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将文艺现象放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这不仅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一种文艺观。“文学是人学”，而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中的。因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学术界风行一时的形式主义研究，如今随着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兴起，又让位于文化研究，乃是应有之义。正如福柯在《词与物》中所表达的观点：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标志着一个确定文化的潜在外形，一个使每个学科话语、每个陈述产品成为可能的知识框架。因此任何文学艺术现象都不可能割裂“文化的潜在外形”来研究。可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人们对这个“文化的潜在外形”的认识往往会被不同程度地遮蔽，使我们与文学或艺术的对话常常处在不同的“话语体系”当中，无法达成真正的理解与沟通，跨文化的文艺研究尤其如此。

要对西方文学或艺术有深入的理解，必须将之植根于更广阔的生成背景，放到文化的大语境中去探究其生长的气候土壤，摸索其根脉的曲折走向，体会其深长的文化意味。通过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相互攻琢，触类旁通。这是笔者写这本书的初衷，只是笔者尚欠深厚的功力，要达到如此的学术宏愿，似乎力有不逮。但笔者相信，“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每一次探讨的尝试，都是宝贵的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恳请各位专家和学者不吝赐教，使我在改正中不断前行。

朱虹

2012年10月于雨花毓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