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用事之法：以陈绎曾为中心的考察

用事之法，即如何在诗文中使用“事”。在中国古典诗歌源远流长的发展史中，尤其是从宋至清，诗学家总结了诸多的用事方法。他们主要在诗格、诗法类著作中讨论，在诗话、词话等著作中则较少言及。或许，此乃“体裁”限定，前者多注重技法传授，后者偏向与文本有关的“话”题，同时，也彰显了二者的诗学价值有别。诗格类著作在古代学者或现当代学者心目中的地位并不高，即使在今天仍然或多或少受到轻视，更缺乏深入研究。据现存文献，宋人最早开始对用事方法进行分类，但还不够深入。以陈绎曾为代表的元代诗学家，在继承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列出了20余类诗文用事方法，陈绎曾是胪列名目最多的古代诗学家，最为全面地整理了用事方法。其后，明代诗学家多引用他所列出的用事方法。在这些用事方法中，古代诗人采用最多、诗学家最为关注的主要是明用、暗用、正用、反用四种基本用事方法。

一　宋人的初步总结

虽然用事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对其具体的使用之法进行分类，则开始较晚。刘勰的《文心雕龙•事类》提到了一些用事的具体方法，却没有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和命名。现存的唐人文献中，也没有发现进一步的探索。逮至赵宋，人们才开始总结诗歌用事的几个基本方法。

宋人中较早对用事基本方法进行总结的是严有翼，他在《艺苑雌黄》中将用事之法分为直用和反用两种类型，并且还通过具体事例进行说明，他说：

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李义山诗：“可怜半夜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虽说贾谊，然反其意而用之矣。林和靖诗：“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虽说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学业高人，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然蹈袭前人陈迹者，何以臻此！[51]

严有翼通过实例说明了何谓“反用”故事，即指诗歌使用和故事原意相反的含义，从而达到反讽效果。文中所举李商隐和梅尧臣的两联诗例即是“反用”，李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孝文帝本应求贤而召贾谊，可见面之后却不谈治国策略而讨教鬼神之事，确非一国主所谊。后一联的情况大致相同，说明司马相如的政治价值在于他所作封禅之书，而汉武却最爱其辞赋。这样使用故事的好处在于通过反讽凸显故事主旨，制造出较为丰富的戏剧性效果，启人深思。后来范晞文《对床夜话》卷四也提到了这种“反其事”的用事方法。可见，反用法在古代比较受关注，它是人们用事创新的重要艺术手段。

除此之外，宋人还总结出了另外几种用事方法。如范温《潜溪诗眼》曾云：“有意用事，有语用事。”他说：“李义山‘海外徒闻更九州’，其意则用杨妃在蓬莱山，其语则用《邹子》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如此，然后深稳健丽。”[52]从范温对李商隐诗句用事的分析，可见他所谓的“语用事”指诗人侧重于使用故事在原文中的语句形式，而非该故事在原语境中的含义；“意用事”则指侧重运用故事在原语境中的含义，而非其原文献中语词形式。

惠洪也提供了几种用事法，如“分布用事法”和“窠因用事法”：

分布用事法

君不见，君不见滹沱流澌车折轴，公孙仓皇奉豆粥。湿薪破灶自燎衣，饥寒顿解刘文叔。又不见金谷敲冰草木春，帐下烹煎皆美人。萍薤豆粥不传法，咄嗟而办石季伦。干戈未解身如寄，声色相缠心已醉。身心颠倒不自知，更识人间有真味。岂如江头千顷雪色芦，茅檐出没晨烟孤。地碓舂秔光似玉，沙瓶煮豆软如酥。我老此身无着处，卖书来问东家住。卧听鸡鸣粥熟时，蓬头曳履君家去。

君不见长安画手开十眉，横云却月争新奇。游人指点小颦处，中有渔阳胡马嘶。又不见王孙青琐横双碧，肠断浮空远山色。书生性命何足论，坐费千金买消渴。尔来丧乱愁天公，责问君家笔砚中。明窗虚幌相妩媚，要令晓梦生春红。维摩居士谈空尘，结习已空花不住。故令天女御铅华，千偈翻澜无一语。

前东坡《豆粥诗》，后《眉子砚诗》也。何谓分布用事法？曰：凡二事比类于前，而后发其宏妙也。

窠因用事法

“陆机二十作《文赋》”，又曰“看射猛虎终残年”，此略提其用事之因，不声其所以然。若此者多如排布用事，非高才博学者莫能也。[53]

“分布用事法”指先排列两个故事，然后再点出其意义；“窠因用事法”指直接复述故事，既不交代用事的原因，也不说明所用事的含义。

此外，葛立方（？—1164）《韵语阳秋》卷十记载了“暗用”之法：

陈绎奉亲至孝，尝作庆老堂以娱其母。介甫赠之诗云：“种竹常疑出冬笋。”暗用孟宗事；“开池故合涌寒泉”，暗用姜诗事。[54]

从葛立方所举的例子来看，“暗用”当指诗人将故事和诗句高度融合，使读者通过具体语境来判断所引何“事”，这是宋人较为常用的用事方法。此外，曾季狸在《艇斋夜话》中也提到“暗用”，姜夔还提出“熟事虚用”之法，但都没有进行具体而深入的论述。

综上所述，宋人已经总结几组用事法，名目主要有：直用、反用；明用、暗用；实用、虚用；意用、语用；分布用事法、窠因用事法等。当然，以上还不能完全概括当时诗人的用事实际。元明之际，人们开始着力总结用事之法，其中，元人贡献颇大，总结了20多条类目。

二　元代的集大成

从现有文献来看，元代是诗法大盛的时代，留下了大量诗法（包括部分“文法”[55]，因为他们将诗歌看成是“文”的一种）类著作，其中多有谈及用事法者，而且分类比较琐细，所列项目也较为奇特。元代最热衷于总结用事方法的莫过于陈绎曾。今存有他几部论诗文做法的著作，而最有名者当属《文筌》。在该书中，他列出13种用事方法：这13种方法的分类标准并不一致，其中有些类别既相近又略有区分，如“藏用”和“暗用”均指不直接点出故事的文献来源，但两者隐藏内容的方式却不尽相同，前者强调不直接暴露所用之事的出处，后者则侧重于故事和文句的高度融合。又如“历用”和“列用”都指在作品中罗列故事，前者侧重于按照时间先后排列，后者则仅指排列而已。

正用者，本题的正必用之事。

历用，历用故事，排比先后。

列用，广用故事，铺陈整齐。

衍用，以一事衍为一节而用之。

援用，顺引故事，以原本题之所始。

评用，引故事因而评论之。

反用，引故事，反其意而用之。

活用，借故事于语中以顺道今事。

借用，事与本说不相干，取其一端近似而借之。

设用，以古之人物而设言今事。

假用，故事不尽如此，因取为根，别生枝叶。

藏用，用事而不显其名，使人思而自得之。

暗用者，用古事古语而暗藏其中，若出诸己。[56]

须注意的是，《文筌》所列的用事方法均总结自辞赋，而非诗歌。在陈绎曾与友人石柏合著的《诗谱》中，他们只列了五类用事之法：

正用的切本题，必然当用。

反用用其事，而反其意。

借用本不切题，借用一端。

暗用用其语，而隐其名。

活用本非故事，因言及之，此乃用事之妙。[57]

这里所列5类用事方法当节选自《文筌》。相对于《文筌》中的13类用事方法，《诗谱》只列出5类，他们或许认为诗歌最常用的用事方法并没有“赋”那样繁复。当然，《文筌》中的列用、历用、评用等方法，从创作实际来看，并不适用于诗歌，因为中国古典诗歌很少运用故事的排列等手法。

除了陈绎曾，元代徐骏也对用事方法作了细致的总结。在《诗文轨范》之《用事法第六》中，他列出9类诗文用事方法：

正用者，故事与题事正用者也。

反用者，故事与题事反用者也。

借用者，故事与题事初不类，以一端相近而借用之者也。

暗用者，用故事之语而不显其名迹。

对用者，经题用经事，子题用子事，史题用史事，汉题用汉事，三国事用三国事，韩柳题用韩柳事，佛老题用佛老事，此正法也。

援用者，子史百家题用经事，三国题用周汉事，此援前证后亦正法也。

比用者，庄子题用刘子事，前汉事用后汉事，柳题用韩文事，亦正用之变也。倒用者，经题用子史，汉题用三国，此有笔力者能之，非正法也。

倒用者，经题用子史，汉题用三国，此有笔力者能之。非正法也。

泛用者，于正题中乃用稗官小说、谚语戏题、异端鄙事为证者，非大笔力不可。变之又变也。

凡用事但可用其意而融化入吾文，三语以上不可全写。[58]

和《文筌》相比，徐骏所列类别少了“历用”、“列用”、“评用”、“设用”、“假用”、“衍用”、“活用”和“藏用”等名目，却多了“扳用”、“对用”、“比用”、“倒用”和“泛用”等，他对所列9类用事方法的解释都比较明晰。此外，徐骏和陈绎曾对相同名目用事方法的定义和说明分歧甚大，如陈绎曾认为“暗用”即将故事“暗藏其中”，而徐骏则认为是“用故事之语而不显其名迹”，与《文筌》中的“藏用”更为接近。后来，明代鲁鼎《文式》中的分类则与此一致，共列出8类用事方法。[59]

《文筌》、《文式》、《文法》、和《诗谱》等书对用事方法进行了总结和分类，列出了正用、历用、列用、衍用、援用、评用、反用、活用、借用、设用、假用、藏用、暗用、反用、对用、扳用、比用、倒用、泛用等19类用事方法。这说明在元明之际，人们对用事方法的探索，不断推向前进，已经达到新的层次。同时，这些材料也折射了他们的用事观念，为勾勒这一时代的诗学思想提供了可能。

三　明清以沿用为主

到了明代，胡应麟在总结杜甫诗歌用事方法的基础上列出了8类用事方法：

杜用事门目甚多，姑举人名一类，如：“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正用者也；“聪明过管辂，尺牍倒陈遵”，反用者也；“谢氏登山屐，陶公漉酒中”，明用者也；“伏柱闻周史，乘槎似汉臣”，暗用者也；“举天悲富骆，近代惜卢王”，并用者也；“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单用者也；“汲暗匡君切，廉颇出将频”，分用者也；“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串用者也。至“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侍臣双宋玉，战策两穰苴”，“飘零神女雨，断续楚王风”，“晋室丹阳尹，公孙白帝城”，锻炼精奇，含蓄深远，迥出前代。[60]

胡应麟从中总结出正用、反用、明用、暗用、并用、单用、分用、串用等8类用事方式，其中后四类与所用故事的数量有关，不同于陈绎曾等人的分类。这8类又可分为四大类别，每一类两两矛盾对立。胡应麟结合诗例总结的用事类型，较为具体形象，对于研究用事的学者而言，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明代，除了胡应麟对用事方法做了新的总结外，人们几乎都沿用元代诗学家的成果。由此可见，陈绎曾等人对明代诗学产生了较大影响。明代诗学著作多引用他们的言论以总结用事方法，如高琦在其著作《文章一贯》中就总结了“十四种”用事方法，分别是：

正用：本题的正，必用先后。

历用：历用故事，排笔先后。

列用：广引故事，铺衬整齐。

衍用：以一事衍为一节而用之。

援用：顺引故事以原本题之所始。

评用：引故事，因而评论之。

反用：引故事，反其意而用之。

活用：借故事于语中，以顺道今事。

设用：以相之人物而设言今事。

借用：事与本说不相干，取其一端近似者而借之。

假用：故事不书如此，因取其根，别生枝叶。

藏用：用事而显其名，使人思而自得之。

暗用：用古事古论暗藏其中，若出诸己。[61]

据现有资料，他所列出的用事方法实际只有“十三”种而非标题所言“十四”种。此外，高氏所列13类用事方法，皆抄自陈绎曾的《文筌》。

此后，梁桥也沿袭了《诗谱》关于用事之法的分类，其《冰川诗式》列出了如下五种用事方法：

故事有五，曰：正用的切本题，的然当用；曰：反用，用其事而反其意；曰：借用，本不切题，借用一端；曰：暗用，用其语而隐其名；曰：活用，本非故事，因言及之，此乃用事之妙。[62]

虽然古代诗学家列出了林林总总的用事之法，但就诗歌创作的实际而言，诗人常用的用事方法并不多，因此周履靖在《骚坛秘语》中仅列出如下四种：

正用：的切本题，的然当用。

反用：用其事而反其意。

借用：本不切题，借用一端。

暗用：本非故事，因言及之此乃用事之妙。[63]

与前述比对，周履靖所列出的四类用事方法，皆源自陈绎曾的《文筌》和《诗谱》，然而他只选取了四类。

降及清代，诗学家也多认为诗歌用事仅包括少数几种，如明末清初的费经虞曾云：“用事之法，有实用、有虚用、有反用、有借用。”[64]后，方南堂也仅列出四种常见的用事手法：

古人于事之不能己于言者，则托之歌诗；于歌诗不能达吾意者，则喻以古事。于是用事遂有正用、侧用、虚用、实用之妙。如子美《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云：“万岁持之护天子，得君乱丝为君理。”此侧用法也。刘禹锡《葡萄歌》云：“为君持一斗，往取梁州牧。”此虚用法也。李颀《送刘十》云：“闻道谢安掩口笑，知君不免为苍生。”此实用也。李端《寻太白道士》云：“出游居鹤上，避祸入羊中。”此正用也。细心体认，得其一端，已是名家，学之不已，何患不抗行古人耶！[65]

比较周履靖和方南堂所总结的用事方法，其名目差别较大，除了“正用”外，其他三类都不一样。方南堂所谓的“虚用”和周氏“暗用”相似，“实用”和宋人所言“明用”相似，而“侧用”则指暗示用事而不明说。此外，清代谈到用事方法者也多持如是观点。

综合宋、元、明、清各代诗学著作关于诗歌用事之法的论述，我们可以明确指出，诗人最常用的用事方法为：正用（或直用）、反用、明用、暗用四类。近年来“用典”研究的力作——罗积勇的《用典研究》，虽不针对古典诗歌，但也主要针对这四类用事方法来展开研究。虽然罗氏并未系统总结所有古人所列用事类别，却看到在古代诗文中用典之法主要有四种修辞方式，进而围绕此四类用典修辞方式展开用典研究。这四类用事方式，可能也启发了许理和等汉学家对于用事类别的划分。