应规则的差异、汉语句式的使用频率影响了他们阅读汉语句子的效果。

总之，相对于语音和词汇理解，有关句子理解中的抑制研究相对集中，研究也更为深入，已经涉及句子理解过程的方方面面(Faust＆Gernsbacher，1996;Faust，Gernsbacher＆Smith，1997)。然而，这些研究显得零散，还没有形成为大家所认可和信服的模式，因此，到目前为止仍不足以解释句子理解中的抑制现象和内部作用机制。

四　篇章阅读理解中的抑制机制研究

篇章阅读是以提取文本意义为目标，建构有序而连贯的心理表征的过程。该过程既涉及对语音、语义等相关信息的激活，也涉及对无关信息的抑制。当前，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语篇阅读理解中的抑制现象进行探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抑制与语篇阅读效率密切相关，阅读中如果不能有效抑制无关信息，将会导致其侵占有限的工作记忆空间，使加工目标信息的资源减少，进而降低阅读效率。目前对篇章阅读理解抑制机制的研究主要以母语阅读为主，并且根据抑制对象来源的不同分为语篇内抑制和语篇外抑制两个方面。

(一)语篇内无关信息的抑制研究

对语篇内无关信息的抑制主要是从“去激活”的角度探讨读者在情境模型构建中如何对与当前目标信息不一致的前文信息进行抑制，其侧重点在于考察抑制的前作用过程，即抑制的阻止通达功能。Gernsbacher等(2004:145－164)曾通过自控速记叙文移动窗口阅读与选择性判断相结合的实验范式对语篇内抑制在篇章阅读理解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考察，并试图对所提出的结构建构框架理论给予验证。研究者使用的实验材料为一组包含起始、主体和结尾三个段落的记叙文。实验时，记叙文中的起始段和结尾段结构相同，而且起始段中的主题句均为对故事主角的介绍。实验者对接下来的主体段落进行了控制，将其分别设计为主角重提(Remention Condition)、主角更新(New Condition)和无主角(Neither Condition)三种不同的条件。在主角重提条件下，起始段中被介绍的主角再次被提及;在主角更新条件下，起始段中的主角被替换为一个新的主角;而在无主角条件下，主体段落中没有任何主角信息出现。实验任务是让被试分别在起始段和主体段结束时，判断含有主角信息的探测词(分别为起始段中的主角姓名或与其有关的物体)是否在前文中出现过。实验假设为:如果篇章理解同时受到激活与抑制两种加工机制的共同影响，那么出于激活增强效应，与起始段和无主角条件相比，被试在主角重提条件下对探测词的反应时与正确率应当无显著差异或表现出更高的准确率和更快的速度;但出于抑制效应，被试在主角更新条件下对探测词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则将显著慢于和低于其他两种条件。实验结果证实了上述假设。

由于在提取篇章意义时不仅涉及对主角姓名、时间、地点等具体概念的表征，也需要对诸如人际关系、事件因果关系等抽象概念进行表征，为了进一步探讨抑制机制如何对抽象概念结构的表征产生影响，Linderholm等(Linderholm et al.，2004:67－78)将上述Gernsbacher研究中的主角姓名更换为主角目标(Character Goals)，因为对故事主角不同行为目标的追踪对理解故事情节的发展以及复杂因果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实验采取了类似的三段式记叙文和探测任务，只是将主体段落中的三个控制条件变为目标重提(Original Goal Rementioned)、目标更新(New Goal Introduced)和无目标(Neutral)。实验结果表明，当新目标出现时，被试对含有原主角目标信息的探测词的反应时和正确率显著慢于和低于起始段后的基线探测和无目标条件，而当原目标重复时，被试能够保持对原有目标表征的激活。

我国学者马拯和吴诗玉(2011)采用相同范式探讨了外语学习者对外语故事理解加工中的抑制机制。结果发现，外语学习者同样使用抑制机制来清除无关信息的影响，对角色目标保持跟踪，从而理解故事中的因果路线;其次，外语学习者的外语水平对抑制效率发挥重要影响，在进行角色目标抑制时，因外语水平和抑制机制的共同作用而表现出“阈值效应”。上述结果意味着，母语和外语篇章理解可能是一个通用的过程，都涉及读者对文本内容建立连贯的心理表征，即读者通过对与当前理解最相关目标信息的跟踪，来理解故事中的“因果路线”。而读者在进行这一认知加工过程时，抑制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语篇外无关干扰的抑制研究

对语篇外无关干扰的抑制研究主要强调了抑制的清除与限制功能，即抑制的后作用阶段。研究者主要通过插入干扰刺激的方法来探讨读者如何对外来的无关信息进行抑制。Hasher等(1988)通过把干扰词插入语篇中，让被试大声地朗读目标文章，来研究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抑制机制的差异。结果发现，老年人抑制水平和阅读效率显著低于青年人，而且与插入无关干扰刺激文章的阅读时间相比，被试朗读插入与主题相关干扰词文章的阅读时间显著偏长。然而，当前对于篇章阅读理解抑制水平存在差异的根源却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以Zacks、Connelly等为代表的抑制衰减理论认为，抑制能力有随年龄增长而逐步下降的趋势。青年人在阅读中抑制干扰信息的能力显著高于老年人，而这种差异主要存在于阻止通达功能上，即抑制的前作用过程(Connelly＆Hasher，1991;Burke，1997;Chiappe，2000;Mackay，2008)。然而，另有研究对此提出了反驳，认为阅读过程中目标和干扰信息在工作记忆中均得到了激活，青年人的抑制能力好于老年人并不是由于其在阻止通达功能上更加优秀，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工作记忆中对目标和干扰信息进行更好的识别，即抑制能力的差异应当发生在抑制加工的后作用过程(Dywan，1995;Kemper＆McDowd，2006;李寿欣等，2010)。

王穗苹等(2005)运用窗口阅读及再认探测技术探讨了即时与延迟状态下合适与不合适背景信息的激活与抑制。实验中，要求被试阅读含有精细阐述错误信息的实验材料以及不含错误信息的参照材料，并对合适或不合适(参照条件下为无关)的探测词进行再认反应。结果发现:合适与不合适信息激活关系随时程延长发生的逆转是由于合适信息激活水平得到提升、不合适信息受到抑制所导致的。但即使在延迟状态下，不合适先行词的激活水平也并没有降到与一个无关信息等同的程度，表明受精细阐述的错误信息即使在经过更正之后，其在语篇表征中仍有着比较重要的地位。

(三)篇章阅读理解抑制能力的个体差异研究

篇章阅读中低阅读能力者是否存在特定领域的抑制缺陷?有研究者(De Beni et al.，1998;De Beni＆Palladino，2000)通过实验发现，阅读困难儿童普遍表现出抑制无关信息能力的缺陷，这是导致其阅读障碍产生的主要根源之一。实验中，被试由两组儿童组成，他们智力相当，但在推理理解能力方面有差异。研究者在被试阅读完一篇文章后，对他们的短时记忆(被动存储)、工作记忆(保存和处理)以及阅读文章后对相关和无关信息的记忆能力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结果发现，低理解能力组儿童在工作记忆中产生了更多的干扰性错误，并回忆起更多文章中出现的无关信息，表明他们在降低或抑制无关信息方面的效率较低。一年后的延迟实验结果表明，干扰性错误能够准确预测一年后被试阅读理解的水平。上述结果说明，抑制机制可以减少干扰，提高相关信息的处理效率和延长其持续时间，从而使阅读者能够在阅读理解过程中建立起连贯的心理表征。

有研究者分析了工作记忆容量与抑制水平个体差异间的关系。因为个体的工作记忆容量是有限的，所以大脑在不断接受新信息的同时要抑制之前出现过的无关信息，进而更加高效地处理语言理解任务(Morris＆Jones，1990)。有学者(Carretti et al.，2005、2009)通过实验探讨了工作记忆更新和抑制对阅读效率的影响。研究者事先假定低水平阅读者的缺陷与工作记忆更新过程中的特定抑制困难有关。实验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完成一系列记忆更新任务。结果发现，低语篇理解能力组回忆的精确性较低，产生了更多的干扰性错误，而且这些干扰错误在记忆中的持续时间更长。研究还发现，相比工作记忆容量而言，与抑制相关的干扰错误能够更准确地预测阅读理解的能力。综合上述结果说明，对无关信息的抑制能够使工作记忆及时得到更新，从而提高阅读理解的效率。还有研究从认知风格的角度对篇章阅读中抑制能力的个体差异进行探讨，发现场独立者倾向于以内在参照为信息加工的依据，其在词汇和句子理解中抑制无关信息的能力显著高于场依存个体(Lefever＆Ehri，1976;宋广文、韩树杰，2007)。此外，干扰材料本身的特点、意义性等都会影响个体对干扰信息的抑制(杨丽霞、陈永明，2002;Kemper et al.，2008)。

综上所述，目前有关语篇理解的抑制研究逐渐成为前沿性课题。究其原因，语篇理解不仅以语音、词汇、句法理解为基础，还涉及语篇组织结构以及语篇意义的连贯性构建，因此加工过程更为复杂。然而，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以母语阅读为基础，对于外语和二语篇章阅读中的抑制机制研究显得薄弱，已有的少数研究似乎仅仅是对母语研究结果的重复与验证，缺乏对外语和二语语篇抑制特征及其个体差异的深入挖掘。

五　修辞理解中的抑制研究

修辞理解中的抑制既涉及词汇，也涉及句子和语篇层面，因此单独作为一节内容加以探讨。目前，有关修辞性语言理解中的抑制研究主要集中在隐喻、习语和谚语理解等方面。作为修辞的一种形式，隐喻句的喻体包含本义和喻义两类语义特征。对隐喻意义的提取实际上需要抑制本义，即必须通过抑制机制排除喻体本义的干扰才能对隐喻意义进行表征。为此，相当多的研究者试图通过实验进行验证(Keysar，1994;Gernsbacher et al.，1995;Gernsbacher et al.，2001;Glucksberg et al.，2001)。Gernsbacher等(1995)曾试图通过结构建构框架理论对抑制机制在隐喻理解加工中的作用进行考察。研究采用启动范式，即在实验条件下的启动句是一隐喻句，如Lawyers are sharks;而在控制条件下的启动句含有隐喻句的喻体，但被试只按其字面意义进行理解，如Hammerheads(锤头双唇鲨)are sharks。实验中，研究者首先要求被试在理解启动句后判断探测句是否正确。这里，研究者将探测句分为了两类:一种探测句的意义跟喻体比喻意义相关，如Sharks are tenacious;而另一类的意义跟喻体比喻意义无关，即只跟其字面意义相关，如Sharks are good swimmers。研究结果发现:在实验条件下，被试对跟比喻意义相关的探测句的反应快于控制条件下的反应，而对跟字面意义相关的探测句的反应又慢于控制条件下的反应。上述结果一方面证实了读者在理解隐喻的过程中需要抑制喻体本义才能获得隐喻义，另一方面也支持了结构建构框架理论，说明语言理解是涉及激活与抑制两种认知机制在内的结构建构过程。Gernsbacher等(2001)在对该实验设计全面改进的基础上进行了三次实验，其结论仍然支持上述结果。由此可见，即使是对隐喻理解这样复杂的语言理解活动，一样可以运用Gernsbacher(1990)的结构建构框架作出合理解释。

与隐喻理解相类似，对习语的理解也同样不能缺少抑制机制的参与。有研究者指出(Giora＆Fein，1999)，理解习语和理解隐喻具有相同的认知通道，具备共同的基础和特点。由于习语一般也包含了字面意义和习语含义，可能同时被激活，因此获得适合当前语境的意义，就必须抑制无关意义，才能通达其真实含义。那么究竟如何对习语理解过程中两种意义的激活过程进行科学、客观的描述呢?对此，Giora和Fein提出了意义的“突伸等级”(graded salience)模型。所谓“突伸等级”指的是意义对语境的依赖程度，等级越高对语境的依赖程度越小。该模型认为，当个体理解比较熟悉的习语时，在任何语境条件下，习语的字面意义和真实含义(切合语境的意义)的突伸等级都较高。与此相反，当理解不熟悉的习语时，其突伸等级较高的字面意义更容易被激活;所以，在要求读者按习语的字面意义理解的语境中，只有字面意义得到激活，而在要求按习语含义理解的语境中，其字面意义和习语含义都会被激活。Giora和Fein通过实验对上述假设进行了验证。实验过程中，被试被要求在适合字面意义和适合习语含义两种语境条件下对熟悉和不熟悉两类习语进行理解。在读完每一个习语后，要求被试完成两个词干补笔任务(如r l r，可补全为ruler)，其中一个跟习语的字面意义相关，另一个跟习语含义相关，只要求补全在头脑里首先出现的词干。研究者对词干补笔任务的正确率进行了统计，结果基本证实了先前的假设。

然而，上述研究结果只能对习语理解中两种意义被激活的程度进行描述和说明，仍不足以揭示哪种意义被激活还是被抑制。对此，Giora和Fein又在原有基础上提出了习语理解的功能观。与传统的对等加工假设(processing equivalence hypothesis)相区别，功能观认为，读者理解习语时，习语的字面意义对其真实含义的表征和提取仍具有重要作用。换言之，当读者理解熟悉的习语时，理解其字面意义需要抑制其含义;但理解习语含义仍需要保留其字面意义。而对等加工假设则认为，习语的字面意义在适合习语含义的语境中会受到抑制;与之相似，习语的含义在切合字面意义的语境中也会受到抑制。可见，功能观对于习语理解中字面意义和习语含义的处理是不对等的。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的合理性学术界依然存在争议，究竟哪个更为合理，还需要更多研究加以验证。

谚语是熟语的一种。是流传于民间的言简意赅的话语。多数反映生活实践经验，而且一般都是经过口头传下来的。和谚语相似但又不同的有成语、歇后语、俗语、警语等。谚语通常也有两个意义:字面意义和联想或比喻意义。由于对谚语理解的水平能够反映个体范畴化、抽象思维、逻辑推理等高级思维能力，因此谚语研究在智力测量、病理心理学、语言习得和人格等领域研究中都被作为诊断工具广泛运用。Gibbs和Beite(1995:148)的研究发现，对谚语理解的困难往往与抑制功能出现障碍有关。某些精神分裂症病人常常不能理解谚语的比喻含义，因为他们很容易将个人经历和谚语内容联系起来，所以总是被这些联系所干扰，导致其理解出现问题。由此推论，跟其他修辞性语言理解加工一样，谚语理解加工也需要抑制机制对个人经历的影响进行排除。遗憾的是，目前这方面的实验相比其他形式的语言理解抑制研究要少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