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冯梦龙是一位勤奋而高产的作家和学者，他一生编撰了七八十种著作，给我们留下了上千万字的作品，这在用毛笔写作的明代，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他的著述涉及经史、诗文、戏曲、小说、民歌等诸多领域，而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通俗文学，他所编纂的话本小说、改订的传奇在明清两代流传甚广，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却一直未能得到正统文人的认可。五四以来，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兴起，文学观念的转变，冯梦龙逐步进入了文人学者的视野，受到了应有的重视。近一个世纪，冯梦龙逐渐成为通俗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出版相关著作十几部，发表论文逾千篇，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这里只能撮要介绍。
第一，关于冯梦龙生平、著述的研究。第一个对冯梦龙生平和著作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日本学者盐谷温，他于1924年发表了《关于明代小说三言》的演讲[1]，演讲根据冯梦龙著《中兴伟略》，考出其出生于万历二年，并简介了冯梦龙的生平。著录冯梦龙著作28种，并详细介绍了他在日本内阁文库发现的天许斋刊《全像古今小说》、衍庆堂刊《喻世明言》和金阊叶敬池刊《醒世恒言》，三种均为中国失传的珍本，可谓冯梦龙著作的重大发现。演讲还论述了“三言”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国内首先对冯梦龙生平与著作进行全面研究的是容肇祖先生，他先后撰写了《明冯梦龙的生平及其著述》[2]、《明冯梦龙的生平及其著述续考》[3]，对冯梦龙的生平和著作进行了详细考述，编出了冯梦龙的生平系年；根据《太霞新奏》所收冯梦龙的散曲，考出冯梦龙早年出入青楼妓馆、与名妓侯慧卿交往的一段生活；著录冯梦龙著作五十种，并介绍了存佚、收藏、卷数、性质及后人的记载；详细介绍了冯梦龙的戏曲和小说著作，根据同治《苏州府志》的记载，证明《情史》为冯梦龙所作。陆树仑在容作的基础上，撰写了以考证冯梦龙生平和著作见长的专著《冯梦龙研究》[4]。作者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对冯梦龙的名号、籍贯、生卒、家世、仕途、结社等逐一进行考证。尤其可贵的是，作者不满于转抄第二手资料，重新查阅原作。比如关于冯梦龙的别号“茂苑野史”，自盐谷温提出“茂苑”出自左思《蜀都赋》“佩长洲之茂苑”后，国内学者均因袭其说，只有陆树仑重查原作，指出“茂苑”出自《吴都赋》。全书用约一半的篇幅考述冯梦龙的著作，将冯氏著作分通俗文学、戏曲、诗文笔记、经史、杂著五大类十五小类，分门别类地加以著录，共计七十七种，其中对“三言”的版本源流考证颇详。关于冯梦龙著作的研究，尚有谢巍的《冯梦龙著述考补》[5]，为补订容肇祖的两篇论文而作，对冯氏著作的性质、存佚、真伪、编著情况有考，著录冯梦龙著作七十二种。徐朔方先生编撰了第一本《冯梦龙年谱》[6]，由于徐先生对明代文学有深入的研究，并先后编写出三十九位作家的年谱，因而对晚明史实与文人交游非常熟悉。《冯梦龙年谱》根据现存资料及已有的研究成果，将谱主一生主要经历、著作、交游作了翔实的考述，并对冯梦龙的诗文、序跋作了辑录，为今后冯梦龙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在冯梦龙的生平研究中，其社籍是一个争论较大的问题。争论的焦点为冯梦龙是否加入过复社。胡士堂的《话本小说概论》、缪咏禾的《冯梦龙和三言》、陆树仑的《冯梦龙研究》等著作认为冯梦龙参加过复社，而以台湾学者胡万川论述最详。而王凌、胡小伟等人却持不同看法。胡万川在《冯梦龙与复社人物》[7]一文中指出，冯梦龙与张德仲为“社友”，梅之熉对冯梦龙自称“古亭社弟”，冯梦龙又与文震孟、姚希孟、钱谦益同社，钱谦益称“冯为同社长兄”。而梅之熉是复社人物，文震孟、姚希孟、钱谦益是复社的提携者和保护者，冯梦龙的其他好友，如梅之焕、陈仁锡、祁彪佳与复社关系密切，张明弼、沈几、耿克励、王挺都是复社人物。因而得出结论：“冯对复社的态度，大概就像前述的钱、文、姚等人一样……如果我们要说他是复社的同路人，大概没有什么问题。”进而推论：“如果我们不死板的只将列名榜上的人当作复社人物，而将范围稍微扩大一点的话，则钱谦益等人即可算做复社人物，冯梦龙也就可能同样的可以算做复社人物。”王凌的《也考冯梦龙的社籍》[8]认为，“冯梦龙一生至少参加过两种社”，“青年时期，冯梦龙与好友董斯张等组织过韵社”，“中年时期，担任过韵社的‘社长’”。“他在中年赴湖北麻城讲学时，与梅之焕、陈无异等人组织过一个研读《春秋》的文社”。王凌对冯梦龙参加复社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钱谦益称冯梦龙为“同社长兄”，冯梦龙称张我城为“社友”，均指“以研读《春秋》为宗旨八十八人文社”。胡小伟的《冯梦龙与东林复社》[9]提出，冯梦龙与东林关系密切，没有加盟复社。他不同意胡万川等人的看法，认为晚明文人结社成风，决非自复社始，“‘社友’、‘社弟’之称与‘加盟复社’的说法间并无必然联系”。冯梦龙与文震孟、姚希孟、钱谦益“同社”，是青年时期所结的“切磋《春秋》的文社”。复社是青年士子的组织，“以科举业为主要活动内容”。“冯梦龙此时既选岁贡，已无科第出身之望，且年届六十，心性不复与年少者同”。因而他不可能加盟复社。
清人顾沅汇辑的《吴郡文编》收有署名为“冯梦龙”的十七篇轶文，今人名为《冯犹龙文钞》，考探冯氏生平思想的学者，大都运用过这批材料。胡小伟在《冯犹龙文钞作者考》一文中指出，《冯犹龙文钞》的作者不是冯梦龙，而是冯梦龙的弟弟冯梦熊。其中《〈俟后编〉跋》是为长洲王敬臣著《俟后编》所作的跋文，康熙己卯刻本《俟后编》的跋文“在目内明明署的是‘杜陵冯先生原跋’，正文后署名则是‘通家后学冯梦熊跋’”。“这批文章都作于天启五年至崇祯十年之间”，“涉及的人、事都限于苏州及其附近地区”。“此时冯梦龙在商业出版物的辑行上已如鱼得水，获得相当成就，衣食既已无虞，自然不用从应酬时文上讨生活。此外自他赴丹徒开始宦海生涯，也不可能与苏州人事有如此密切的联系。”而冯梦熊遭遇厄运，处境奇穷，向朋友求助，“《文钞》的这批文章，可以看作是苏州友侪们以‘代作’之酬金，接济贫穷已甚的冯梦熊的一种委婉方式。”[10]
近百年来，冯梦龙著作的挖掘与整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早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三言”只见到《醒世恒言》，其他“二言”只能据日本学者盐谷温的《关于明代小说三言》来介绍。1946年，商务印书馆首次排印了“三言”，读者得以窥见其全貌。1949年后，冯梦龙的著作逐渐被整理和影印出来。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请专家校注的“三言”出版，这就是许政扬校注的《古今小说》、严敦易校注的《警世通言》，顾学颉校注的《醒世恒言》，“三言”得以普及。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了《古今谭概》，1960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墨憨斋定本传奇》，为研究冯梦龙的笑话与戏曲提供了宝贵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来，冯梦龙的著作更是为学者与出版社所重视，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整理出版了《平妖传》、《新列国志》，岳麓书社整理出版了《情史类略》，中州书画社整理出版了《太平广记钞》，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冯梦龙丛书》。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冯梦龙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了《冯梦龙全集》，现已发现的冯梦龙著作几乎都收进全集中。
第二，关于冯梦龙文艺思想的研究。关于冯梦龙文艺思想的研究（包括对他的小说理论和戏曲理论的研究），是冯梦龙研究的一个热点。王运熙等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对冯梦龙的小说理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叙》“将我国古代的小说发展理出了一条基本线索，并在实际上分成了四个阶段。”“冯梦龙在研究历代小说的基础上，特别重视‘古今通俗小说’。他之所以重视通俗小说，主要是因为认识到了通俗小说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巨大的社会教育作用。”“冯梦龙在小说真实性问题上，还进一步接触到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问题。”[11]游友基的《简论冯梦龙的文学观》[12]勾勒出冯梦龙文学观的基本轮廓，认为冯氏深受李贽文学思想的影响，“十分重视小说的社会地位和教育作用”。把小说提高到与经史、诗文同样重要的地位，可以用来“喻世”、“警世”、“醒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企图用新兴的市民思想去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封建礼教”。用传统的民主精神去批判现实。“用爱国主义去教育读者”。但他的市民思想掺杂着封建因素，批判现实，却把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爱国却反对农民起义，因而使他的文学观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冯梦龙对文学的审美特性的认识，主要强调真，“他把‘真’作为衡量作品思想、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准”。“一方面，文学要写客观生活之‘真’，另一方面，又要表现作者主观的‘情真’”。陆树仑的《试论冯梦龙的小说理论》[13]，从题目可知专论小说理论，该文认为冯梦龙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为：“文学是表达人的性情的，文学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古今小说叙》便体现了这种文学发展观。“冯梦龙深知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他总是运用文学宣传自己的主张，鞭挞所憎恶的东西。”他把通俗小说的社会作用提高到《孝经》、《论语》之上，认为“通俗小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能永远地发挥作用，属于永恒之言”。“在小说表现艺术方面，冯梦龙也发表了不少精湛的见解。”首先，他要求小说阐述道理要浅近明白，修饰词句要平淡自然。其次，他提出了关于小说“真”、“赝”的看法。小说作者为了表现创作意图，只要合乎情理，不必斤斤计较历史事实与现实情况，可以假托、借用和夸张。方胜《论冯梦龙的“情教”观》[14]指出，冯梦龙在《情史序》中提出了他的“教化”论即“情教”观。冯氏的“情教”，是“他看到‘情’有强大的陶冶人性、转移世风的力量”，针对“浊乱之世”和“传统的儒家‘教化’论”而提出来的。他笔下的“情”“实是人性解放的思想在文学观中的反映”，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挑战，对冯梦龙的创作产生了极大作用。要实现情教，首先，“无论是作家之‘情’，或体现在作品中之‘情’，都必须是‘真情’、‘至情’、‘深情’。”其次，文学作品“必须有充实的内容，通俗的形式。”再次，“要注意作品故事的生动描绘，使之具有一种强烈的感染力。”冯梦龙的“情教”观是时代思潮的反映，是前人以“情”论文理论的发展，“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一是有助于提高通俗小说的社会地位。”“二是有助于深入探讨和理解小说的特性。”“三是有助于促进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陈洪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中，从通俗论、真幻论、情理论、醒天论四个方面对冯梦龙的小说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冯梦龙的通俗论包括三方面的观点：“白话小说的基本属性是通俗。”“小说以通俗为贵。”“通俗可以加强作品的感染力，提高社会功能。”冯梦龙真幻论命题的意思是：“‘真’在小说创作中属于常规的、基础性因素；‘幻’则是权宜变化，带有辅助性。”“冯梦龙的创作理想是要达到‘理’与‘情’的协调，即在以情感人的文学活动中同时完成以理化人的道德使命。”“与过去的小说教化论相比，冯梦龙的‘天醉’说的特点在于：（1）小说不仅仅有局部的教化美刺作用，而是担当着警醒社会、挽回颓风的救世责任。”“（2）此说有明显伤时骂世意味，并把小说作者尊为社会的良心，隐隐有屈子‘举世皆醉我独醒’的感慨。”[15]
第三，关于“三言”的研究。冯梦龙编纂的“三言”，卷首各有一篇序，是研究冯梦龙文学思想和古代小说理论的重要文献。三序分别署名“绿天馆主人”、“无碍居士”、“可一居士”，是否为冯梦龙所作，便成了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作出圆满回答的是胡万川和陆树仑。胡万川曾撰《三言叙及眉批的作者问题》[16]，他将《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编者、叙者、评者、较者列成简表：
已知“三言”编者是冯梦龙，表中“茂苑野史”、“陇西君”便是他的化名。“陇西君”与“陇西可一居士”当是同一人，“可一主人”显然是“可一居士”的别称。那么《醒世恒言》的叙者、评者，《警世通言》的评者都是冯梦龙。胡万川又将“三言”的批语与冯梦龙编的《太平广记钞》、《情史》的批语进行对照，发现相同和相似的多达十几条，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应同出一人之手。因而得出结论：“《古今小说》眉批的作者，当然就是冯梦龙自己了。”而叙者和评者为同一人，应都是冯梦龙。“既然三言是一部丛书，编者为同一人，而评者也就是编者，并且第一部和第三部的叙也都是编者自己写的，按照三书体例一致的情形来说，通言的叙也应当是他自己写的。”陆树仑的《三言序的作者问题》[17]从五个方面论证了三序均出冯梦龙之手。第一，这三篇序所阐述的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体现了一个完整的小说观。第二，“天许斋《古今小说》，总目下署‘绿天馆主人评次’。所谓‘评次’，当是‘评点’‘编次’的省称”。《古今小说》为冯梦龙编纂，“绿天馆主人”则是冯梦龙。第三，“《警世通言序》末，有印章两枚。经方家鉴别，一为‘无碍居士’，一为‘公鱼父’。‘父’即‘甫’，故可知无碍居士曾以‘公鱼’为字”。古代鱼龙常相连用，冯梦龙曾以“犹龙”为字，再取“公鱼”为字，乃在情理之中。第四，《警世通言》有几条眉批，“完全是编纂者口吻。则评者可一主人即编纂者冯梦龙之化名可知”。第五，“三言中有些作品，其故事复见冯梦龙同时编纂的《古今谭概》、《太平广记钞》、《智囊》、《情史》，其间评语，颇多相同之处”。这绝非偶然巧合，只能是出自一人手笔的关系。此人就是这些著作的编纂者冯梦龙。
关于《古今小说叙》的作者，杨晓东在《〈古今小说〉序作者考辨》中提出异议，认为《古今小说叙》作者不是冯梦龙，而是松江府上海县人叶有声。证据有三条：“首先，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文中已明白告诉读者《古今小说》序作者与《古今小说》编撰者并非同一人；其次，当时江南文士中确有一位颇有名气的‘绿天馆主人’（即叶有声），其书斋‘绿天馆’至清乾隆年间尚存于世；再次，此‘绿天馆主人’与冯梦龙交游之迹依稀可辨，冯氏绝不可能将友人之别号据为己有而‘公开伪托’。”[18]傅承洲的《关于〈古今小说叙〉的作者问题》[19]对杨文的主要论据一一进行了驳议。序文中，绿天馆主人似乎在为他人著作写序，其实，明清人在小说序文中耍这种小花招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冯梦龙的一种习惯，不能据此否定冯梦龙的著作权。叶有声号“绿天馆主人”，他与《古今小说叙》的作者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序作者即叶有声；还有一种可能，序作者与叶有声仅仅是别号相同而已，并非同一人。从叶有声的交游、仕途、兴趣来看，他不可能写出《古今小说叙》来。绿天馆主人不仅是《古今小说叙》的作者，同时又是《古今小说》的评点者、编纂者、刊刻者。天许斋《全像古今小说》下方署“绿天馆主人评次”，包括评点与编次。衍庆堂本《喻世明言》识语明确指出“绿天馆初刻《古今小说》□十种”。而冯梦龙编纂与评点“三言”，同时代人有诸多记载，今人也有翔实考证。《古今小说叙》的作者为冯梦龙，这一结论不能更改。
关于“三言”作品的本事，最早研究的是孙楷第，他撰写了《三言二拍源流考》[20]，考出“三言”中二十九篇小说有本事见于《情史》、《智囊补》等书。之后，赵景深先后撰写了《〈喻世明言〉的来源和影响》、《〈警世通言〉的来源和影响》、《〈醒世恒言〉的来源和影响》三篇论文[21]，“三言”一百二十篇小说，考出本事者近百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谭正璧写成了《三言二拍资料》一书，逐篇考出本事，而且辑录原文，完成了一件集大成的工作，为研究“三言”提供了宝贵资料。
早期对“三言”作品的年代作系统考察的是郑振铎的《明清二代的平话集》[22]，郑先生根据《也是园书目》的著录，小说的内容、“风格及文字”等，考出《古今小说》有宋代作品十二种，明代话本十四种，尚有十四种，“其时代并不可考知”。《警世通言》有宋人之作九种，宋元人所作八种，明人所作十一种。余则“时代都不甚可考”，“大约都是明代的作品”。《醒世恒言》有宋元话本六种，明人话本二十五种，余则“时代颇不易断定”。总计宋元话本三十五种，明人话本五十种，难以考定年代的三十五种。谭正璧所撰《宋元话本存佚综考》[23]，吸收郑振铎的意见，另加考证，认为“三言”中有宋元话本五十九种，数目大大超出郑说。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对“三言”作品的年代考证颇详：宋人话本，《古今小说》有四种，《警世通言》十一种，《醒世恒言》二种；元人话本，《古今小说》四种，《醒世恒言》四种。“三言”共收宋元话本二十五种。明代话本，《喻世明言》二十九种，《警世通言》二十一种，《醒世恒言》三十三种，共计八十三种。徐朔方的《论三言中的明代作品》，对“三言”作品年代的认定，态度更为审慎，他说：“《三言》所收的一百二十篇话本和文人拟作，据《醉翁谈录》、《京本通俗小说》以及《也是园书目》等书加以对照比较，并且考虑到作品本身的特点，大概有六分之一可以确定为宋元旧篇，大约六十篇作品难以精确地考察它们产生的年代，可以判明为明代作品的约有四十四种。”[24]并且列出了宋元旧篇二十种和明代作品四十四种的篇名，年代不详的实则五十六种。
“三言”中哪些作品是冯梦龙所作，一直是学者们企望解决的问题。孙楷第先生据冯梦龙作《三报恩序》考出《老门生三世报恩》为冯氏所作，这一结论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胡士莹先生在《话本小说概论》第十二章曾推测，“‘三言’中也有当时轰传一时的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极有可能是冯梦龙根据当时人所写的传记来改编的。”并举了三个例子：江盈科的《沈小霞妾》即为《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的蓝本；宋幼清的《珍珠衫传》当为《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蓝本；宋幼清的《负情侬传》亦即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蓝本。后面又坐实为“冯氏对《负情侬传》、《沈小霞妾》的加工改写”。袁行云先生《冯梦龙三言新证》[25]一文从话本的本事、前人作品与话本的异同、话本的语言风格等方面，认定“三言”中有七篇小说是冯梦龙的作品，这七篇小说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沈小霞相会出师表》、《老门生三世报恩》、《玉堂春落难逢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陈多寿生死夫妻》、《吴衙内邻舟赴约》。徐朔方先生《“三言”中的冯梦龙作品考辨》[26]对袁文所认定的七篇小说逐篇进行考察，认为“《新证》所举的冯氏作品，除孙楷第先生考定的《老门生》外，《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玉堂春落难逢夫》、《吴衙内邻舟赴约》都不是冯氏作品，其他两篇则存疑。”关于“三言”中冯梦龙的创作，欧阳代发先生提出了更为大胆的观点，他说：“经学者们的努力，既然已考证清楚了‘三言’是冯梦龙的作品，那就应以承认其总体著作权为前提，再去考证其中哪些篇目并非他的作品。”他认为除四十四篇宋元话本和明代早期话本外，其余七十六篇小说，“都应视为冯梦龙的作品。”[27]
关于“三言”的思想与艺术的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早期对“三言”进行全面分析的是范宁的《冯梦龙和他编撰的“三言”》[28]，文章认为，“‘三言’中所收辑的一百二十个故事，它的内容，有些篇章虽然也反映了僧侣、地主和官僚的霸道与糊涂；但这些故事表现出来的最动人的场景和它的基本主题却是对于爱情与友谊的歌颂”。“中国通俗短篇小说是和新兴的市民社会势力的发展有关，它就不可避免地要表现新生的市民思想和感情”。而爱情与友谊最具有代表性。另一方面，小说也“有意无意的向读者灌输因果报应和宿命观念”。在艺术上，“三言”也很有特色，“首先他采用了方言俚语，人民口头词汇”。其次，“故事总是有头有尾，中间纠纷变化，必定一一交代清楚，有条有理，不蔓不枝”。另外，小说“在对话上的描写达到很高的成就。”不过作者们在处理冲突时，过多运用偶然事件，“使得事件的发展过程简单化，妨碍了充分展开和充分显露人物的性格。”范宁先生的文章确定了“三言”的基调，以后的一些文学史、小说史和专题论著，在分析“三言”时，例子可能不完全一致，条条也许有多有少，但分析模式基本一致。徐士年的《读两篇古典爱情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与〈卖油郎独占花魁〉》[29]，肯定作品写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恋爱及其与封建市侩势力的斗争，认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一出悲剧，是“一幅有浓厚抒情气息的写意画。”《卖油郎独占花魁》是“接近近代恋爱的新型爱情喜剧”，“是一幅工笔的仕女画。”它们“新的爱情理想、新的对待爱情的态度”，可列入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的先驱之列。杨国祥的《万种情怀得自由——“三言”中爱情小说的思想特色》[30]认为“三言”所反映的爱情生活内容，如对爱情的向往、追求，选择对象的条件，表达爱情的方式，都表现出一些新的特色。他们逐步摒弃“郎才女貌”、“门第相当”等旧的约束，而代之以“知情识趣”、“忠厚志诚”等新的标准。宁稼雨的《论〈三言〉对通俗文学与文人文学的融合》[31]，认为冯梦龙融合了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文人文学思想和为下层市民服务的文学思想。“在冯氏的文学思想中，为市民而将文学通俗化占据主要地位”。同时“充分注意到通俗文学的对立面——文人文学的合理成分”。“三言”则是冯梦龙融合两种文学思想的实践，“冯梦龙编辑《三言》的主导思想是面向广大市民，但不是极端化。对市民意识中的积极因素，他竭尽倡导之能事；而对其中‘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的庸俗部分，他则主张用文人市民均可接受的健康意识去克服、引导它。”缪咏禾的《“三言”二题》[32]，试图找出涵盖“三言”的共同思想，认为“能够最大地涵盖‘三言’全书的思想价值的”，是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的序中所写的几句话：“《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
目。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这里面的基本内容是：用不平常的突出事件，来说明高度的道德伦理”。对于“三言”中的偶然性情节，缪文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些偶然性情节“大大缩短了情节发展中的‘时’‘空’阻隔”，“是小说主题更加鲜明的助燃剂”，“使小说中的矛盾激化、集中、突出”。因而肯定“‘三言’中运用偶然性来编织故事，是颇为成功的”。欧阳代发的《话本小说史》对“三言”作了充分论述，指出“‘三言’作为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其主要的价值在于为市民阶层写照，传达出市民的心声，反映出晚明时代的新特点。”“冯梦龙在‘三言’中充分反映了商人地位的提高，确实成了社会生活的新的正面主角。”“三言”“对封建官吏描写中，刻画了一批官场新形象，反映出了以前文学作品中不曾反映过的新内容，表现的新特点。”“三言”中反映爱情婚姻的作品写得最多最好，“反映出晚明时代精神影响下的新变化”。在晚明人文思潮影响下，“作为市民文学代表作的‘三言’，也露出了人性解放的曙光”。[33]
在对“三言”中第一篇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解读中，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提出：“《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描写市民的爱情生活又有另外一个特色。这篇作品在具体描写中有某些不健康的东西，但整个作品却反映了封建贞节观念在市民阶层中逐渐失去了它的作用这种社会现象。”“蒋兴哥的矛盾心情，王三巧的‘失节’和她对蒋兴哥的爱恋，从封建道德观念来说，是没有办法统一的，但在这篇作品的描写中，却使它们得到统一。”[34]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又有发展，认为“王三巧全心全意地接受自己的情人正是因为她对丈夫的爱和思念。爱既是情感的也是肉体的，具有双重意义。正是这种爱如此纯洁了她的意识，以致与处于同样情境的西方女性相比，她的彻底摆脱忧虑的坦然，在道德上是令人神爽的。”“对肉体和精神的忠实并不总是与丈夫的爱水火不相容的，而通奸也未必就意味着夫妻间的不忠。在中国小说中，表现出这样豁达的理解力的作品实不多见。”[35]徐朔方提出了不同意见：“有人说这表明贞节观念在市民阶层的爱情生活上已逐渐失去它的作用，这难以令人同意。如果蒋兴哥对陈商的情妇即他自己的前妻王三巧的藕断丝连的感情值得赞许，如果吴知县的小妾王三巧对她的前夫蒋兴哥的怀念可以肯定，如果王三巧同情夫陈商的爱情同她对丈夫蒋兴哥的爱情不妨和谐统一，那末丧失作用的首先不是封建礼教，而是人类爱情的一切有积极意义的东西。”[36]
梳理近百年来的冯梦龙研究，成绩斐然，毋庸讳言，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绝大多数论著集中在几个点上，一半以上的论文是研究“三言”的，如果将冯梦龙与“三言”的研究论著分别统计，“三言”的数量远远超过冯梦龙，其中重复研究在所难免。而对冯梦龙的章回小说、文言小说、戏曲创作、民歌搜集整理等方面很少有人论及。二是对冯梦龙著述性质缺乏考辨，将冯梦龙编辑、改订、评点的作品系于冯梦龙的名下，不免有张冠李戴之嫌，据此来评价冯梦龙的文学成就，很难作出准确而客观的判断。
基于冯梦龙的文学成就、传世资料与目前的研究状况，本书将重点研究冯梦龙文学活动的方式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全书分六章撰写：第一章，对冯梦龙的生平、性格、著作、思想进行考述，并对其产生的时代与地域进行分析，为知人论世研究冯梦龙的文学作必要的铺垫。第二章至第六章按文体分门别类对冯梦龙的文学创作、评点、增补、改订作全面而系统考证和批评。本书将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第一，对冯梦龙文学活动作全面考察，尤其是对前人不够重视的章回小说、文言小说、传奇、民歌、笑话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探索。第二，采用史实考证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方法，先弄清文学作品与冯梦龙的关系，是创作、增补、改订，还是评点、搜集、选编？再阐释著作的价值与冯梦龙的贡献。将研究结论建立在扎实的材料和严谨的考证的基础之上。通过上述研究，对冯梦龙的文学活动及其成就作出重新评价。冯梦龙是一位杰出的俗文学搜集整理者，他搜集整理的民歌集《挂枝儿》、《山歌》，民间笑话集《笑府》堪称中国民歌、笑话史上的佳作。冯梦龙是一位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他的戏曲评点、《情史》、《智囊》评点、“三言”序言等都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观点，颇有理论建树。就现有资料来看，冯梦龙创作了传奇《双雄记》、《万事足》、小说《新列国志》、《老门生三世报恩》、《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这些作品都称不上第一流的名篇佳作，而且有明显的缺陷。“三言”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著，但现在无法证明其中的优秀小说为冯梦龙所作。冯梦龙暂时还不能戴上一流小说家、戏剧家的桂冠。
[1] 见《中国文学研究译丛》，中北书局1930年版。
[2] 《岭南学报》1931年第二卷第二期。
[3] 《岭南学报》1932年第二卷第三期。
[4] 陆树仑：《冯梦龙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5] 《文献》1982年第4期第14辑。
[6] 见《徐朔方文集》第二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7]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
[8] 《汕头大学学报》1988年第1—2期。
[9] 《文学遗产》1989年第3期。
[10] 《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1期。
[11]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册）第五编第三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44、445、450页。
[12] 《宁德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
[13] 《复旦学报》1984年第3期。
[14] 《文学遗产》1985年第4期。
[15] 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第三章，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02、105、106页。
[16]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
[17] 《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4期。
[18] 《文学遗产》1991年第2期。
[19] 《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3期。
[20]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1年第五卷第二号。
[21] 收入《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
[22] 《小说月报》第22卷第7、8两号。
[23] 《话本与古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4] 《徐朔方集》第1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80—881页。
[25] 《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26] 《杭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27] 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205页。
[28] 《文学遗产》增刊第2辑，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29] 《文艺学习》1957年第6期。
[30] 《古典文学论丛》1986年第5期。
[31] 《南开学报》1987年第5期。
[32] 《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
[33] 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第八章，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
[34] 《中国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967页。
[35]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57、359页。
[36] 徐朔方：《论三言》，《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