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一 城市化和城市化动力机制

（一）城市化

国内外学界关于城市化的界定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西班牙工程师塞达（Serda A，）于1867年首先使用了Urbanization一词，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加快，Urbanization一词开始风行世界（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2009）。较早提出城市化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Eidridge H.T.）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顾朝林、于涛方、李王鸣，2008）。于洪俊和宁越敏（1983）认为城市化是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就随即停止。阎小培、林初升（1994）认为城市化是社会的缩影，是物质、空间、体制、经济、人口及社会特征的一种多维现象的反映。总的来说，国内学者对城市化的界定虽较多，但各持己见（如表1—1所示）。从表1—1看来，国内学者对城市化定义差异较大，但目前较为公认的概念是许学强等（1997、2009）提出的城市化概念。

表1—1 国内部分学者关于城市化概念界定的比较

国外关于城市化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几乎是不同学科解释的角度也不同。表1—2列出了国外对城市化定义的部分比较。

表1—2 国外关于城市化的部分概念界定比较

（二）城市化动力机制

城市化动力机制实际上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因素，不同学科对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理解不同。人口学家将人口规模、人口密度等人口在城市的集中增加过程视为城市化动力机制；经济学家将经济活动、产业活动和交易活动在城市的集中增加过程视为城市化动力机制；地理学家认为最初的产业或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随后的要素集聚则是后续动力机制（陈光庭，1987）。就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范围而言，其包含内容也非常广泛，既包括宏观动力机制，也可能包含中观或微观的动力机制。所以，城市化动力机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目前国内外未见有比较统一的界定。笔者认为，城市化动力机制是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具有推动力的机理，其动力层次有高有低、动力大小有强有弱、动力类型纷繁复杂，是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要素实体等所构成的综合动力系统的总和。

综上所述，本书认为城市化的研究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转变过程。城市化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人口、农村地域转化为城市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活动、农村价值观转化为城市价值观、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第二，扩散过程。城市化也是城市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从城市向周边扩散影响的过程。简要说，城市化是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一定时期内一定人口在城镇集聚，在集聚的过程中不断地将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周围扩散和影响的过程，在不同的产业结构和对外交流（包括交通、贸易、知识学习等）演变的影响下衍生出不同的城市空间形态和城市功能。所以，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应该考虑本地转化的机制和空间扩散的机制两大方面，也是构建本书研究的框架依据。

二 分工和贸易

（一）分工

亚当·斯密（Adam Smith，1979）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说过“如果某种东西在家里生产要比到市场上购买成本更高，就永远不要试图自己生产，这是每个精明持家者的座右铭。裁缝不会试图给自己造鞋子，而是从鞋匠那里购买。鞋匠也不会试图给自己做衣服，而是雇佣裁缝……”，这是分工经典的解释。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系统地阐述了分工，并确立了分工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他将分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企业间的社会分工，另一种是企业内的分工。亚当·斯密指出，社会分工的实质是人类从事各种劳动的社会划分和独立化、专业化行为。分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

没有社会分工，就不存在交换，也就不会有贸易，更不会有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城市的发展、扩张和功能的分异。分工的好处在于使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做自己擅长的工作，使单位产品生产时间大大缩短，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就分工的类型而言，分工包括自然分工、社会分工和地域分工三个方面，每个方面还可具体细分（如图1—1所示），如生产劳动分工还包括物质生产劳动分工和非物质生产劳动分工等。

图1—1 社会分工的分类

就整个社会生产体系来说，除了分工更加趋向复杂的性质分类之外，分工在地域上逐步实现了空间的跨越，出现了城市间的分工、国家内分工和国家间的分工，国家间的分工亦通常所说的国际劳动分工。

本书所指的分工主要为生产劳动分工，具体包括产业分工、企业内分工、工序分工，也包括非生产劳动分工中的商业贸易分工。在具体的分析中还包括区域分工、国内分工和国际分工，所以本书统称国际劳动分工。

（二）产业分工与贸易

国际贸易理论的缘起是各国为了提高各自的福利水平而进行生产的分工，从而产生了跨越国界的国际贸易，促进了各国的经济交流。所以国际贸易研究范畴的切入点应该是从国际劳动分工及类型入手，从而再衍生出贸易的类型和模式。从这一点看来，国际劳动分工的演化方向就是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趋向，或者这两者从来就不可分离，是相伴而行的。从产业分工与贸易的角度分类，可将国际贸易分为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产品内贸易（Intra-product trade）和工序贸易（Tasks trade）。

1.产业间贸易。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主要指产业之间的贸易，包括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贸易，产业分工是其形成基础（马征，2009）。由于各国在资源禀赋和技术上的差异，在各自生产的产品上可以形成的比较优势，从而形成价格优势，形成了各国产业间分工与贸易的基础。

2.产业内贸易。20世纪60年代，欧洲一些学者在检验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流量时，发现欧共体内部的专业化生产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大多数发生在同一产业或同一种贸易分类目录下，也就是说此段时间的贸易大多发生在要素密集度相同或相似的产业（Verdoom，1960；Kojima，1964）。美国经济学家Balassa（1966）最早将这种国家间的同一产业内部进行产品贸易的现象命名为产业内贸易。所以，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指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同一产业部门的产品既有进口又有出口的现象（曾铮，2009）。如日本向美国出口打印机，同时又从美国进口打印机的现象。产业间贸易实质是同一产业产品单向流动，要么进口、要么出口。产业内贸易则是双向流动的，因此产业内贸易也叫双向贸易（Two-way trade）或重叠贸易（Over-lap trade）。

3.产品内贸易。20世纪后半叶，随着科学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国际贸易的主体由最终产品逐渐转变为中间产品或半成品，且中间产品占整个国际贸易的比重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各国之间的贸易不仅存在于产业之间和产业之内，还存在于产品之间或者之内。在这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与贸易体系下，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已经无法刻画处于变革中的国际劳动分工与贸易格局，必须寻求新的劳动分工类型和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所以，国际经济学界开始使用产品内贸易（Intra-product trade）这一概念。根据Hummels等（1998）的定义认为一国进口中间产品用于生产和出口时所产生的贸易就是产品内贸易，或者是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零部件在空间上分布到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专业化生产产品价值链上特定环节所进行的相互贸易现象。按分工与贸易的原则，可将产品内贸易分为产品间贸易和产品内贸易。在现实交易中产品内贸易大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如汽车零部件的发动机等贸易；产品间贸易则大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如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原材料或半成品的贸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在逐渐模糊，即产品间贸易和产品内贸易的发生不再受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的制约，而是在合理的经济空间进行资源配置。

4.工序贸易。随着产品内贸易的内涵和实践的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发现产品内分工并不能完全解释现有的分工与贸易现象或者说这种分工贸易在分类上还不够精准（Grossman and Esteban，2006；卢锋，2006；曾铮，2009）。他们指出：第一，产品内贸易概念指代模糊。产品内贸易的概念除了包括不同国家间的产品内分工贸易之外，还包括在同一区域的同一工厂内的分工贸易。如，一些市场化程度高的企业在实际的产品生产中实行产品的内部市场组织（Arm-length market），而此时的交易没有发生空间的跨越，而是在同一空间下的生产组织。这种内部市场组织的贸易也不可能计入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概念，所以认为产品内贸易的概念界定存在偏差。第二，产品内贸易性质指代模糊。产品内分工在流程上到底属于中间产品还是最终产品的划分十分模糊。如从国外购买的笔记本电脑的主板、CPU、键盘、鼠标之类的组件，既可以用来组装生产整机，也可以在市场上直接销售用于维修服务或部件更新。这样用来生产整机的各个程序的分工贸易更可能是一种工序片断的贸易，而直接当产品来销售的分工贸易更可能是一种产品内的贸易。

以上产品内贸易的概念和性质的两方面说明了产品是否进行贸易、是否是跨越空间分工行为和是否是中间投入品等在该说法中存在的模糊性。从另一个角度看，产品生产的过程就是一个有着时间先后的生产链条形成的连续和非连续过程，这种迂回的链条生产在现阶段生产中变得越来越长。链条中的产品既可以是一个工序，也可以是一个产品。但生产链条中的产品这种表达过于模糊，它无法明确和区分是中间产品还是最终产品。所以，Hummels等（2001）、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6）都提出了工序贸易（Tasks trading）的说法，并指出其与产品内贸易的差异（如表1—3所示）。工序分工用来表明劳动分工国际化深入和工序作为中间产品在国际贸易间实现的国际分工与贸易特征。

曾铮（2009）指出，工序贸易（Tasks trade）是指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过程中，产品的生产工序开始跨越空间进行“碎片化”生产，即生产工序跨越国界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分离，并通过贸易形式将生产进行联系而形成的新型国际劳动分工形式。Hummels等（2001）指出，工序贸易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产品的生产必须有多个工序；第二，产品生产必须跨越国界，有两个或多个国家为产品提供价值的形成服务；第三，在产品生产过程中运用了国外进口品，并且生产的一部分最终产品或中间产品必须出口到其他国家。

表1—3 产品内贸易和工序贸易的比较

本书所指的分工与贸易更多涉及产业间贸易、产品内贸易和工序贸易，因为浙江省制造业产业以本地市场效应为基础的产品起初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产品在相应的出口贸易中多为产业间贸易，表现为一种单向流动的贸易，即从中国流向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全球经济、信息和金融的自由流动更趋深化，全球国际劳动分工所形成的FDI和跨国公司的制造业所产生的知识和技术的不断溢出和浙江省本地制造业的快速模仿效应，浙江省制造业产业的技术含量也不断提升，加之产品在外观设计理念上不断有创意思维的注入，使得浙江省本地制造业产业日趋多样化、专业化并形成空间专业化的集聚，在诸多制造业产业领域形成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经验经济和竞争力的比较优势产品，这些产品要么出口成为最终消费品（产品间贸易），要么成为国外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品（产品内贸易或工序贸易）。

三 本地市场效应和本地偏好效应

（一）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

被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80）命名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的规模收益递增模型，可以使学者通过检验某地的本地市场需求对生产和贸易的影响来区分比较优势和规模收益。Davis and Weinstein（1999）指出：在一个比较优势主导的世界里，对某种产品有着超常需求的地区或国家将进口该产品以满足内需；相反，在一个规模收益主导的世界里，在贸易存在运输成本的前提下（现实中贸易是存在运输成本的），一个对某种产品有着超常需求的地区或国家不但不进口该产品，反而将大量生产并出口该产品。也就是说，本地的超常需求引起的大规模生产和由此产生的规模效益递增使得该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使该地区或该国在满足本地需求之外还能出口该产品。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核心概念被保罗·克鲁格曼称为“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国内一些学者也将Home Market Effects翻译成“本土市场效应”（张帆、潘佐红，2006、2006；何茵，2006等），另外一些学者将其翻译为“本地市场效应”（梁琦，2005、2009；林发勤，2010；钱学锋、陈六傅，2007）。本书认为，将Home Market Effects翻译成“本地市场效应”较“本土市场效应”在空间概念上更宽泛。在国际贸易中，“本土市场效应”指某国家有着规模收益递增的行业由于存在超常需求而产生出口的情况，其区域只限定在国家层面；而“本地市场效应”的区域范围更广，可以是国家尺度，也可以是区域和省域尺度，即某国家内部的次级区域内也可能由于这种效应而产生出口贸易，这样相对国外而言可以说是“本地”，相对国内其他区域来说也可以是“本地”。因此，Home Market Effects的“本地市场效应”不仅适用于国际贸易领域，也适用于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贸易。

（二）本地偏好效应（Home Bias Effects，简称HBE）

如果说本地市场效应更多是指消费者的消费市场规模大小的话，那么本地偏好效应则代表范围较广。本地偏好效应（HBE）可以指企业交易的本地偏好，即在相同的贸易条件下企业仍然倾向于和本地企业进行贸易往来（行伟波、李善同，2009），我们将之称为本地贸易偏好，它是国际宏观经济学的六大谜题之一（Obstfeld和Rogoff，2000）。本地贸易偏好起因于国家或行政区之间的各种贸易壁垒，贸易或多或少在一定程度上受行政区边界的影响，即所谓的“边界效应”（Border Effects）。同时，边界效应的大小反映了市场分割得大小，市场被分割得越小，市场潜在规模就越小。反之，越大。其实，本地贸易偏好反映了本地贸易交易的低成本性，即具有社会网络接近、信息搜寻成本低、交易与和约签订成本低、交通运输成本低等优势，所以相对外地企业来说进行本地交易的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性会大大提高，是本地贸易偏好产生的微观机制。

本地偏好效应（HBE）还可以指企业投资的本地偏好和本地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偏好。Moeller和Schlingemann（2005）的研究表明投资的本地偏好将影响一系列投资的决策。他指出：就国家层面来看，国内的投资回报在一定程度上比跨国投资的回报率要高。Shukla和Van（1995）的研究也指出基金经理在国内的投资所获得的回报也同样比国外的投资回报要高得多。Covaland Moskowitz（1999）指出：当投资者在距离企业总部较近的地方进行投资时会有更多的利润回报。以上充分说明企业投资本地偏好的利益价值。本地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偏好是区域消费市场中普遍存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