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学术旨趣与研究现状

一 学术旨趣

中华民国38年历史中，政治跌宕起伏、内外战争不断。其中，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1927—1937年，是相对统一、安定的时期。经济方面，政府较为努力地推行各种财经政策，较为积极地开展工业、交通建设。但是，由于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占据东北并向华北扩张的严峻形势，以及内乱频仍，经济建设的国际、国内环境并不理想。“九·一八”事变后，国人有感于日本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认识到建设工业化、现代化国家的任务已刻不容缓，而当时面临的诸多经济问题，如农村破产、白银危机、工商业萧条、财政赤字等，令人倍感焦虑。南京国民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条件下，是否扮演好了经济建设决策者与组织者的角色，十年间经济建设状况如何？应当说，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状况及取得的建设成果，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大陆学者总体认为，虽然国民政府较为努力地进行了一些经济建设的尝试，但由于外界诸多因素的干扰，1927—1937年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多少亮点。20世纪80年代问世的研究以史全生的《中华民国经济史》为代表，认为1927—1937年是经济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逐步加深的时期。一方面，帝国主义对华加紧商品和资本输出、争夺中国的货币权，日本加强对东北的经济和政治侵略；另一方面，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增强了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农村经济进一步破产。^[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强调1932年至1935年中国出现的经济危机的负面作用，并认为这是除了外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外，中国经济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打击和考验。作者认为这次经济危机的原因是：1926年后工业品价格上升快于农产品，1931年后物价下跌，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又远快于工业品，农产品交换价格不利，导致农村白银大量流入都市，农村经济破产，国内购买力大大下降；“九·一八”事变和1931年长江大水灾加剧了经济危机。^[2]新近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三卷本），认为这十年的经济发展情况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27年至1931年，随着国民政府政权的建立，全国政治形势趋于稳定，经济有所发展；1932年至1935年，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传导至中国，加上东北沦陷，工农业和金融业大受打击，多数行业在1934年陷入低谷；1935年底法币改革实行后至1937年，经济走出低谷，物价回升、工农业恢复发展。总体而言，这十年的经济状况经历了恢复发展、严重衰退、再恢复发展三阶段，呈现出双峰骆驼形的发展和变化态势。^[3]应当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大陆学术界对1927—1937年经济状况的总体评价逐渐提高，并趋向客观和周详。

台湾大部分学者则认为，战前十年是经济建设的“黄金十年”，是为抗战胜利奠定物质基础的艰苦时代。侯家驹认为，1927—1937年是“艰苦建国的十年”，“中华民国在艰苦的环境下，却尽了最大的努力，致力经济发展”。对十年经济建设成果持积极肯定的态度。^[4]1989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建国史》中写道：“从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到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是中华民国自开国以来少有的一段建国良机，因此有人称之为黄金十年。不过也有人深感此一十年建国的努力受到太多客观的限制，行之不易，所以称之为艰苦建国的十年。”该书作者则认为“在并不十分有利的客观条件下，上述经济建设的成效并不完全符合预期目标，但大体上，情况相当令人满意”。^[5]“黄金十年”的提法、“情况相当令人满意”的感叹，代表了台湾学界对1927—1937年经济发展的肯定态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强调这十年受到较多客观不利条件的制约，并未达到“预期目标”。所谓不利的客观条件，主要是指日本全面侵华的威胁、国共内战等。

域外史学家亦是众说纷纭。《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有关章节即展现了杨格、小科布尔等人的不同观点。^[6]1985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上，赵中孚评论马若孟提交的英文论文时这样总结道：“马教授介绍近来西方学者对建国十年的建设的看法，Young的看法较同情南京政府，Eastman和Coble则较激烈，马若孟则综合各家意见……马若孟教授对抗战前十年的国家建设虽予以肯定，但认为策略不好。”^[7]这里的“Young”即为杨格，著有《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他认为在这十年中，南京政府推动现代化的意愿和实现能力，较之往届政府有了很大提高。虽然传统经济部门如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有限，但现代工业、交通运输、金融业等都取得了较大增长。^[8]Coble即为小科布尔，著有《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他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前几年相对繁荣，但从1932年起，经济陷入衰退。主要原因是世界范围内白银价格的上升、1931年的长江水灾和日本在东北的侵略。1934年至1935年，中国经济萧条。江浙资本家的力量受到削弱，并且资本家越来越为政府所支配。小科布尔从同情资本家的角度出发，批评了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为所欲为与独裁。^[9]最近出版的国外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日本学者城山智子的《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10]她认为在世界经济危机时代，国际银价的剧烈波动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1931年至1937年被其称为“萧条年代”，农村崩溃、工业萧条、金融恐慌。1935年11月法币改革实行后，中国经济从萧条局面中逐渐复苏。美国学者罗斯基则对战前十年的经济发展持十分乐观的态度，他著有《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认为中国在这一时期受到世界经济萧条的冲击并不严重，经济并没有大幅萎缩。^[11]

如此迥异的结论，不仅与学者的研究视角有关，也与他们所处的学术氛围、社会环境有关。尤其是大陆与台湾学者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状况的评价，显然与两岸政治形势的变迁密切相关。我们不禁要问，身处当年的人们是怎样看待这几年的经济状况的，尤其是经济界专业人士是如何评价的？在“九·一八”事变的国难阴影下，经济学者提出了哪些救亡主张？在20世纪30年代相对自由的舆论环境下，蓬勃发展的经济界期刊为这些疑问提供了参考。

本书试图以20世纪30年代丰富的经济界期刊为主，参考当时经济学者的诸多著作，来研究这个充满争议与危机的时代，以期构建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学者眼中的经济图景，并探讨他们的应对方案与政治诉求。由于这种研究针对的是历史事件刚刚发生时所激荡的即时性反响，将为全面观察当时的经济史和思想史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美国现代货币主义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相关研究中，曾特别注重引用当时在国民政府中工作的官员或者专家——例如张嘉璈、杨格等人的观察。他的看法是，直接经历当时中国经济的同时代人的记述，比后来人依据零散、不准确的数据加工编制的系列统计数字可能更为可靠。弗里德曼的这一研究方法给人以诸多启示。事实上，考察当时经济学者的言论，不仅仅在于了解他们到底说了什么，而是透过他们的主张观点，让我们有机会触摸到那个时代的整体思想氛围、社会变迁与政治分野。

从1927年至1937年的经济状况来看，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段。1927年至1931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政治形势逐渐趋于稳定，经济有所发展。1931年夏，长江流域发生大水灾。“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失去了东北这一中国外贸唯一顺差的地区，关内的民族工业丧失了东北市场，加上“一·二八”事变对上海的破坏，时人感叹天灾人祸接踵而来。当时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刊物《经济学季刊》，在1932年底推出“国难专刊”，专门讨论国难时期的金融、经济问题，表达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1932年是世界经济从经济恐慌中逐步走出的一年，却是中国经济走向低谷的一年。到1934年，因美国白银政策的影响和粮食大面积歉收，国内经济陷入谷底。1935年底法币改革后，中国经济逐步好转，并在1936年达到一个小高潮。总体而言，南京国民政府十年中的前5年更多地致力于政治统一，经济上的大举措相对较少。而后5年中，在财政、金融、经济建设规划和启动诸方面，有不少大举动。如货币体制经历了废两改元到法币改革；财政制度方面有所完善，并开始征收包括所得税在内的新税种；农村金融救济活动蓬勃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铺开等。本书考察的就是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到“七·七”事变抗战爆发这一充满挑战与危机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的经济、社会变动大潮中，经济学人密切参与其中，留下了诸多文献，为后人考察专业人士的“即时性反响”提供了可能。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学界已初具规模。

首先，当时的中国已拥有一大批职业经济学家。他们之中，除一部分自学成才或毕业于国内著名学府外，还有不少从日本、欧美的大学获得硕士甚至博士学位后回国。这些经济学家的工作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执教于大学，规范所在学校的经济学教学，壮大经济学教育的力量。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经济学家不再满足于从日本翻译二手教科书，而是直接从欧美翻译，甚至自撰教科书。同时，他们还纷纷订阅和购买大批高质量的欧美图书和期刊，跟上国际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步伐。二是供职于研究机构，从事专业调查和专职研究，如陶孟和于1926年创立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就汇集了不少经济学者。此外，还有刘大钧在北京创立的经济讨论处、何廉在天津主持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等。三是服务于金融机构或政府机构，利用自己的专长，在完善金融机构的组织和改进其效率、发挥现代政府的经济职能方面出谋献策。1929年开始，全国每年出版的经济学著作均在500种以上，除抗战时期的个别年份外，这一纪录一直维持到1948年。而在民国最初10年里，每年出版的经济学著作几乎都在100种以下。^[12]这说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经济学的快速发展，以及职业经济学家数量的显著增长。

其次，当时的经济学家已经有一定的社会组织性。他们密切关注严重的外来经济侵略和落后的国内经济状况，通过创办学术团体多方联络分散在各处的经济学者，并经常聚在一起交换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看法。本书所依托的三份刊物，分别由经济学领域的三个团体创办，代表了信仰西方自由主义学说、三民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三种不同的思想取向，放在一起比较研究，约略可以观察到中国经济学者对于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经济发展道路论争的全景图。《经济学季刊》于1930年由中国经济学社创刊，《中国经济》于1933年由中国经济研究会创刊，《中国经济情报》虽然创刊于1934年，但它的主要创办成员在1933年已经陆续集合到一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遗憾的是，抗战爆发迫使三份期刊于1937年夏先后停刊。虽然这三份刊物的政治取向、思想资源各有不同，但它们通过创办研究组织、出版期刊和著作等形式，传播经济学理论，探求中国经济发展的出路，逐渐汇成了中国经济学界自己的声音。

透过这三份刊物及当时大量的经济领域报刊书籍，可以发现1932—1937年经济学者的言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描述内忧外患下的经济危机。所谓外患，即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列强在华的经济侵略势力，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势力的扩张；所谓内忧，即包括农村破产和土地分配问题、白银危机与货币改革的出路、金融畸形发展与财政赤字等问题。二是面对如此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现状，讨论如何发展经济、强国富民，努力寻求解决上述现实危机的出路。他们的言论，在法币改革实行前以描述现实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为主；1936年后，随着货币问题的暂时解决、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展开、准备抗战引发的思考，经济学者们转向设计经济建设和国家工业化的蓝图。总体而言，经济学界对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状况的认识是比较悲观的，对国民政府采行的经济政策和执行结果多持批评态度。虽然在1936年后，随着农业的丰收、国民政府经济建设运动的切实开展，经济界的言论逐步朝肯定现实的方向发展，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这种较为肯定和乐观的言论亦只是昙花一现。

详细考察并比较研究这三份刊物的言论，可以不被当时几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或一小群经济学者的视野所局限。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著名经济学者和普通经济学者的观点，甚至还可以触及跟经济研究相关的其他领域学者的观点。通过这批精英知识分子在经济方面的言论，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有意思的是，在这种总体观感下，若细究文献，可以发现经济学者们所依赖的概念工具、思维路径和研究重点，不尽一致。所谓的中国经济学界，在初步形成时就包含了众多派别，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理论异彩纷呈，这恰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相呼应。1925年至1927年国民革命留下的丰富的政治、思想遗产，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的分歧，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以及动荡的社会环境等，都使经济学界的思想分野日趋加剧。本书选择的三份期刊，政治立场不一、主体作者教育背景与生活环境相异，刊物存续时间较长，可以较为充分地展现当时经济学界言论的多样化、复杂性和争议性。这种多样与复杂，其背后实质蕴含的是“主义”之争与对政治发展道路的不同设计。学术与政治，在时代大变动中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关系。

二 研究现状

经济学界的言论纷繁复杂，言论中成体系的精华部分可谓之经济思想。据笔者管见，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学术界与本书研究相关的成果如下：

抗日战争结束后，经济学者对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作过一些总结。如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方显廷的《二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研究》和《民元来我国之经济研究》^[13]，对民国建立后尤其是1927年后农业、工业、金融财政和国际贸易等领域比较出色的学者和代表作，以及著名的经济学研究机构和期刊多有罗列。夏炎德在1948年出版的《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一书中，对民国时期重要经济学家如马寅初、刘大钧、李权时、唐庆增等人的经济思想，作了中肯的评述，并认为当时的经济学家仍停留于接受、传播外来思想时期，而未进于自谋创造时期。^[14]

改革开放以来，有多部近代经济思想史和货币思想史方面的论著问世。如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资料翔实、体系完整，在学术界较早地将“近代”的概念延伸到1949年。该书用三章的篇幅介绍了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方经济理论及应用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的发展概况，为本项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大量参考信息。^[15]马伯煌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概述了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者、国民政府当权者、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文化界的经济思想和主张，对于本书重点关注的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经济问题、货币改革和经济建设思想，均有专门论述。^[16]叶世昌、施正康所著《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综述了自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国的思想家们在对外通商、金融建设、建设资金、企业制度和面向市场的农业发展诸方面的思想，并反复提到20世纪30年代一些重要的富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著作，如马寅初的《中国经济改造》、《中国之新金融政策》、武堉干的《中国国际贸易概论》、章乃器的《中国经济恐慌与经济改造》、尹文敬的《财政学》、吴承禧的《中国的银行》、崔晓岑的《中央银行论》等。^[17]

专论方面，钟祥财的专著《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是迄今为止围绕白银问题和货币改革理论所做的最权威研究。^[18]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中，有关国民政府时期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的论述，颇为详细。^[19]聂志红在《民国时期的工业化思想》中认为，工业化思想是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主流，反映了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变革需要。整个工业化思想体系既有宏观的路线设计，又有众多微观理论，相互关联、较为完整，而且具有强烈的务实性。^[20]近年来，严清华和邹进文主编了一套“民国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包括《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民国会计思想研究》等。这些专题研究都为本书提供了参照视角和有益启发。

另外，相关重要论文为数甚巨。有关统制经济思潮的研究非常深入，在此特别提出。黄岭峻曾先后发表《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和《“统制经济”思潮论述》，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的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思潮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21]郑会欣的《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一文，指出统制经济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行的一种学说，并且与国民政府加强国家资本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统制经济很快便得到政府的认同，并付诸实践。^[22]钟祥财研究了统制经济的文化传统和哲学渊源，富有创见。^[23]

在笔者之前，已有学者利用期刊对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如阎书钦的专著《国家与经济：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论争》^[24]，以《新经济》、《大公报》和《经济建设季刊》为主要材料，全面研究了抗战时期知识界对经济建设所包括的重工还是重农、计划经济还是自由经济、国营还是民营等问题的探讨。虽然阎书钦探讨的是抗战时期，对象也集中于经济建设思想，但是他集中运用几个刊物的全部相关文章，而不是一鳞片爪地随意选取一些当事人的文章和专著，这一研究方法给人以有益的启发。

总之，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看，当代学者所做的关于农村金融、废两改元、法币改革、关税改革、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实证研究，使笔者可以将当代学者对经济事件的研究角度和结论，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者的看法有所比对，对于评论30年代经济学者的理论水准、感受其忧国情怀等，都有很大帮助。由于这部分文章数量太多，此处不再一一罗列。

最后，对于《经济学季刊》、《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情报》三份刊物本身的研究，并不多见。孙大权在《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25]中有一章为“中国经济学社的学术活动和举办的学术事业”，下设的一小节“创办刊物”中涉及对《经济学季刊》的介绍，说明了此刊的发行情况、作者群和主要内容。方小玉的博士论文《民国〈经济学季刊〉（1930—1937）研究》，则是以《经济学季刊》为对象的专门研究。^[26]另外，《中国经济》作为人们普遍熟悉的经济学界刊物，在论述20世纪30年代某一经济事件或现象时，经常会被征引，但是这种征引多是个别的，为作者所研究的特定课题服务，而以刊物为基础的系统研究尚未见到。《中国经济情报》周刊则更少被人关注。

总之，现代学者对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言论的总体认识还较为模糊，除了有关工业化的道路问题、统制经济思潮和货币改革理论的研究比较详尽外，其他言论还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对于《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情报》这两份杂志所代表的经济学者群体的研究更为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